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大炮”，是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雅号”。读过《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感觉名不虚传。
解放初的“三反”运动中，浙江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到浙大部聘教授、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有交待，“向党打了埋伏”。经别人提示，他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被人陷害。
原来，抗战爆发后，浙大西迁，部分仪器设施分散到各系保管，数学系的东西归苏步青负责。在归还这些仪器设备时，经学校同意，数学系留下了几只长条凳。就这么屁大点的事儿，“运动了”，便有人诬陷他贪污。上面正愁没有典型，“苏步青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迁，万里战火行程，无一件损坏、遗失，这事本无人不晓，可身处“革命运动”中，人们都“站稳立场”，竟没有人站出来为步青说一句话。苏教授危矣！
物理学教授束星北先生得知情况后，一步闯进了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时人回忆，当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束先生冲着那人就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蹿血，摔出数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对象。
这就是“束大炮”的性格。
当然，“束大炮”不是一介武夫，他是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一位培养过李政道、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极其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经常弄得对方下不了台。与他打交道，若是没有实力底气，是架不住几个回合的。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多大，学问多深，一旦发现下面坐着束星北，都禁不住心惊胆战。他会提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常常把报告人问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回答不出是常事。所以人说束星北身上有一股“霸气”，这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
束星北的学生于良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1952年，刚刚来到山东大学的束星北就赶上学校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著名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结果是这次报告会的风头全让束星北给“抢”了，使山大的师生们着实地领教了一把这位“束大炮”的厉害。
王竹溪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周培源的大弟子。这次是作为教育部主办的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活动北方的代表，被山大校长华岗专门请来作讲演的。这天，大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校长等校领导也来了。学术报告大约进行到将近50分钟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不用说，是束星北。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双手撑在讲台上就开始发言了：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说着，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了，他呆呆地站着，被“干”在一旁，一会儿看看这位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一会儿又求援似的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情绪和反应，他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感觉，继续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40分钟，或者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事后大学的有关领导大概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那位先生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的大学都是怎么做的”。
这也是“束大炮”的性格。这性格，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
束星北与那些在权力面前俯首低眉，阿谀奉承、圆滑世故，或只会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文人形象全然不同，于公，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黑白分明、锋芒毕露，容不得虚伪和荒谬；于私，他刚直不阿、心口一致、恃才傲物，疾恶如仇，倔强古怪、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见不得不公与黑暗。
他是个“棱型复合体”，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异常的锋利鲜明。他以一人之力，无望地反抗着强大不可一世的政治权力，在荒谬的时代里保持了清醒和异议；他一生追求真理和正义，始终保持着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以“唐吉诃德”式的的悲壮显示出“人”的高贵和理性；他是个“旧知识分子”，又长期生活在专制的社会里，但在他的身上却可以看到纯正的科学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风范。有这样的秉性品质，难怪有人把他比作传奇故事中的英雄豪杰。
常听说国外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性格却往往与众不同，才气逼人，却常常古怪精灵。可是人家容得，这些“怪人”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于是那里科学家人类社会科学家艺术家们层出不穷、璀璨如星云。我们这里本来也有一个桀骜不逊的束星北，可是，1949年以后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岂容束星北这种鲜明如刃的个性的存在？
“镇反”运动中，束星北先生就差点被“镇压”。据时任学校党委会委员的许良英先生回忆，在一次会议上，学校保卫科长拿出了一沓准备逮捕对象的档案材料，他意外地发现，里面竟有一本束先生的档案。大惊之下，许良英马上指出束先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特务组织，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主持会议的学校党委会书记和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这样，束先生总算被保了下来。
幸亏有许良英先生和一些有良知的人的保护，否则，束先生在“镇反”运动中会是一种什么“下场”，就不难想象了。
此后，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所谓的“历史问题”，不断给他带来噩运。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工资降到20元；1958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队修水库；1960年，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厕所，清洗实验室器皿，制作尸体标本。这个社会对一个物理学大师“成功”地进行了改造，而大师自己则不得不屈服于巨大的政治压力。1960年，在长期的挫折、打击下，大师智慧、理性的束星北开始认错了，他开始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承认自己“有罪”。1972年，在他的学生李政道回国4个月以后，束星北又回到了讲台上，但从前的束星北已经不见了。大师依然抓紧时间著述，但家人发现，先生夜半灵感来时写下的东西，却是检讨和自我批判。20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他的骨髓，他再也无法走出阴影。大师的宿命，令人叹息。
你不得不承认，那一场场政治运动，那一份份检讨、记录，就像锉刀，一点一点地将一个拥有正常思维的人的生命力锉磨掉。它有这个能力。
中国只需要攀附权力、维护极权、圆滑世故的文人，不需要具有独立品格和开创性的知识分子。如果出了一个半个知识分子，也得想办法把他扼杀掉。所以，束星北的命运早就注定了的，不会更好。
是不是束星北更接近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所以他不能为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所接受？应该说不是。束星北念念不忘“过去的大学”，那是什么样的大学？怎么就能锻造出束星北这样的“另类”知识分子？怎么就能容得束星北这种性格的人？
那是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那时候，同一个个性张扬的束星北，却被广大师生当作英雄和天才一样爱着、敬着。束星北和他的至交、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两位物理大师在师生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课上，经常一个在上面讲，一个就在下面“拆台”，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耐不住了，就跳上讲台，抓过粉笔给对方打叉。争得凶起来的时候，讨论便成了争吵、叫喊，怒目相向，面红耳赤，好像恨不能将对方揪起来。可王淦昌决不是束星北的对手，束是“大力士与哲学家”的结合体，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轻而易举就可以把王“揪起来”。可是这样的“争吵”却丝毫未影响两人的关系，友情反倒日见深厚。
他的学生程开甲曾这样评价老师：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另一个学生李政道1972年回国时，周恩来曾希望他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中国不乏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他说，“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如传记作者言，正是缘于个性，束星北才成为一座仍然站立着的山，永远地横在一个时代面前，并丈量着新的时代的理性、胸襟和认识真理、接受真理的高度。束星北留恋的，束星北适应的，是“过去的大学”。但那样的大学已经不存在了，永远地逝去了。
但束星北毕竟是金子，是金子就必定发光。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有人推荐了束星北。束仅凭借实验室的一台简便的计算机，即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繁重复杂的计算。上面为此拨的100万元款项，分文没动，航天学界因此而轰动一时。
这一年，束星北先生73岁。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大师已经熬到了人生的尽头。1983年，束星北去世。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如果没有传记作者刘海军倾10年之力写就的传记，这个社会还有几人记得束星北？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他自己的祖国里，却没有机会从事正常的科学研究，思之令人心情异常沉重。以束星北早期获得的科学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他能有机会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潜心研究，他会为人类做出多大的贡献；如果他能够不离开物理学讲台，会培养出多少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科学家？
现在我们不能不把束星北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在20世纪中国懦弱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曾经有那么一位性格刚烈如火又特立独行的“大侠”，仅此一位，别无分号。如刘海军说的，束星北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最贫瘠的地方。
据说，一个大国建国20年就应该出诺贝尔奖得主。束星北走了，他生活过的土地上，快60年了，至今还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因为没有了束星北。
就是在今天，仍然有人将他的命运归为“做人”的失败，有人认为他的命运主要是因其“性格缺陷”造成的，也有人从病理学进行分析，将他界定为“病态人格”。显然，我们这里至今也没有束星北的生存之地，我们也不会再诞生新的束星北。
我不知道早已长眠于地下的“束大炮”是否闭上了他那苍凉的饱含冤屈的眼睛。
一切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