用陆伯彬自己的话来说，走上研究中国之路纯属机缘巧合、幸运使然。1981 年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旅游，很快就被静谧的故宫和蓄势待发的沿海城市所深深吸引。此后，他又无数次回来，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转变和发展，也希望为中美两国增进理解贡献力量。
陆伯彬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现在已经是美国最受敬仰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但他很谦虚，他说要感谢中国同僚们的帮助，正是在和他们的交流沟通中，他对中国复杂多样的社会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学者，陆伯彬认为中美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要归功于两国同时采取了实用主义外交策略。在他看来，实用主义精神依然适用于当前大国博弈愈演愈烈的世界。他相信，随着中美各自的影响力越发重叠交错，如果双方都能学会互相妥协、践行实用外交，那么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下去。
实用外交让中美实现建交
采访组：1979年中美建交时，您在哪里？对此有怎样的记忆？
陆伯彬：美国和中国于1978年12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宣布关系正常化，即将建立外交关系。那个时候，我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应该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呢。那当然是很激动人心的一段时期，我们都在看电视，我对邓小平1979年1月的访美之行印象深刻，清晰地记得他去得克萨斯州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戴上了牛仔帽。至今，我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一幅邓小平戴着牛仔帽的照片，因为我认为那体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多么重要，中国非常想和美国建立友谊，美国也非常愿意回应并与中国合作。
采访组：您对中美建交过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您认为中美成功修好的关键是什么？
陆伯彬：在一个层面上，是因为中美在反对苏联扩张上有着共同利益。出于应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美国和中国不得不想办法搁置两国间的矛盾冲突。比如，美国意识到，中国对北越的支持没有中美合作抵抗苏联那么重要。中国也意识到应该集中精力应对苏联威胁。1969年发生了中苏边境战争，还有可能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中美在国家安全上的共同立场迫使两国想办法在双边问题上妥协。
而在外交层面上，我们两国的领导人都很现实，没有允许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或内政压力阻挡我们解决更重要的问题。尼克松虽然历来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但他在安全问题上可以是个现实主义者。当时，在中国方面，美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而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但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毛主席也可以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妥协，从而确保中国的安全。所以是现实主义精神让我们找到了共同的道路，合作抵抗苏联。
采访组：中美在建交谈判中遇到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障碍，比如台湾问题。在实际过程中，两国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
陆伯彬：美国对中国做出了承诺，保证会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将与台湾当局断交，以便和中国建交。对此，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秘密谈判中表达得很清楚。此后，我们也一步步向那个目标迈进。
中国方面出现过一些不满，但苏联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推进中美关系。卡特政府一开始其实并不急于实现中美建交，但面对苏联的核武政策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他和布热津斯基还是决定必须要对中国做出妥协。最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了，同意与台湾断交、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这些举措为中美建交扫清了障碍。
采访组：回顾历史，您认为我们可以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中学到什么？
陆伯彬：80、90年代的时候，中美两国出于自身的利益，都认识到妥协和谈判的必要性，这对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稳定都非常重要。当时在美国和中国还没有突出的民族主义问题，两国的国内政治都支持进行一定的妥协。如果我们能在谈判时不被国内政治因素绑架，那我们就能找到方法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降到最小。
我认为，现在中国必须在经济问题上妥协，美国必须在安全问题上妥协。面对中美实力变化的新现实，两国都需要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正像毛主席、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那样，审时度势并做出相应妥协。换言之，随着大国权力转移的演变，大国领导人们需要再次运用实用主义精神，衡量安全和经济利益。
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
采访组：如今已经没有了苏联的威胁，中美的实力对比也改变了许多。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陆伯彬：中美关系如今变得更加艰难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美国则是一个守成大国。中国想在东亚推进安全利益，和美国海军达到某种均势，这都可以理解，因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盟国包围了中国。这带来了一个新挑战。
但这完全不是一场新冷战，因为中美在广泛领域有着紧密的纽带，无论是文化、教育还是贸易。冷战期间，苏联切断了与美国在很多方面的联系，既不想要美国的投资和贸易，也不愿与美国进行文化交流。
在两个大国间，安全问题通常是最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美国眼看着中国发展壮大，正在思考如何应对，比如，如何应对中国海军的崛起？是不是要加以阻止？在中国方面，问题在于中国准备持有多少耐心，是否想尽快改变地区秩序以推进中国的安全诉求。由于中国可能急于求成，而美国又可能不愿接受改变，两国的冲突有可能升级。
此外，我们也有经济冲突。中国的国内经济体系是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和投资法律形成时，中国还不那么强大。当时中国确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贫困人口，内陆地区也比较落后。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次于美国。所以美国和欧洲、亚洲等地的一些国家都说，中国应当改革调整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规则。中国则表示，希望获得和其他经济大国平等的竞争环境。
美欧国家将会要求中国改变，并寻求各种途径进行施压。中国会加以抵制。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只要这些分歧继续存在，经济冲突也可能会升级。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因为我相信贸易战对两国都不利，会产生反作用。美国、欧洲或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中国进行妥协和改变，现在也不明朗。这个过程会很艰难，有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采访组：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是否也是向中国施压的筹码？您对此怎么看？
陆伯彬：在许多方面，特朗普政府都不得不对一个更自信的中国作出回应。最明显的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总统已经开始发起了一场贸易战。而在地区安全层面，相比之下他在外交表述上安静得多，没有前几任总统那么直言不讳，也没那么积极。总的来说，特朗普主要还是仰赖政府中的相关专家处理安全领域的外交问题。美国仍然担心中国的崛起给东亚安全问题带来的影响。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都明白，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军事上有着雄厚实力，经济上更为自信，也是一个更难让美国对付的中国。
如今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可以说“不”了。在世纪之交，中国有很多此类书籍。现在中国真的可以说“不”了，而且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更能对美国说“不”。美国当然也可以对中国说“不”。当两个大国互相说“不”时，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冲突变得更多，局势也更紧张。两国都相信自己可以在做最少妥协的情况下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所以问题就更难解决了。
特朗普今天面对的就是一个可以说“不”的中国。他觉得那令人烦恼，因为他的贸易战并不起效；我们的国防部也感到烦恼，因为中国的海军和海警仍在南海和东海保持活跃。对美国来说，期望中国像以前一样因为美国压力做出妥协，是一个错误，因为现在形势不同了。
采访组：您曾在2012年撰文批评奥巴马的“转向亚洲”战略，认为这一政策从根本上误读了中国的决策层。您认为“印太战略”是否是“转向亚洲”战略的延续，还是有所不同？
陆伯彬：我认为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逻辑并没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基于中国的崛起或增长的实力，而是国内社会因素使然。那时世界还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之中，中国领导层更担心中国国内的就业率、通货膨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日益增强的影响等问题，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考虑舆论压力和民族主义浪潮。但今天，中国的领导层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加强中国安全方面显得更加主动、大胆。
在某些方面，“印太战略”是一个新战略，表示美国必须和南海、东海、黄海之外的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认为崛起的中国正在扩大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需要寻找新的盟友，与那些不会轻易被中国压力左右的国家进行战略合作。这就包括印度和澳大利亚——我们和印度已经达成了新的海军合作协议，美国在西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正在增加；另外，我们也加强了美日同盟。美国认为，这三个国家是美国更为稳定的战略伙伴。
采访组：您认为中美之间会不会打响新的军备竞赛？这会给东亚安全和稳定带来什么影响？
陆伯彬：冷战告诉我们，两个核大国之间都不会真的使用核武器。如果爆发军备竞赛的话，在东亚地区只可能是海军之间的常规武器竞赛和实力抗衡。实际上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竞赛有发展势头。也许未来我们需要考虑采取措施进行军备控制，那也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
军备竞赛当然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东亚地区的很多国家将被迫选择站边。比如，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都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个阵营。这对他们并不利。对整个地区而言，最好是有一定的灵活度、模糊性和可操控性，这样各个小国才能和两个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总而言之，军备竞赛一定会损害地区安全。这也会让中国和美国消耗大量财力。我相信两国都更愿意把钱花在其他地方。
采访组：您曾经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不是威胁，因为中国军力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有理由发展军事实力，而某些美国人对此反应过度了？
陆伯彬：毛主席曾说核武器是纸老虎，但毛主席认为需要发展核武器，因为这样可以保障中国的安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就开始发展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让中国变得更安全。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明白，当年的中国军事力量落后于世界水平，这使得中国缺少安全保障，但中国有耐心。这就是和平崛起的智慧所在，中国人明白当务之急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和科技，而不是花钱买一些被人家淘汰的不那么有用的武器。所以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中国的GDP、外资投资、科学技术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直到2012、2013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在建设海军、空军等领域加大资金投入。我认为这完全合情合理，毕竟美国在中国周围一直享有海上独霸的地位。一个在科技和经济上实力更强的国家，自然想要发展军事力量，这是无法避免的。崛起的大国都是这样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会想要削弱美国在其周边的海上军事影响，就算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美国盟友。有些人认为中国这样有挑衅之嫌。我倒认为这完全不出意料。任何一届中国政府都会这样做的。就像中国自然要保障本国安全一样，美国也自然要保障其自身安全利益。我不认为中国这样是好斗生事，我认为美国的反应也不奇怪。确实存在中美利益冲突。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
妥协的智慧能让中美加强合作
采访组：您对台湾、南海、朝鲜等地区安全问题都曾做过研究，您认为中美之间最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有哪些？
陆伯彬：如果我们看看东亚的利益冲突点，那就包括朝鲜半岛、台湾问题和南海领土争端。但这些问题本身都不是潜在的战争源头。与其说问题是这些具体而急迫的冲突，不如说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我们都知道权力转移并非易事。一个崛起的大国想改善安全状况、改变秩序，而守成大国则想维持现有的秩序、保持其安全状况，所以紧张关系就与日俱增。纵观历史，这是最难管控的一个过程。小冲突可以升级为大问题，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因为真正利益攸关的是地区均势和大国安全。我认为，那是会导致战争的更大风险。
但是，权力转移本身不会导致战争，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这可能会造成大的危机，但不会自然引向战争。战争不是由单一事件而决定的。我们希望领导人们都能谨慎权衡、张弛有度，采取实用主义策略，这样就不会被民族主义和舆论民意所绑架，管控好各自的军事机构和力量。这样的话，就算一个小问题引发危机，军方也能够懂得妥协的智慧，不让冲突升级。
采访组：保持多方面的交流联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因素，但现在无论在贸易还是教育领域，似乎都面临许多挑战。您认为这些稳定因素现在正在面临威胁吗？
陆伯彬：特朗普总统似乎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有敌意，包括民间关系、学术交流，以及经济领域。我们需要明白，这些有的与特朗普总统个人风格有关，有的则反映了美国与日俱增的对中国崛起的安全担忧。所以美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高新科技。但中美经济还有许多方面可以互动并合作，我想，一旦我们度过了贸易战，我们双边关系中的合作面就可以变得更加大。
我想人文纽带还会继续下去，两国人民间的来往还会继续，学术交流也会继续下去。未来两国在往来人员类型上可能加大限制，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好事，但我们的交流和联系是不会断的。
采访组：您认为中美两国在哪些方面还可以继续推进合作？
陆伯彬：有许多方面，比如共同应对国际毒品泛滥、人口贩卖等问题，共同推动环境保护、核不扩散、第三世界治理等等。中美可以在这些事务上妥协并合作。幸运的是，中美关系并不是在所有层面都是零和游戏。冷战时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零和的，和苏联在任何问题上合作都非常困难。但如今我们可以把问题分割开来，有些领域可以合作，有些领域无法合作。
采访组：您认为中美关系在接下去40年的基调会是什么样的？
陆伯彬：预测未来很难，4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未来对中美两国来说，两大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各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问题。
对中国来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债务正在增加，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提高。如果继续试图加大债务刺激经济发展，那可能会导致对经济的缓慢侵蚀，这将伤害中国的崛起。同样关键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化和民意的变化，能不能在政策制定上保持弹性。
美国也面临同样的两个问题。美国如今债务很高，基础设施和军费预算却很有限，还有降低税率的压力。这当然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很多难题。美国需要想办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控制赤字，允许在关键领域支出更多。我们是否能做到还不一定。我们的国会似乎很僵化，两极分化严重，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无法合作，我们就无法妥善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
中美两国都面临严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谁能更好地管理好自己的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从过去40年来看，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初，中美实现破冰、签署《上海公报》时，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如果我们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能够尽量不被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所绑架，专注于各自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运用实用主义外交，那么不管国内环境多么糟糕，我们都能够处理好大国权力转移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采访组：很多人说特朗普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认为他的实用主义风格对中美未来是机遇还是挑战？
陆伯彬：有些人觉得特朗普是实用主义者，说他处理国际政治问题的风格是交易型的，讲求双边谈判。但我认为他做决定太随性，没有好好咨询他的顾问团队。他非常不可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经常感情用事，利用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癖好加剧了中美冲突的升级，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也是适得其反的。如果要让中美关系变得更稳定，恐怕一方面需要等到美国领导人换届。
采访组：您对中美关系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最大的担忧又是什么？
陆伯彬：我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担忧是互相关联的。我最大的担忧是，两国会出现民族主义、缺乏耐心、不够灵活、沽名钓誉，这样会使冲突加剧，危机可能失控。如果大国不认清现实，允许民族主义、国内政治和价值包袱驱动外交政策，那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我最大的希望是，我们在处理中美权力转移时，可以将冲突和军备竞赛降到最小。我希望中国领导层能耐心允许和平的政治改革。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素来非常成功，中国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保护了东亚的安全环境。我希望美国能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接纳中国，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这对两国都很难，但那就是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