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以贸易争端为导火线的全球秩序重构拉开了序幕。在此过程中，快速发展的网络媒体缩短了民众与新闻事件的间隔，多层往复的反馈行为推动着国际国内关系的跌宕起伏。面对繁杂多变的事件，需要从更为宏观的现代化“大历史”视角来看，才能深入理解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牵连，才能揭示宗教元素以及宗教规则在此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分水岭”作用，找到发展中国家跨越现代化浪潮的路径。
一、国际秩序转换中的涉宗教事件
虽然经贸议题一直占据着国际国内媒体的头条，但引起全球关注的几个涉及宗教的事件也不容忽视。
9月22日，中国与梵蒂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中梵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向前发展。
10月12日，土耳其宣布释放以间谍和帮助恐怖团体的罪名定罪判刑的美国牧师布兰森。此前，特朗普政府为此事制裁了土耳其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后又宣布将美国进口土耳其钢铝产品的关税提高一倍。10月1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现在可予以解除。
10月1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罗马教廷拜访教皇方济各，期间文在寅向教皇转达了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访朝的口信。
10月26日，沙特阿拉伯检察官表示土耳其的证据显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被杀系有预谋事件。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沙特在卡舒吉被杀事件中的解释“感到不满”。社会各界对沙特的政教合一体制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些涉宗教事件看似与国际贸易争端、国际秩序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些事件又在很大程度上牵动着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如果从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些事件连接发生并非偶然。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宗教议题的凸显恰恰是现代化进入第三波浪潮的集中表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巨变。
二、现代化进程迎来第三次浪潮
时至今日，发端于16世纪的现代化浪潮仍然没有完成。历史学家钱乘旦先生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运动。”“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现代化是相对于中世纪而言的，中世纪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在中世纪，人的思想受到宗教的束缚，人的精神受到教会的束缚，人的行动受到习俗都是束缚，人的身躯受到封建等级制的束缚，人从生到死，都束缚在一张有形的社会之网中，人从精神到实体，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
现代化是世界各地无法回避的进程，不仅是因为推动者深切感受到了收入增长、行为自由和社会和平的好处，也是因为现代化的先行国家本身都实现了民富国强，有动力也有能力推动现代化的不断深化。这种无法回避的浪潮被李鸿章看做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被孙中山认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过，同时现代化也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要实现一个精神共同体的转变绝非易事。当今各国国内与国际上的诸多事件，说到底，不过是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表现。
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根据人类知识和产业的变化提出了三次浪潮的理论。借鉴该说法也可以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当然，持续推动这三次浪潮次第向前的是那些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主导着、推动着现代化的浪潮依次涌起。
具体而言，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是其经济革新，具体表现为从传统封闭经济向自由贸易经济的转变，其完成的标志是建立以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最早的荷兰、英国完成此转变之后，就开始了打开国际市场的扩张行动。从美洲到非洲，从印度到中国，一个个原本封闭自足的国家被打开国门，不得不接受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洗礼。对于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就是被迫迎接现代化的代表性事件。
不过，经济革新只是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为了保障市场经济不受权力的随意侵犯和扼杀，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又接踵而来。第二次浪潮的核心词是实现以权力制衡与公开竞选为主的民主政治。第二次浪潮带来的国际冲突更为剧烈，一直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结果是在绝大多数国家颁布了宪法，采取了形形色色的民主共和制度。无论这些制度在实际中是怎样运行的，在国家宪法中都明确了政府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也采取了选举的方式来获得合法性。类似的，晚清朝廷为了适应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曾经尝试进行戊戌变法和慈禧太后推动的清末新政，都是为了解决此问题。不过，一直要经过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得以完成。
时至今日，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开始来袭。这波浪潮的主题已经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切换为宗教领域，其目标则是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立的实现。这次浪潮的出现同样有其必然性，是因为，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出现重大挑战。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上的瓦解，也象征着雅尔塔体系最终瓦解。之后国际格局进入了以世界贸易组织和与联合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主要平台的多边经济、政治与文化交往秩序。在这个多边秩序中，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文化方面的规则基本上都是以自觉遵守和软性制约为主。全球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让大部分国家都能够容忍和接受不同模式不同进程的现代化的并存。然而，现代化并不会长久停留在第二此浪潮的阶段。一旦积蓄了新的能量，或者出现了新的失衡，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就会生成和兴起。对此，国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早就发出过预警。“当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对增强、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时，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因此，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进入2018年，这种不协调引发了以宗教自由为主题的第三次浪潮，该浪潮正从在美国扇起“蝴蝶翅膀”并向全球扩散。
三、宗教成为现代化的“分水岭”
为什么现代化先行国家或者说“西方”会将宗教自由作为向全球发起的现代化第三次浪潮？概括而言，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现代化主导国家认识到，宗教自由是确保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必要基础。尽管马克斯?韦伯很早就提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命题，但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界都并未深入认识到经济、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紧密关联。只是在近年来，这些状况才逐步发生改变。一些政界人士逐步接受了学术界所揭示出的宗教影响政治、经济的几种机制。这些机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宗教自由，意味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虽然从表面上看现代化进程的内容是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但其内在的要求则是政教分立与宗教自由的真正实现。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政教分立与宗教自由，政治民主化会因为某种君权神授而被破坏，经济市场化则因为基于某种信仰的各种限制（如禁止利息、外贸等）而无法形成。更进一步来看，只有政教分立与宗教自由得到宪法的切身保障，与宗教自由相关的思想、良心的权利、主张和发表意见的权利、集会和结社的权利等诸多权利才能够得到法律保障，而这些权利无论对于经济市场化还是政治民主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二是缺乏宗教自由，难以形成制衡政府权力的民间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实现还需要有多元化的广泛存在的民间社会。而通常宗教团体是形成民间社会的重要力量。在一个缺少宗教自由的国家中，民间社会很难成长起来，人们也就难以与政府抗衡，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也就很容易被侵蚀。三是缺少政教分立，容易让一些独裁者在政教混同的状况下，形成强大的民粹主义。政教分立是宗教自由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君权神授、极权独裁的重要基础。二战后的许多国家在政教混同的基础上形成了实质性的独裁政权，并在此基础上煽动形成极具攻击性的民粹主义。显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上述机制都让现代化先行国家格外警惕，并且将宗教自由作为现代化第三次浪潮的关键性优先内容。
其二，宗教自由规则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是破解“文明的冲突”的观念“武器”。“文明的冲突”不是军事冲突，其核心甚至也不只是利益，而是信仰、价值观的对立。因此，单纯地用武器、军队和战争并不能够轻易赢得胜利，只有用同样的观念“武器”才能够破解不同文化认同者之间的冲突。而宗教自由毫无疑问是解开文明间对立的最好手段。这不仅是因为宗教自由早已写入《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宽容和歧视的宣言》等国际性和地区性文件，占据了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制高点，而且宗教自由能够赢得大多数人信徒广泛的同情心。
其三，相比经济、政治手段而言，宗教更容易跨越国界实现单方面的“精准”制裁。现代化先行国家在全球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获得利益的时候可以采取“贸易战”、政治攻击以及军事行动等多种方式。不过这些方式都有其缺陷。贸易战会导致两败俱伤；政治攻击会因对他国内政的干涉而违反国际规则；军事行动则容易扩大冲突而且代价高昂。相对而言，以宗教自由为依据进行一些跨国的精准的制裁，则能够对他国内部施加直接影响的同时又不用付出过高的代价。
基于上述原因，能不能实现宗教自由，已经成为各国跨越现代化的“分水岭”。如果能够跨越这一个分水岭，则不再受到国外压力的冲击，有利于进入现代化的新阶段。如果一直未能跨越这一分水岭，则会始终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被动孤立的状态，国内也难以真正获得现代化带来的利益。
四、多边宗教秩序形成中的挑战
当以宗教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化第三次浪潮推进时，国际社会上所争夺的焦点不再是建立怎样的多边经济秩序和多边政治秩序，而是将逐步推动多边宗教秩序的建立。具体来说，就是以某种宗教的规则为中心，设计各国参与的协调机制与交往平台，并且将不遵从该规则的国家排除在外。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多边宗教秩序在形成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挑战之一：美国已经率先开始了多边宗教秩序的建立。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7月份，来自40多个国家的部长级代表，84个国家的民间团体代表参加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首届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在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布了《波托马克宣言》和《波托马克行动计划》，敦促世界各国政府把宗教自由作为优先政策。外界将之称为“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次会议不是一次简单的研讨，事实上，它提出了一个多边宗教秩序的初步架构。这个架构或许一天就成为限制成员资格，约束非成员国家的重要依据。
挑战之二：“一带一路”国家还没有形成多边宗教秩序。“一带一路”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也是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形成多边秩序的一次尝试。不过，就目前的进展来看，“一带一路”国家更多地关注了经贸投资的合作，较少地推动多边宗教秩序的探讨。不过从长远来看，如果“一带一路”国家没有形成多边宗教秩序，由宗教信仰或族群差异所引发的冲突或许会破坏经贸投资的成果。而且，一旦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选择接受美国主导的多边宗教秩序，就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经贸投资的决策。
挑战之三：多边宗教秩序对国内涉宗教问题的直接影响。对于现代化先行国家来说，过去主要采取“热战”或“冷战”来解决武器扩散问题、人权民主问题和移民问题。一旦多边宗教秩序建立起来之后，就可以在这一秩序下利用多种制裁工具对其他国家国内的涉宗教问题进行直接制约或影响。近期，土耳其释放美国牧师的事件就是如此；美国对伊朗等国的制裁也是如此；各国对沙特的批评也是如此。对于这种方式，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寒战”，即通过精准制裁造成的内部恐慌。当然，宗教既可能是影响他国内政的强力手段，也能够成为扭转国际关系的有效途径。例如，朝鲜释放出邀请教皇访问的信号，就是希望以此撬动国际观感。
五、现代化跨越路径的国家选择
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文明间的关键问题是，“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对于大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亚非国家而言，需要认识到现代化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并且决定自己如何应对和参与多边宗教秩序的建设。对于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开始进行现代化转型至今已有120年，虽然历经艰难，已经追随和跨越了现代化的前两次浪潮。面对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或许可以做出以下几方面的
首先，在国家战略层面上重视宗教因素。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宗教因素都发挥着日益重要、不可忽视的作用。宗教同经贸、领土领海、军事等因素都是国家战略上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且宗教因素总是以多样化的方式介入到其他战略问题之中，宗教问题的合理解决也是化解其他战略难题的重要基础。
其次，深入推动宗教法治化。法治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也是中国确立的发展方针。对于形形色色的宗教问题而言，最好的解决途径是采取法治的方式而非简单化的行政命令。这也就意味着，不仅各宗教信仰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对所有的宗教问题都应当依据宪法精神、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进行。不能用政策取代法律的权威，更不能用低位法的条例规定来取代宪法法律等上位法。对于不符合依法治国原则的涉宗教政策应该进行重新审定和清理。只有在国内的宗教治理上实现了法治化的要求，才能够在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占据主动，引领多边宗教秩序的形成。
再次，开展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国际对话与接轨。为了在多边宗教秩序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也为了避免在宗教议题与经贸及政治议题捆绑在一起。需要主动开展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国际对话，占据宗教或信仰自由这个道德制高点，赢得全球广大信众的理解与称赞。在国内宗教法治化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开展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对话。事实上，近期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协议已经表明了，开展国际对话不仅可能，而且能够起到经贸、外交等其他事务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
(作者系安徽工业大学客座教授、统一战线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