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家父冯契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和逝世十周年，值此“冯契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仅以此文表达对父亲的追忆与缅怀。

1915年11月4日，父亲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普通农户的家庭里。从小学开始，父亲就显露出聪明才智，学习成绩优异，尤以作文和数学见长。十八岁那年，祖父不幸病逝，家境窘迫。杭州初级中学校长唐世芳先生慧眼识才，伸出了援助之手，让父亲在学校兼任文书工作，有一份收入，使父亲的学业得以继续。父亲去清华读书的行装也是唐先生帮助备置的。唐先生是父亲的恩师，逢年过节，父亲都要去信或打电话问候，平时也常有书信来往。

1935年，父亲报考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奖学金生，被录取；之后，又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公费生。公费生每月有二十元生活费，免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父亲决定入读清华哲学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

在清华，父亲受教于冯友兰、金岳霖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哲学与逻辑功底。抗战期间，清华西迁昆明，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父亲在西南联大又选读了原北大教授汤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州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大学毕业，父亲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继续学习，研读了古今中外各家的主要哲学著作，其间，金岳霖先生还为他一人授课，内容包括休谟(D.Hume)和布拉德雷(F.H.Bradley)的著作以及金先生的《知识论》手稿，冯友兰和汤用彤先生也多有指导。1993年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和1994年金岳霖先生百年诞辰，父亲分别写了《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和《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的探讨》两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这段难忘的岁月。

1944年，父亲研究生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智慧》。对智慧的探索成了他毕生的信念，父亲生前出版的论文集名为《智慧的探索》，他晚年的最后三部著作《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被合称为“智慧说三篇”。

从1946年起，父亲先后在云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纺织工学院任教，并在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兼课。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于19 52年正式受聘，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直至1995年去世。其间，还先后兼任过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父亲酷爱读书，买书是他的一大喜好。他购书都是自己掏钱，从不用科研经费。他的科研经费仅用于外出开会的差旅费和市内的交通费，而且由系里代管，自己并不经手。家里有五只大书架，因书太多，只能分里外两层摆放，他时常理书，哪些书放在里层的哪个位置，清清楚楚。父亲购书重在实用，都为研究哲学而买。我的大舅舅、版本学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来我家翻阅了父亲的一书架线装书之后，所作的评价是：没有收藏价值。

文革前，父亲经常熬夜，烟也抽得厉害，主要抽“牡丹牌”，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好的香烟。文革中成了“牛鬼蛇神”，监督劳动，工资被扣得只剩下一点生活费，于是，只能改抽廉价的“劳动牌”香烟了，我记得是八分钱一包。1975年，发现患有肺气肿和肺原性心脏病，在医生的建议下，毅然戒了烟。从此，他的生活起居变得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六点钟左右起床，然后去学校数学馆附近的空地上独自一人打“杨式太极拳”，他打拳重在活动筋骨，远远望去，整套动作既不标准也不协调。每天傍晚，他和母亲一同外出散步，晚上也不再熬夜。

没有了烟，绿茶和绍兴黄酒是他所爱。绿茶大多是托亲朋好友买的或别人送的，尤其是安徽师范大学的臧宏教授，每年春天都会寄来几大包黄山茶林场的“毛峰”新茶，接到包裹单，照例由我去邮局领取，取回后父亲再把它们分放在一个个“火油箱”里。父亲喝茶用小杯，这是母亲特意安排的，为的是让他能多起身倒茶加水，离开案头活动一下。

黄酒是父亲自己买，他常在傍晚散步时去师大一村的小店买酒，不是“加饭”就是“花雕”，每天晚餐用热水温热了再喝。有客人来家，招待吃饭，照例也温上黄酒对酌，再加上几盘家常的荤素菜。记得在家招待的中外客人有：挪威的希尔贝克(G.Skirbekk)教授夫妇、美国的艾姆斯(R.T.Ames)教授、王浩教授、何炳棣教授和成中英教授、台湾的张尚德教授等。外校教授来参加父亲指导的研究生论文答辩，通常也请来家里便饭，如复旦的胡曲园教授、严北溟教授、蒋孔阳教授、上海师大的徐孝通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傅季重研究员等，这时，母亲也参加进来和客人们聊天，饭桌上的气氛热烈而亲切。

父亲生前曾为整理出版金岳霖先生的遗著《罗素哲学》、徐怀启先生的遗著《古代基督教史》、陈旭麓先生的遗著《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邓艾民先生的遗著《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而操劳，并为之作序或跋。父亲逝世以后，哲学系成立了“冯契先生遗著编辑整理工作小组”，全系教师通力合作，花了不少精力，将父亲的著作、论文、讲演录和哲学通信等汇集成十卷本的《冯契文集》，于1996至1998年间相继出版，母亲也参加了这一工作，选编了其中的“哲学通信”，并亲自撰写了“冯契年表”附于书后。可以说，《文集》的出版，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今天，很高兴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前来参加“冯契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预祝大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本文是作者2005年11月1日在“冯契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暨冯契基金捐赠仪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