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也即交换）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诸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等。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个人或企业）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