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亨利·基辛格等人联袂出版最新论著《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这次基辛格把目光对准人工智能领域——这一具有前沿性、战略性、关乎人类未来的大议题，甚至直接关乎人类生死存亡。基辛格在全世界政学两界均有很大影响力，是双栖名人。他一是官场得意，出任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国务卿；二是学场得意，学术功底深厚，著作等身。不过，相对而论，中国人更看重后一点，即基辛格的学识才华。因此之故，基辛格的论著在中国一向颇有市场，其中不少论著有中文译本。中国读者对其论著有褒有贬，但综合评价依然是褒多于贬。
大议题、大框架、大视野、大思考
提及国际战略领域的大议题、大框架、大视野、大思考，我们很难不联想起美国的另一位顶级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以美国如何掌控欧亚大陆为写作框架，也算得上是鸿篇大论。但是，相对于基辛格的《大外交》《世界秩序》《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论中国》等论著，布热津斯基著述的视野、框架、思考，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纵观基辛格的著述，仅就学术品位而论，映入眼帘的第一个特点是气势宏大、视野开阔、颇有通天彻地架势。比如，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开篇序言的小标题是“对世界秩序问题的思考”；在《大外交》一书中，第一章小标题是“世界新秩序”。这些言简意赅的小标题，不但有包罗天地的宏大叙事结构，更有一种要论述如此这般宏大议题、“舍我其谁也”的旁若无人和“基辛格式”的傲慢。在《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第一章小标题是“巅峰上的美国：称霸世界还是领导世界？”；而《世界秩序》一书第七章的小标题则是“‘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其实，无论“称霸世界”抑或是“领导世界”，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都含有美国独步天下、独一无二的意思，只是表述时的感情色彩不同而已。而所谓“代表全人类行事”不过是“代表美国行事”的代名词而已。这种大而化之的设问和回答模式，不仅显示了“基辛格式”的傲慢，也显示了当代“美国式的傲慢”。当然，从学术视角审视，基辛格在这些著述中，不仅从自身的傲慢心态和学术成就出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提出了一些宏大的哲学命题，也确实按照自身立场和学术思考框架与惯性，建构起有关世界秩序、大外交时代、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关系等议题的宏大叙事。
历史分析与国际政治分析互联互通
基辛格的著述通常沿着历史线索与时间坐标纵向展开，是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但他在进行归纳总结时，又转化为横向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叙事，得出的是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及实践相关的思维升华和“指导性”结论。甚至其对宏大议题的设问模式，也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逻辑相一致。他从历史叙事转向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叙事，是在不知不觉中顺势完成的。如此顺水推舟、平滑过渡实现历史叙事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叙事的互联互通，是基辛格著述的风格、成就、特征，也是他作品思想性和感染力强的重要源泉。这一最见学术功力和思维深度的叙事模式，是不少学者孜孜以求、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术境界。
在基辛格早期的著作中，历史叙事与国际政治叙事的分野较为明显。例如，《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是他早期经典的国际政治和战略理论叙事，而《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等，则有更明显的历史叙事印迹。但其后期著述，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著述，更多地联通历史叙事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叙事。例如，《大外交》一书的叙事起点和重点是国际关系史，从近代黎塞留、威廉一世到皮特、俾斯麦，再到现当代的罗斯福、丘吉尔、阿登纳、戴高乐，以及从近代的拿破仑战争、“欧洲协调”到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娓娓道来，是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然而，他的叙事归依以论证“世界新秩序”为写作目标，其最终结论是“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属于国际政治范畴。
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的叙事逻辑也是如此。该书分别对欧洲体系、中东乱局、亚洲多样性、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等分别进行历史叙事，再九九归一，得出国际政治结论：“当今时代的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而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
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互为表里
基辛格的著述多为宏大叙事，确实属于大议题、大框架、大视野、大思考范畴，如世界秩序、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关系、大外交、大战略等，但其宏大叙事源起于对细微末节的微观叙事与微观解析，是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互联互通、互为表里的综合性作品。
在《大外交》一书中，基辛格涉及数百年来世界主要大国的数十位主导各国外交事务的领袖政要，对这些各国领袖政要的生平、观念、行为逻辑和外交活动等都进行过盘点式的微观叙事和解析。例如，他对17世纪主导法国外交事务的黎塞留的微观叙事和解析，就包括黎塞留的家世、宗教背景、时代条件、思想观念及其具体施政措施等。同样，他对丘吉尔、戴高乐、戈尔巴乔夫等各国领袖政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微观叙事与微观解析也是如此。然后，他又在书中把这些微观叙事、微观解析的涓涓细流汇入宏观叙事，使之汇合成理论洪流，服务有关世界新秩序及大外交、大战略的理论思考和综合性判断。
基辛格对中国的论述，也具备历史分析与国际政治分析、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互联互通、互为表里的特征。在《论中国》一书中，基辛格先从分析中国围棋棋理及其博弈特征以及《孙子兵法》这些微观叙事入手，得出中国人在战略上较之西方人更看重“势”而非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更看重“不战而屈人之兵”而非通过战争消灭多少敌军。在诸多这类微观叙事的基础上，基辛格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实体国家，更是一种“文化与文明”的宏大叙事。
正因为具有联通历史分析与国际政治分析、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使之互为表里的特点，其诸多著述尽管以宏大叙事和理论建构为归依，却不显枯燥烦琐，有较强的可读性，易于理解。也是基于这一特征，基辛格不少著述在中国成为畅销书，甚至一些并不从事学术研究、战略分析的普通民众，也有浓烈兴趣阅读。
求“普世”理论之名 无“普世”理论之实
基督教教义及其主要信条是要在全世界替上帝“传道”，让世界各国民众都信奉上帝、皈依基督。不少欧美学者也有此嗜好，总想把西方思想、观念、理论、方法装扮成“普世”产品，推向全世界。基辛格及其著述也逃脱不了如此窠臼。在其著述中，基辛格虽然无时无刻不宣称其求真理、求真相的“普世”姿态，但其著述并未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基辛格首先是美国共和党人，他的著述不能不打上美国共和党人的印记。他对尼克松、艾森豪威尔、里根等共和党人总统的叙事尤其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其次，他是美国人，尤其曾历任美国高官，一切以服务于美国利益为宗旨，其所著《大外交》是美国的大外交、所著《世界秩序》是美国的世界秩序。此外，基辛格还是西方人，是经历过基督教文化熏陶起来的学者，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充斥于他著述的字里行间。例如，在论及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时，他也像大多数欧美学者一样，言必称古希腊、古罗马，言必称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凡此，规定了其著述及其思维不可能中立和“普世”，不可能不代表美国及西方价值观的利益诉求。
此外还要提及，基辛格的著述常常通天彻地、包罗天地，是宏观大论，综合分析是其所长。但是个人精力、能力毕竟有限，在联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过程中，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能通天彻地，总有其不及他人的领域与议题。就基辛格及其著述而论，在分析欧亚地缘政治环境时，就不及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专业、透彻；在分析大国兴衰及其根源时，就不及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揭示的大国兴衰规律深刻；在分析文明与文化时，就不及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文明核心概念把握的专业；在检讨越南战争经验和教训时，尤其不及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一书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坦诚解密和专业评判。基辛格虽然到访中国百余次，但其对中国历史及文化与文明的理解与分析时，依然明显不及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对中国情感的呼应和洞察。凡此种种，进一步显现了基辛格及其著述的局限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如今基辛格已过百岁，却依然笔耕不辍。我们期待这位耄耋智者在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继续发挥余热。
（作者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