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极具个人独特经历、极端思维和风格的总统，执政一年多来从美国参与的多个多边协议中“多方退出”，同时外交“四面出击”，与其绝大多数贸易伙伴打贸易战；美国外交中个人极端特性、攻击性、对抗性、破坏性历史罕见。到目前为止，对世界及各国的影响绝大多数是负面的。对国际体系及世界秩序的破坏目前主要是对自由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同时导致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矛盾、对立加深，地区矛盾、冲突和不稳定、不确定性加剧。特朗普破坏性强势外交较有可能持续一个时期，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地区问题及大国关系的破坏、危害、危险还可能加剧，需要中国等世界各国警惕和应对。
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已经一年半多了。一年多来，由于美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文化，特朗普对美国国内的改变有限，但由于美国宪法和制度把外交和军事权力主要授予了总统及所领导的行政部门，使总统及行政部门在外交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加上特朗普个人鲜明、独特的经历、思维和特性，特朗普政府在短短的执政初期一年多的时间内对美国外交改变很大，冲击很大、很广，给各国和整个世界带来严重的冲击、危险和危害。特朗普现任还有两年多的时间，这样的冲击、危险和危害可能更多、更大，需要世界和中国认真应对。
一、 美国外交的“特朗普特性”
美国虽然是个长期稳定的西方式民主、法制国家，但由于其宪法和制度的框架决定总统及所领导的行政部门具有外交和军事权，因此美国外交与安全一直具有强烈和明显的总统个人特征。在特朗普领导下，这一特征、特性表现得比以往二百多年来更为显著，至少可以说是二战结束七十多年来最显著的时期。
对特朗普个人不同于美国社会绝大多数精英的极大不同的个人风格、个人特性，美国国内及全世界都有广泛、深刻的认识、共识及体会。执政第一年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和白宫等，就有过特朗普是否是正常人，精神是否有问题、有毛病、不正常的怀疑和争论。较为稳健的时任国务卿蒂勒森的话代表了多数人的结论：特朗普人还是正常的，只是他是与美国以前的总统非常不同的美国总统，是最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总统。
竞选期间和执政以来，特朗普独特的个人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 独特的从事微观商务的长期单一经历、经验。
特朗普是位71岁才成为美国总统的老人，而且他履历单一。在70岁之前他只有一个经历和经验，就是经商。他从来没有像两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美国总统在成为总统之前都有过在地方、联邦政府或军队、大学等公共机构从政的经历经验。
而且特朗普晚年成为总统之前一生所从事的是传统的微观经济活动，他从没有在地方或联邦机构涉及整个国家和地方的宏观经济问题，也缺乏学术等研究人员从宏观、总体视野看待经济和国家问题的经历和意识。他长期经营的企业也是地方个人、家族企业，主要从事传统的房地产经营，由他个人独断，缺乏团队和合作经历和精神。他没有在全国性和国际性跨国企业工作的经历，很少在国际上从事商业活动，在美国的经营也只是局限于少数几个地方，不是全国性企业，不具备美国大企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领导人所通常具有的国家和国际全局意识和视野。
（二） 反主流、反精英、反体制、反正统思维和意识。
特朗普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不是美国政府、大机构和大企业的一份子、一部分。他是典型的游离于国家、大机构和大企业之外的民粹企业家和商人。这就决定了一生在美国最大、最繁华城市纽约过着相对富有、豪华生活的特朗普不具有美国社会精英所应有的品行、道德、视野、思维和行为规范，反而具备美国中西部地区不富裕的平民意识和情结，甚至不少不道德、低级、地痞式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因为他的经历一直在美国主流机构、主流社会之外，因而他也就造就他一直反体制、反主流、反精英、反“政治正确”的情结和情绪。他几十年来也参与一些精英活动，如选举；也试图接触和进入精英社会，如与前总统克林顿一家的交往，但看来没有真正被美国政治和社会精英认可和接纳，也就从来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精英及体制的一部分，反而造就了他反体制、反精英、反主流、反正统的情结和特征。一直到他成为总统后仍是如此。美国社会主流、精英多数，包括共和党，从不认可他，他也不认可共和党等美国政治、社会和学术精英。他与媒体持续的战争是这种阶层、阶级、体制内外、精英内外、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矛盾冲突的表现。
（三） 自恋、自负、争强好斗、追逐名利、好大喜功、自吹自擂、愿意冒险、个人决断、我行我素、情绪化、随意随性、易变、反复无常、在有些方面又顽固固执的行为风格。
近半个世纪经营地方、个人企业唯一的单独履历和经历，使特朗普早已形成自负、自恋、好斗、争名夺利、注重名利、好大喜功、愿意冒险、个人决策、我行我素、随意随性的行为特性。美国是个高度竞争的社会。要在这样的社会自己打拼、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强烈的竞争的意识和能力。私人、家族企业没有这样的精神难以做大做强。而且与股份制大企业不同，很多家族企业重大决策不是经过集体讨论决策，很多也没有董事会制度。特朗普几十年来一直在自己的个人、家族企业中实行个人决策模式，养成依靠自己、相信自己、我行我素的决策和霸道行为风格。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多来，他在内政外交很多重大问题上连内阁主要成员的意见也不征求，很多重大决策没有协商讨论过程的原，不经过白宫和政府程序与机构，而愿意通过个人推特发表决定的原因。同时，他一生经营企业相对较为成功，也是美国的富人，竞选总统一路向前，超出常规和多数人的预期。这一切使他形成非常自负、自恋、自吹自擂的意识和风格。
特朗普一生生活的地方及职业特点，又使他形成注重名利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重利不用说，商人、企业家终极目标就是追逐利益，追逐利润，没有利益、没有利润就没有一切。加上特朗普同时是注重浮华、名利地位的人，对不能成为精英、不被精英、包括精英媒体舆论认可耿耿于怀，因此更加注重自我肯定、自吹自擂、宣扬自己，为自己创造名声与业绩。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多来他不断吹嘘自己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多少过去几任总统几十年来都没有取得过的“伟大的成就”的原因。他的一些内政、外交行为也相当程度上出于追求名誉、制造轰动、引人注目、实现“突破”、创造历史、好大喜功的动机。如接受与朝鲜领导人会谈，对朝政策的大幅度转变，对诺贝尔和平奖难以掩饰的向往等。
因为特朗普的行为较少从精神、意识形态、信仰、原则、道德出发，而主要是以名利为动机，因而特朗普政府具有机会主义的执政和行为特性。凡是看到名利的机会他就要尝试，而当看到名利机会不大时又随时改变。他对与朝鲜领导人是否会谈两天之内的根本性改变、与中国贸易问题自己推特的出尔反尔等都是这样机会主义者善变、易变的表现。同时，他对自己几十年来经商所形成的狭隘的金钱观、得失观、吃亏占便宜的经营标准却始终坚持，成为他处理与各国经贸、甚至安全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他总是从美国和其他盟国花钱多少来评价盟国体系及与盟国关系，甚至军事装备和军事演习。因为他一生的思维和行为就是围绕金钱、利益、吃亏和便宜等直接功利考虑，没有多少精神、意识形态、价值、道德、综合、全局和战略思维。
二、 特朗普外交对世界的冲击和影响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总统的个人意识、观念、特性、行为方式当然对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主导的美国外交对世界的影响在绝大多数领域和问题上是消极的、负面的、有害的、危险的。
（一） 对国际体系、价值、规则、规范的冲击。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及其言行是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长期主流价值、规范和标准的严重冲击，也是对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体系、价值和规范的严重冲击和破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形成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制定的世界体系和制度、规范。主要包括以联合国及其宪章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安全体系，以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以及后来逐步形成的军控、裁军、不扩散体系、气候变化应对制度、网络安全等制度规范等。这些体系、制度和规则虽然主要反映了美国为主的西方的价值和利益，但也逐步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基本接受、认可，成为二战结束以来七十多年国际行为、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制度、规范和准则。
冷战结束近三十年来，美国对自己主导制定的国际制度与规则有时表现出了一些局部的不满，如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等，但都没有出现对某一方面、领域整个体系、制度的否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广泛的对某一重要体系的全面批评、否定和改变的行动。但特朗普执政仅一年多来，就表现出对国际贸易体系几乎全面的批评、否定和改变行动；对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制度、国际气候变化公约议定书、国际防扩散及网络制度等提出一些较为重要、影响严重的改变。
特朗普政府对国际贸易的批评、否定和改变是体系性的、全面性和严重的。他首先是否定“自由贸易”的理念和价值，实际上用美国式的“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理念和规范来自近代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即崇尚和主张国家、地区间货物应像国内市场那样自由交换，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到最低的限度，甚至取消一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样才能促进货物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自由流动，才能促进各国、各地区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繁荣，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美国长期以来标榜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旗手和榜样，要求世界各国、各地区像美国那样实行“自由贸易”，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模式，反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贸易。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也用这些观点和话语批评中国等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制度，要求这些国家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政策和规范。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成为二次大战结束七十多年来国际贸易体系、制度、理念的最大破坏者。特朗普及其政府用“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内涵和危害之一是认为“自由贸易”不“公平”，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因为“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根基就是认为只有“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才可能进行相对最为公平的贸易和竞争，最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特朗普的替代是对“自由贸易”釜底抽薪，认为“自由贸易”是不公平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二）特朗普的“公平”标准是美国单方面、单边决定的，也是狭隘的，错误的，不符合事实，违反经济原理和规律。特朗普从自己一生几十年从事传统微观经济、经营的经历、经验出发看待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注重每一个项目、每一笔交易、每一个双边经贸关系的数量得失，认为美国卖得多了就有利，美国进口、买得多、有逆差就吃亏，外国就占了美国的便宜。这是对宏观经济的无知和对经济活动事实的根本歪曲。
美国与中国等世界上199个国家中的102个多数国家现在存在贸易逆差，有多种因素造成，其最根本的是经济规律，贸易、交易的原理和规律。美国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有需求、有能力更多地购买国外的产品。这是美国贸易逆差最根本的原因。按国家算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3.2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万多美元，高于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加上美国经济结构75%以上为服务业及个人消费，产品制造业规模相对较小。这就造成了一方面美国有巨大的商品需求，同时美国又不生产很多所需求的产品，结果必然是美国更多的从国外购买所需要的产品。这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和市场规律，不存在谁占谁的便宜问题。就像一位富人和一位穷人相比，富人购买的商品肯定多于穷人，因为都有需求，但富人更有能力购买更多所需要的商品。尤其当富人自己不生产很多自己需要且有能力购买的商品时，他就要从别人那购买。
因此，“公平贸易”不是等值贸易，不是两个经济实体彼此的贸易额要绝对相等、相同才叫“公平贸易”。只要大家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准则、按供求关系和能力决定、按自愿的原则进行贸易，就是公平贸易。贸易不可能是双方彼此购买的商品数额永远绝对相同，那不是贸易。中国与美国贸易有大量顺差，但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有大量逆差，因为中国对日、德、澳等商品的需求大于它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加上中国也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
特朗普的逻辑是错误的。他认为每项交易双方数额要相等、每两个国家彼此进口的数额要相等才是“公平贸易”的逻辑是错误的，很少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同意他的逻辑及观点，因为这完全违反经济规律和现实。
（三）对国际秩序、国际关系、美国与各国关系构成严重冲击。
特朗普政府现在是世界最著名的“退出政府”，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也成为世界上最多的“退出国家”。执政仅一年多来，美国做得最多、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从各种国际机构、协定等中“退出”。特朗普执政第一天就退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以后又提出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公约”，退出伊核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改变网络中立制度等。
美国不断退出、改变的国际协定、条约、组织不仅是具体的条约、协定和机构，它们是国际体系、制度的一部分，它们与其他国际条约、协定、机构构成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体系和制度。美国真正退出、改变的是很多重要的国际价值、原则、体系、制度和规则。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和“现状改变者、破坏者”。造成对长期形成、运行的国际体系、制度规则的严重冲击、影响和破坏。
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修改”行为已经对国际秩序、体系的很多主要领域造成冲击和破坏。与各国的贸易战、退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已经动摇了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贸易制度，给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间的贸易带来动荡和严重的不稳定。退出伊朗核协定是对国际防扩散体系和成果的冲击。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严重损害了世界气候与环境治理制度和进程。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是对国际人权事业的破坏。特朗普政府还多次表示考虑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四） 对国际、地区形势和问题构成消极影响。
第一是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思维和行为无视国际规则和秩序，无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规则，肆意以国内法（包括1962年制定的贸易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问题，对国际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和贸易方面。
世界经济是建立在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基础之上。特朗普对中国、日本、欧盟、墨西哥、加拿大、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战损害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影响人们、企业家对贸易和经济的预期和信心，影响世界股市和金融市场，使世界各国经济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和趋势，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本来世界经济在2017年出现了危机后十年来最好的增长，世界实际GDP增长率达到3.8%的新高。全球及主要经济和金融机构对2018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看好。但特朗普的贸易战严重威胁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当然，特朗普及其政府完全不关心、不在意整个世界经济如何，他们关心的只是美国自己。但如果世界其他经济体及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下滑，美国真的能一枝独秀吗？
第二是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外交唯一使安全世界形势有所改善的是朝鲜半岛，而且其动因也不主要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及政策，而是来自朝鲜领导人内政外交的重大转变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努力，特朗普的作用是接受了朝鲜方面改善关系的动议。但朝鲜半岛形势、朝美关系在特朗普这样一个随意、随性、善变的美国领导人执政条件下能改善到什么程度还仍然不确定，不明确。在其他国际和地区安全领域，特朗普的政策和行为都没有使国际和地区形势朝着缓和、稳定的方向发展，而是更加动荡和不稳定。
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行为使伊朗核问题重新出现不确定性和危险。到目前为止，由于协议的其他所有方面伊朗、欧盟、俄罗斯和中国表示继续遵守核协议，协议还没有被完全撕毁，但美国的行为不可能不对协议产生破坏性影响。伊朗政府已决定并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伊朗将重启浓缩铀活动。随着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恢复和加剧，特别是对伊朗石油实际上的“禁运”，伊朗的回应措施可能会更加强烈。一个本来经过9年谈判解决的地区热点问题又被美国挑起了，美国与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等在贸易冲突之后又出现了围绕制裁伊朗的另一轮矛盾和冲突。
特朗普鲁莽地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址到耶路撒冷的决定使巴以、阿以冲突激化，造成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强烈、愤怒的反应和抗议，造成多起加沙地区的冲突和数十人死亡的新的悲剧，巴以、阿以冲突重新激化。特朗普两次对叙利亚的空袭等行动无助于解决叙利亚问题，反而造成很多平民的伤亡。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支持下正收复更多的控制地区，美国及西方的介入没有使叙利亚形势好转，持续8年之久的内战动乱仍在继续。
特朗普自我标榜是他使中东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问题趋向解决。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假新闻”。全世界都清楚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中东的溃败是近两年来伊拉克地面部队和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工人武装的地面行动带来的，美国及盟国持续多年的空中打击有所帮助，但从来都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有什么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重大行动，但却标榜自己的功绩。
乌克兰问题持续僵局。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持续追加制裁既无助于美俄关系的改善，也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政治解决。
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相关方关系改善、形势稳定的状态下，延续和强化了奥巴马政府的干预政策，其“自由航行”次数和程度都多于和强于奥巴马政府，美军舰数次进入西沙群岛中国领海12海里。特朗普政府有意把南海作为挑战中国、与中国对立对抗的主要领域之一，这无助于南海问题的稳定与缓和，反而可能使南海成为中美对抗的危险地区，也无助于南海问题各相关方继续通过和平方式稳定和解决问题。
三、 特朗普对华政策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战”、“科技战”、投资限制等威胁和行动造成了中美自1971年改善关系以来四十多年来最严重的经贸冲突与危机，如果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称的对立对抗意向都将执行，那么中美经贸关系将走向更加对立对抗的危险，还可能将引起和促使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对抗和冲突。
（一） 特朗普与美国总体对华认识、战略趋向。
从竞选期间到执政一年半来，特朗普有“让美国重新伟大”、“美国第一”等总的思维和口号，但他尚无清晰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总体方针和布局。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外交领域也主要是集中于经贸问题，在总体外交、安全战略中并没有明确的核心的理念和战略方针。
但美国国内政策圈对中国的认知和对华战略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即对中国国内发展变化趋向的看法和判断更加负面，进而认为四十多年来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并通过“接触”促进中国内政外交向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的战略是失败了，中国并没有出现美国及世界希望看到的发展变化和进步，反而出现倒退。 这一共识在特朗普政府内外普遍存在，必然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产生影响。
（二） 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形成较为明确的总体中国观，美对华战略消极倾向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竞选期间和执政后近一年的时间内，特朗普总统本人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和明确战略。除了空洞的“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外对中国没有明确的定性定位。他也没有提出对中国的战略或政策词汇，“印太地区”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个概念。
但在2017年底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报告》等美国政府重要战略文献和今年1月20日特朗普总统首个国情咨文讲话中，美国对中国战略的消极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明确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对手”、中俄是世界“修正主义国家”，试图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等。 特朗普本人及周围高级经济、安全事务官员多次表示要强化与中国的竞争，要全面限制中国对美贸易、投资和科技等方面的人员交流。
（三） 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危险。
特朗普政府到目前为止挑起的中美间的对立对抗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进一步发展可能扩展到科技、投资、人员交流等领域，还可能影响到台湾、南海等问题的中美矛盾、冲突的激化。特朗普周围很多人是美国的极右势力，特朗普本人及周围的主要经济、安全官员也具有特朗普式的冒险、好斗的个人品格，加上中国的持续崛起、强大引起美国更强烈的防范、限制、制约、平衡的反应，因此中美矛盾、冲突扩大化和激化有一定的必然性。对此，中国方面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防范准备。
（四） 中国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应对。
特朗普政府表示与中国打数百亿、数千亿规模的“贸易战”、对中兴公司严厉制裁、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投资、留学等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几十年来空前的言行给了中国深刻的冲击和教训，应该促使中国政府和社会认真思考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中国发展方式和道路、中国外交战略等重大战略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谋划和战略举措。
第一，对中美关系长期态势和规律的认识。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改善以来40多年来总体不断曲折向前发展的态势使不少中国人对两国关系的长期趋势抱有基本积极、相对乐观的认识，相信基辛格多年来的观点和判断：自1971年他及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历任政府对华战略都是一致的，即与中国“接触”，尽管有时有反复和动摇。
事物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中国本身就在出现巨大的变化，美国对华战略、对华关系不可能不出现一些重大变化。中国的持续崛起、强大，美国必然会把中国当做最主要挑战和对手；美国对中国一些内政外交重大发展的认识和解读，也会促使美国对华战略和外交采取更加消极、负面和对立对抗的方向发展。连美国国内、政府内相对稳健、温和的职业外交高级官员近期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可以、可能转向遏制中国的战略。
第二，对本国内政和外交关系的认识。中国对全球化、相互依赖的认识仍不够全面，不够深刻，认为只是经济领域。实际上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紧密相连相关，内政外交有必然的联系。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孤立的处理自己内政事务，而不对其外交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按美国、西方的意愿处理国内问题，走他们希望和要求走的道路。而是说中国在决定自己国内体制、道路、方针、政策等重大决策和行动时，必须考虑到其外交和世界影响，不可能继续抱着这是我的国内问题，与别人无关的孤立态度。就像日本、朝鲜、美国等国内政重大问题与世界各国也有直接、重大关系一样。
第三，对本国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认识和思考。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也迫使中国对本国战略问题有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是否是要在各个主要方面都追赶、赶超美国？是否是不但要具备美国的实力，而且还要具备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是否要像美国、西方那样成为世界“中心”和“领导”？这些是否应该是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利益和文化传统？
随着中国持续发展强大，中国肯定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对这类作用和贡献需要做精心的思考和规划，需要建立在实事求是和其能力基础之上，做尽可能较为详尽、全面、真实的阐述，尽可能努力获得外部世界较为充分、正确的理解。政府、媒体、少数学者过多的假大空的口号式的表述、宣誓，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高调门、高姿态只能造成外部世界的误解、警惕和负面反应。
第四，对中国发展战略和路径的认识和调整。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40年，前30年左右的时间内发展模式是外向型特征突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外贸、外资、国外技术发展自己。这在那个历史时期是必要的，有益的，不可避免的。但作为世界大的经济体，如果经济、技术发展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部世界，那必然是被动的，不稳定的和危险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世界大的经济体如美国、欧盟等主要依靠自己发展经济和技术。中国经济规模只有美国、欧盟各自的2/3，但货物外贸总额却超过美国和欧盟，这种经济结构是不平衡、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近十几年来也做了很多努力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如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发展服务业等，但事实上中国经济、技术对外依存度仍然过高，高于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也高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型大国经济体。而且中国经济、技术对美国一国的依存度尤其高。近年来中美贸易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5%，对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约3.7%；而同期中美贸易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3.6%，对华出口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底气、有能力与中国打大规模贸易战、科技战的基本事实依据。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72万亿美元的，相于美国的2/3。 而且中国是个有近14亿人口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每年出境游客就达1.4亿人次。因此，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潜力改变经济发展在过高程度上继续依赖美国等国外市场的被动局面，而向美国、欧洲那样转向真正以国内市场、以近14亿人的生产和需求为主的道路上。
中国也需要改变政府、企业和个人长期的追求速度、大干快上、急功近利的观念和模式，真正下决心、下力气、下功夫提升质量、发展科技。中国不能总是用我们落后发达国家几百年、科技发展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赶上的自我安慰的借口，因为事实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与大陆情形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四十年内就实现了科技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在一些主要方面和领域进入世界一流水平。韩国经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起飞时各方面情形与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时相同或相似，但经过三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其造船、电子、汽车、工程机械等领域就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而中国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真正进入世界一流先进水平的技术和产品寥寥无几，可能只有高铁一项可以说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中国工业和信息部经常表示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产量第一的有220多种。 可质量第一的有几种？看来一种也没有。
这就是美国可以与中国打“科技战”、能够把中国技术上最先进的进入世界500强的高科技企业“中兴”公司置于死地的依据和能力，因为中国在技术上更多地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美、欧、日、韩等世界先进经济体没有在主要技术方面多数依赖别国的。中国要想真正“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科技上不站起来、强起来是不行的。
第五，对美战略和策略的思考。中国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及目标没有改变，因此对美战略也不应改变，中国应继续寻求与美国保持和发展稳定、合作的关系，管控两国矛盾和分歧。策略方面应需要继续以斗争求发展。中美一些矛盾和冲突是结构性的，会长期存在，不可避免，无法回避。中国既不能让矛盾、冲突方面决定中美关系的全局和性质，也不可能无视、回避这些矛盾和冲突。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只能继续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但斗争的目的不是与美国对立、对抗，更不是斗气，而是通过必要的斗争，争取保持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和发展态势。
在台湾、南海、香港、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根本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没有妥协的余地。美国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挑衅、对抗行动，无论这些行动会给中美关系和中国带来多大的危机和危害，中国只能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的立场。在这些方面，中国应继续保持底线思维，对很多时候无所顾忌、好出风头、随意随性、愿意冒险、追求名声和轰动的特朗普及其政府保持高度的警惕，做好必要的行动准备。
当前，经贸冲突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和冲突。这一问题涉及一些中国的重要发展利益，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对抗姿态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不可能接受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只能必须采取必要的对应行动。同时，对中美经贸冲突，中国没必要、也尚不具备能力百分之百的“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奉陪到底”。中国需要做同美国在经贸方面打到底的准备，但在具体措施和行动上不应总是行动对行动，打到最后。回应措施以充分表达我原则立场、不会向美国的高压、强势妥协、给美方造成适当重大的损害为界限，不能追求每一步都按美国挑衅的路子和步调走。因为中国没有利益、没有必要、也尚无能力与美国在经贸问题上步步紧随。我们以适当手段维护中方利益、让特朗普政府清楚美国不可能通过“贸易战”达到其目的目标即可。
特朗普是个别、偏执、极端、粗鲁、蛮横的美国少数派，他执政的时间不会长久。他的执政特性和行为方式永远不会得到整个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接受和认可；他会给世界和美国带来些较大的冲击和震动，甚至危机和危险，但他的行为不会是长久的。中国要精心准备并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全面行动，应对特朗普政府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冲击、危险和危害，同时尽可能管理和控制这种冲击、危险和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