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内核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两千年后，英国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称人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属三千”，民无所措手足。儒家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应该纠偏，所以特别强调礼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关于社会治理，孔子本来是主张“以德以法”、法德并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后选项，所谓“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孔子认为：一旦人们能自觉克制私欲、遵循践行“礼”，天下就太平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的好处是“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向好并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
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孔子不忽视体现“礼”的“仪”，却从不认为礼的根本在这些程式化的东西上，他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呀乐，难道只是指钟鼓吗？）“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礼之质也”，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它在孔子这里实现了“理论自觉”。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诺亚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商汤，为治理天下经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为了接待贤能，洗个头吃顿饭都没法消停。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双收，起早贪黑，值！身处社会下层，还操那个心吗？当然，伊尹身为大厨、傅说身为泥瓦匠、姜尚身为高学历屠夫、管仲身为下海经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终日乾乾，最终成了有利于天下的人。儒家正是从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扬，希望人们明白，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脱离了禽兽本能、脱离了蒙昧无知、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种活法很累，托它的福，我们现在仍然很累，将来可能还要累下去，但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谁叫你是人呢！有一回，子贡问孔子：人生怎么才能歇口气？孔子回答：躺进坆圹里才行（自望其广）。家国兴亡，责无旁贷，儒家是何等严肃的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譬如你是一个士以上阶层的男子，十岁你就得上学当寄宿生（“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就是语文数学；十三岁“学乐诵诗”，就是上“音乐班”“朗诵班”，并且要上初级舞蹈班；十五岁上高级舞蹈班，还得上武术班、考驾照（“学射御”）；二十岁行了冠礼之后，“始学礼”；三十岁以前成家；四十岁出仕；五十岁“命为大夫”；七十岁退休（“致仕”）。这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数十年拼下来，才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没白来世上走一遭。
人的角色是叠加的，因此责任也是多重的：
作为儿子，你得孝敬父母，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切记不登高不临深，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假如老爹要犯错误，你得“柔声下气”地劝阻，“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跟他屁股后头坚持不懈地哭，哭得他心烦意乱、哭得他心回意转，你就尽了责任了。当然，这是有风险的——挨打。就算是挨打，也有相应的责任：假如老爹拿根树枝很夸张地逼近，你就拿臀部往上Pose,让他很嗨地打；假如老爹拎根大棒过来了，你得赶紧跑，不然你就是不负责任——致他打死打伤儿子兼国民，等于把他送进去。这套动作，后人概括为“大杖走小杖受”，大小也算个技术活，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曾子有一回就操作不当，被老爹（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跟曾参不是一届的）一棒敲晕，虽然没出人命也没留下后遗症，也挨了孔子一顿好批。光这样“能养”“弗辱”地孝还不够，还得力争“尊亲”——让父母有面子，譬如出人头地。到了紧要关头，你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照这么说，那些贪官都是不孝子孙）此外千万不要忘记婚后努力造人，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之你绝对不可吊儿郎当混日子，你不朝着“完人”那方面拱，非孝也！
作为丈夫，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父亲，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兄弟，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朋友，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国君，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臣民，你得尽N点责任……
恐怖吗？有点。可是，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办法，让你跟他走。
阴阳相摩，天地化运；人事纷拏，男女为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儒家从“怎样做两口子”开始，教人由近及远、由易及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达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和、君敬臣忠”的高度，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用）于家邦”。为什么以“做两口子”为抓手呢？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渴望拥有美满的婚姻，除了饮食，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称作第一需求的话）。而没有婚姻，也就没有后代，父子兄弟等对应关系自然无从谈起——至于光棍们，属于弱势群体，是“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不算数。所以，儒家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结成的婚姻，夫妇才可能互敬互爱、正儿八经过日子；这样的家庭内，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对家庭尽责的人，才可能于国尽忠，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由这样的家庭细胞构成的社会，才稳健而不乏动力。
儒家这样做是十分精明的，（下面我们还将看到那些不怎么精明的理论派别）它抓住了人性的“软腹部”。于是我们看到，不光普通民众乐于接受，历代精英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人殊途同归，“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薪火相传，薪柴可以不同，火则一样——儒家思想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昏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反对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他们不满现状，却不像儒家那样积极地去改造它（孔子名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如果现实情况令人满意，我就不操那个心了！），只撇着嘴玩清高：“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为了省心，他们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结绳而用”“抱瓮而汲”，或者干脆“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按照道家的想法，人就不该进化成有思维有感情的高级动物，退化成猩猩最好，“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可是，猩猩也有感情啊！
“有无相生、高下相形”“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家能够辩证地看问题，说明他们的思考是深刻的，决不是那只走运的理论瞎猫。但道家对人类艰辛探索所取得的知识嗤之以鼻，以为与永恒无垠的宇宙相比，人类的这点知识太可怜，他也掌握不了终极真理（“道可道，非常道”）。既然这样，就不要充能了，否则没好果子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他们不肯正视一点：人类不需要掌握“常道”（这不过是一种臆想），只需要掌握相对真理，就可以大幅度改善生存处境。相对于道家这些逃避责任的托词，孔子“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提法，是唯一可取的人生态度。
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面，道家完全无视人性的基本需求——进步，它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具有超强的责任意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吗？没有，因为墨家的主张虽然与道家尖锐对立，但在反人性化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同样出色。墨家痛心疾首地指出：天下之所以战乱不休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人们“不相爱”（“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只要大家“相爱”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怎么“爱”呢？比“爱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的“博爱”更加伟大，墨家要“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自己的）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
这真是“爱的呓语”，这就好比患者向医生求医问药，医生却说“你不该生病，你应该健康起来”或者“只要健康起来，你病就好了”一样滑稽。不用说这些“天真汉”幻想的无差别的“兼爱”，即便是所谓“博爱”，也很难兑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情景：同为基督徒的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沙林毒气、马克沁机枪、坦克、斯图卡轰炸机、原子弹……“爱”的喧嚷高到极致，不是愚蠢就是虚伪。
在发出天真无邪的“兼爱”呼吁后，墨家还赤裸裸宣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不然就乱套！这个草根学派竟然拿出这样的治世“秘笈”，真叫人哭笑不得——他们究竟怎样定位自身呢？是“贵且智者”还是“愚且贱者”？好像都不是。
相比之下，儒家坦率地承认：人性的弱点是爱有远近亲疏，“亲亲之杀（差），尊贤之等，礼所由生。”一种思想，如果能正视人性的弱点，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时，适度关照人性的需求，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儒家正是这么做的。
在人性化方面，道家与墨家表现如此，法家同样乏善可陈：
“社会”身患疑难杂症，在道家和墨家那里没看好病，只得去求法家，该派“名医”商鞅。为患者开了个很好的药方：“郡县制”，但他同时把病人身上的“病灶”——诗书礼乐仁义廉耻统统切除了。他叮嘱“社会”：“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以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在“愚民”这一点上，商鞅跟老子英雄所见略同，视其为不二之法门；对公然主张庶之富之教之、拿诗书礼乐给民众启蒙的儒家，他俩义愤填膺，破口大骂。法家另一位“名医”李斯，用“焚书坑儒”疗法给“社会”放血，结果人所共知。
中国传统文化武库中“兵器”虽多，但易于上手的只有儒家。
拥有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主流文化的要素之一，我们很幸运。文化多元化与主流文化是一对矛盾：拒绝多元化，主流文化易陷入停滞；当多元化湮没了主流文化，社会就失去了“主心骨”、从根本上陷入危机。不“以我为主”，多元化最乐观的前景不过是非驴非马的“文化骡子”。
积极入世的责任意识，“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导致儒家追求卓越、蔑视平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对人的作用估计偏高；同时也容易掉进“完美”的陷阱，例如在道德方面对人提出近乎神圣的要求。尽管孔子叮嘱要“嘉善而矜不能”，“嘉善”我们做得很好，“矜不能”就做得不怎么样了。“恶居下流”、对“不能”者和“庸人”的苛责，客观上形成了一座竞争激烈的“文化丛林”。在这座丛林里，你不敢吊儿郎当、甚至不敢坐下来喘口气——没人逼你“要强”，你不要强大家要，为免遭淘汰你只好要强。上学、工作、成家、报国……百样事务，千种营生，累，是责任文化的宿命。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呢？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假如有这样一种教条，它鼓励信徒去杀死那些不信它的人或强迫人们信奉它，较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个更利于人类的和谐幸福？
有这样一种信仰，它鼓励“山巅之城”上帝的“选民”，去推行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超度”这个世界，不管这种“推行”和“超度”是多么好心好意，对那些不想或不能如此生活和信仰的人来说，是否意味着凌霸？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与“选民”们的做法相反，这里不搞“推行”，它只愿“吸引”，只愿当“磁石”；如果对方不买账，则“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进一步“修德”，直到对方欣然来归。
有这样一种信条：能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就不要用汗水去获得，否则就太“草鸡”了。那么，什么人能跟种习性的民族相安无事？
“仁者爱人”“和为贵”“亲仁善邻”……谁听说过中国人拿着火枪去抢劫“新大陆”原住民的黄金白银、或者因为某个民族不“优秀”就去灭绝它？
有人断言某个人种“没有抽象思维、科学探究和任何发明创造的能力”，“由于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低劣，他们无法同高等种族交往。”你觉得这些人真的具有“平等”“博爱”的思想吗？这种歧视在某些国度真的消除了还是变态地存在着？
“嘉善而矜不能”“见贤思齐，见不善而内自省”，上述那些自命为“高等种族”的人士，该不该聆听一下孔子的教诲？
“学而不厌”“温故知新”“人能弘道”“人无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为公”……这些学说，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朴素，又像布帛菽粟和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相离。孔子不需要刻意的“解读”和“演绎”，他老人家的话，有的过时了（不这样就怪了），有的则永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