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目的
根据中国的高等教育法，大学是教学和科研中心。那么，大学的目的无非是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这样的目的可以说是综合了中西大学的传统。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朱熹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学。……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论语集注》卷一）所谓“大学之道”是什么？《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徳，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这是通过学习而去除私欲，发明天理，推已及人，以达到“至善”之境。用扬雄的话来说，就是“铸人”，而老师就是“人之模范”（《法言·学行》）。这可以说是中国的教育传统，虽然也传授知识，但更重在培养德性。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概括传统的以及时代的若干信念，包括人格、知识和技能等，铸造出这种信念的担当者，使他们成为更接近于理想要求的人。
西方的大学传统经过一些变化，十九世纪的纽曼（John H.Cardinal Newman）在其《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书中把大学看成培养绅士的地方，大学是保持古典文化传统的地方，教育的目的是对一种特殊形态之人的“性格的模铸”（character formation）。这样，大学当然是一培养人才的机构。十九世纪末，从德国的大学开始，标举一种新的理念，即大学应该成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这一观念逐步在欧美各国扩散，影响深远。至今日美国的先进大学，研究院采德国模式，注重研究；大学部受英国影响，注重教学。
中国的大学，从理念上说，要办成两个中心，这既是对传统的综合，也是对世界潮流的呼应。
培养什么样的人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重要职责。那么，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这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比如，大学应该施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是普及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是培养技术员还是知识人？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可谓由来已久。孔子是个好学而且博学的人，他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达巷党人评孔子“博学”（《子罕》），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但孔子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多学而识之者”，而认为是“予一以贯之”（《卫灵公》）。他还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里所揭示的是一个“博”和“约”的问题。而一个更为明确的表述，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颜渊说到孔子对他的教育，也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
不过，这里所说的“博”与“约”，还不能等同于今日教育中的所谓“通才”和“专才”。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以“通才”为高的。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即便就写文章来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这是常见的事，但可贵的还是“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典论·论文》）。但随着各门学问的发达，今天要想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通才”，不仅贯通六经，而且沟通文理，已经是不可能之事，但传统的教育思想仍然能够为我们今日的教育提供有益的资源。
不仅儒家，道家思想中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资源。《庄子》讲述了庖丁为文惠君解牛的故事，其精湛的技艺引起文惠君的赞叹：“技盍至此乎!”但庖丁的回答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可见在“技”的背后有更为重要的“道”。《天下篇》中把当时的各种思想学派，也就是当时人所认为的各种知识统称为“方术”，在庄子看来，无非是“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这些人是“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的“一曲之士”。《庄子》一书中谈的不是教育问题，但同样给我们带来启示。
孔子所说的“文”、庄子所说的“技”，约略近似于今日所说的“知识”；而这两位哲人所说的“礼”和“道”，则可近似于今日所说的“人文精神”。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是有具体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有着人文的素养和精神。不是一般的技术员，而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人。无论其所学专业为何，这种精神和素养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
今日大学应培养这样的人才，其争论并不在是否应该培养，而在于如何培养。加强大学的人文教育，或称“素质教育”，在今日大学里似乎也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以我所知，许多大学所采取的措施，无非是给理工科学生开一些讲座，比如诗词欣赏、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电影欣赏等等，似乎有了这些，学生就具备了人文素养，就完成了人文教育的使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与真正的人文教育相去甚远。
人文教育是什么
科学和人文，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中往往区分为二。其实，就精神实质而言，这两者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密不可分的。人文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贯注一种精神的教育。既是人文精神，也是科学精神。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也完成其人格的形成。大学是现代教育中的最后阶段，学生走出大学校门，就将迈向社会，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中国政府曾经在多种场合提出“科教兴国”的方针，科学和教育，何以能够兴国？
科教二字，如果就我的理解而言，应该将顺序改为教科。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高等教育，使每一个受教育者成为具备科学精神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的公民。什么叫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是严谨与求实，它隐含在任何一门学科之中。有了科学精神，才可能对以往的知识加以分析、思索、怀疑乃至推翻，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没有科学精神，便会自满、武断或盲从，导致判断能力的丧失。就这一点而言，科学精神也就贯穿于人格和品德。
当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人最需要的是哪一门知识时，他的回答是“使人抛弃谬见的知识”。当中国唐代禅宗的临济和尚，向他的门徒说明达摩祖师东来的目的时，说“为的是觅一个不受人惑底人”。说到底，“使人抛弃谬见的知识”不是任何一门具体的专业知识，在更确切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精神和能力。这就是科学精神和判断能力。十八世纪的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说：“人类智力上的最大弱点是缺乏判断力。”其基本含义是，人们往往仅根据极少的证据甚至毫无证据便得出包罗万象的结论。这正是由缺乏科学精神所导致的智力低下。
大学四年，固然可以学习到许多具体的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具体知识的学习过程，受到科学精神的感染和熔铸，从而在离开学校之后，凭着这种精神作为继续成长的资本。当他们带着这些精神离开校园，踏上社会，用科学精神对待工作、对待人生，就一定能够不断“抛弃谬见”，最终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判断能力的“不受人惑底人”。
今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也许可以说是浮躁，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背后也有一种思想在支撑，就是以实用的观点对待知识和学问。也就是在“技”与“道”之间，一味强调“技”的作用，忽视乃至抹杀了“道”的存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大力赞扬东汉的风俗之美，以为这得之于儒家思想长期教化的结果。大学教育对于社会风气的良窳，应该而且是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的，虽然这不是在短期内即可奏效。台湾前中研院院长吴大猷曾经说，中国几千年中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我的理解，科学是应该比技术更高一层次的，科学的背后是有一种科学精神在支撑的。要改变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在大学教育中，就应该培养起一种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在对于科学的追求中，摆脱功利的动机，而产生对于知识本身的真正兴趣。有了这样的兴趣，才能够形成科学技术发展所需求的文化凭藉，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才能够真正完成大学教育的使命。
我这样说是因为感觉到今日的教育思想上存在一个误区，即过分强调大学教育对社会需要的适应，而忽略乃至抹杀了大学教育对社会的改造功能。人们把教育看成是美好社会的未来，教育如果不能完成改造社会的任务，那么未来也就不会是美好的。人文教育就是给受教育者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支撑，可以在心中建立起抵御外部和内心混乱的城堡，使生命的质量得以提高。由一批又一批近于理想的人走进社会，就能够提高整体社会的文明，并促进社会整体的不断进步。
教师的作用
在大学教育中，教师的重要性应该得到进一步认识。在中国现代的大学教学改革中，多媒体教学、网络课程正在日益得到重视，传统的教师授课法正遇到空前的冷落。加强大学的人文教育，就必须更加重视教师的作用，必须重视传统的授课方式。
这些年来，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呼声非常热烈，被树立为楷模的往往是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进行教学的尝试。在这种教学活动中，教师只需要事先将课件准备好，上课时可以一言不发，手拿鼠标调动画面，或者干脆将教材和作业放到网络上，学生做完作业也缴到网络上，教师改完作业再放回网络上。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从人文教育的角度来看，令人担忧。
鲁索当年就曾提出，教师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某一课程要求的无形体现，不是将知识从一代人输送到另一代人的无毒试管。《世说新语》上也记载了晋人的话：“讽味遗言，不若亲承音旨。”而《论语》一书，更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教学活动的生动记录。他可以让学生“各言尔志”，学生也可以对老师说“愿闻子之志”（《公冶长》）。他的行为和言论就是那样的感动了学生，使学生由衷赞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教师本身就是一个“模范”，教学是一个需要感情乃至激情投入的活动。教师的工作，是将自己对学问的热忱，通过对知识的讲授，同时传达给学生，使学生受到感染，甚至是震撼。
然而反观近年来中国高等学校中教师，由于受到各种利益的驱动，其学风问题甚为严重。报刊上已作公开揭露的，从堂堂的北京大学到一般的地方高校，教师用抄袭或变相抄袭的手法炮制论文著作者并不少见。一经揭露，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这样的人厕身在高等教育的队伍中，即便其比例不是太多，但害群之马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利欲熏心之徒对青年学生的反面影响更是难以估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人文教育的问题，首先是要有一大批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教师，犹如当年陶行知所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那么，教育才是有希望的。
二〇〇三年九月写于韩国外国语大学
注：本文原题《关于大学人文教育的若干断想》，载《读南大中文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