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关系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迅速发展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其走向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王冠楠博士在其新著中，从相互依赖的视角出发，对中美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形成发展、动力机制以及演进趋势做出解释和判断，以期更好地理解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尝试回答中美两国能否继续开展经济上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中国将如何在两国经济依赖中创造和施展影响力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相互依赖中的中美：既敏感又脆弱
在贸易领域，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主要表现为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作者提出，在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贸易形态下，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以及中国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加工贸易产业链的终端。虽然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积累较大，但就贸易增加值而言，双方的收益是大体平衡的，中美贸易顺差是“互补性的顺差”。
由于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中国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便成了驱动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关键因素：美国对中国中间品市场的贸易依赖受到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影响；而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依赖受到美国进口消费能力的影响。
在金融领域，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主要围绕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这种相互依赖的具体形式，存在于两国的双边资本循环之中。“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官方外汇储备，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来自其跨国公司”，这一投资结构上的差异，与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市场运行规则的差异密切相关。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美国的经济衰退是通过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对中国造成外部冲击的。在贸易领域，美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人消费水平对中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影响，一旦美国宏观经济条件恶化，对中国出口市场而言是最为重大的威胁，并且会改变亚洲生产网络从而对中国造成间接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在美国宏观经济下行时反应迅速，几乎所有类型的贸易商品都受到了冲击；但是从贸易恢复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恢复能力非常强劲，甚至高于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复苏水平。
在金融领域，美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海外资金的重新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与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这两种依赖性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强化。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对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使中国陷入一种对外部冲击反应过度敏感的对外开放模式之中。
非对称性依赖：恐怖的金融平衡
作者认为，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的脆弱性体现为无法以较小的代价摆脱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与货币依赖；中国难以承担改变这一依赖框架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换言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概念，是中国这种经济脆弱性的基础。
所谓“金融恐怖平衡”，由时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在2004年论及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时提出。这一概念源自冷战时期美苏各自都拥有大量能实现“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器、彼此形成威慑力的“核恐怖平衡”。
按照萨默斯的观点，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是同步的，即全球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行依托于美国；出于对本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受到威胁的恐惧，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主动选择持续向美国输出资本，使美国得以为其经常账户逆差融资，从而维持其整个国际收支的平衡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商品需求能力。
“中国帮助美国政府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美国为中国提供巨额贸易顺差”，两国之间存在的这种“金融恐怖平衡”具有双向的威慑力和制衡力。正因如此，中国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确保本国美元资产与出口战略实施的无奈之举，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上面临的两难困境。
中国与美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在经济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从而也进一步影响着两国在“金融恐怖平衡”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演进趋势，即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或“贸易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资本循环很难绕过“斯蒂格利茨怪圈”（新兴市场国家以资金支援发达国家）和“美元陷阱”（持有过多美元头寸，以致于抛售美元必然导致美元贬值并进而造成资本损失）。
至于主导现行国际金融规则的“债务人逻辑”，则揭示了中国在美元本位制下，陷入美元体系越深，就越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对中国而言，美元体系作为制度层面上可替代性极低的“国际商品”，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投入要素”；这一“投入要素”的缺失将使整个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不具备获得替代选择能力这一点，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的最本质体现，而根本原因，则是中国对美元本位制的过度依赖。
不对等的利益划分与权力分配
通过作者的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之间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必须承认，中国对美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
美国霸权结构中的核心是金融霸权，即由美元本位制所支撑的美元霸权。在美元本位制框架下，中国的崛起与其他新兴大国一样，本质上都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在作者看来，“承认并支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中国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必然选择”。
美国所建立的美元体系使其部分地与外围国家分享了经济增长，尤其是贸易发展方面的权力，即所谓的“权力扩散”。中美两国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权力扩散的模式，从而影响着两国之间的权力划分的现状。
中国在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时，凭借本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占据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一端，从而在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时也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在允许一部分权力向中国扩散的同时，也在特定领域里遏制了中国对其他合理权力的争取。如果说“权力”是对事件过程和结果的控制，那么美国只允许别国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过程之中，而自己却始终保持对各类事务的执行结果的高度控制。
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交集：两国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以正向相关为主；但是在利益交集的基础上，美国则凭借美元霸权和由此形成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占有了更大的利益份额。
在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格局下，美国有能力继续谋取不对等的利益划分。也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不对等的利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试图尽可能地维持这种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然而，相比于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更多的是从影响力的角度维持这种非对称性。当然，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形成了制约，使美国不能完全通过经济手段将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权力制衡：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
作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尝试分析和论证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改善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的建议，从“消极依赖”逐步转变为“积极依赖”。
中美两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不对称的开放程度和不均衡的开放结构，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加剧并且自我强化。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高度依赖，促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国内商品价格体系、资本价格体系和政策优惠方向，都极度偏向出口贸易部门，从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美国并未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输出资本，使国内储蓄流向国外以获得比国内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而是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即借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储蓄支持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美国在中国提供大量廉价商品的条件下，纵容其经济陷入虚假繁荣的陷阱，导致经济泡沫急剧增长最终超出了市场可控的程度”。
在作者看来，“尽管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都存在严重失衡，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使这种结构失衡得以长期存在，从而使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长期处于消极依赖的状态之中”，在满足两国各取所需的同时，也使得各自的经济失衡失去了修正的激励并且不断自我强化。
作者指出，目前中美双方都在呼吁转变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新的增长方式来取代旧的增长方式。其本质是重建经济的平衡发展，即中国不再过度依赖出口、美国不再过度依赖消费。相反，如果过度纵容经济失衡，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市场失灵，从而进一步强化由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最终导致双边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加剧。
基于这一分析，作者提出的“积极依赖”，就是针对市场失灵，引入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机制，使经济相互依赖重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在两国接下来的再平衡过程中，通过彼此之间再一次的“取长补短”，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当然，转变经济相互依赖，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使“中国制造”远离美国市场，不必然意味着中国放弃美国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事实上，对中美两国而言，走出消极依赖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是同步的”。关键是致力于通过多层次的双边合作机制，利用相互依赖关系，寻找各自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内部平衡发展。
另起炉灶还是切实改善
从经济数据与国际关系逻辑来看，中美两国至少目前仍然是“互为举足轻重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但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所实施的贸易政策，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而要让经贸合作真正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其基本出发点是双方均有意承认和努力维护同坐一条船的命运共同体设定。如果任何一方不正视、接纳和尊重过去数十年来中美关系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与内在逻辑，执意抛弃现有的合作框架，转而选择另起炉灶，争夺压倒性的、不平等的领导地位，另一方的提前谋划、妥善应对，都不能被视为过度的担心与忧虑。
相应地，作者在本书中展开的学术分析与理论探讨，同样建基在一系列的前提、假设和条件之上。作者强调，“虽然中美贸易关系面临恶化的风险，但贸易战源起于经济，根源却在政治”，“虽然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不会脱离现行的全球多边贸易框架，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纷争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揆诸现实，研究者恐怕应当在对“中美两国遵循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局面保持审慎乐观的前提下，更多地开始考察各自的“虽然”，考察“美国在有关WTO规则的执行上自行其是，甚至退回到丛林规则的强权政治”的假设性场景，考察国际贸易秩序的扰动将如何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本身产生负面影响。
从学术研究上说，读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者在本书中分析的核心前置假设以及随之而来的逻辑推演的局限性；从政策实践上说，各方则应努力保持和维护这些前提、假设与条件的存在、巩固和继续发展。否则，各方就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思维体系和语境中自说自话、无效交流。在此，我们似乎只能期望，各方接受过最基本经济学教育的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应当存在一系列接纳、信守，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关注选择，重视合作，支持交换。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完善不能“另起炉灶”。但政客总是更为注重短期利益与个人得失，难以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长久的历史维度去思考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唯一的理性选择”；或者说，对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国家来说，这是其唯一的和最佳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