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在《科学出版乌托邦：从开放存取到掠夺性期刊（上）》（本刊二〇一八年第八期）中指出：所谓的“开放存取运动”，是西方科学出版界一些聪明人下的一盘大棋。在这盘大棋的开局阶段，那些聪明人利用人们交流科研成果的朴素愿望，并借助于《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宣言》之类的乌托邦叙事，来掩盖背后唯利是图的商业算计。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考察西方有关期刊的操作手法，以及这些操作对学术生态的影响，就会发现，一些非常丑恶的故事正在上演。
怎样站着把钱挣了，牌坊还屹立不倒？
既然办开放存取期刊，发表低端论文已经被证明可以是一种新的生财之道，而“江湖规矩”又是影响因子为王——只有那些被SCI收录了的，因而也就有资格加入影响因子排名游戏的开放存取期刊，才能够收费挣钱，那么问题马上就变成：如何办一家影响因子尽可能高的开放存取期刊？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毕竟目前全球得以进入SCI的期刊只有近九千种，虽然从长期趋势看是逐年增长的，但增长速度相当缓慢。
然而，对于瓜分了全球科学出版大部分市场的几大出版巨头来说，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们旗下或多或少都有高居影响因子前列的名刊，这些名刊都是极为有用的优质资产，不仅这些名刊本身已经办到名利双收的境界，可以像姜文在《让子弹飞》中那样“站着把钱挣了”，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集团挣更多的钱！
可如果这些高居影响因子神坛的名刊也来挣开放存取的钱，这钱可是有点脏——开放存取期刊是靠发表低端论文挣钱的！试想一下，如果《自然》《科学》《柳叶刀》都变成了开放存取期刊，那它们一两百年积累起来的名声马上就会轰然倒塌！
所以必须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不错过“开放存取运动”这班挣快钱的车，又能够爱惜百年名刊的洁白羽毛，不坏名声。
这样的两全之策，还真找到了！这就是——办开放存取子刊。
举例来说，自二〇一〇年起，在科学界知名度很高的“四大名刊”《自然》《科学》《细胞》《柳叶刀》，已先后创办了多种开放存取子刊。
例如：《自然》创办了《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和《科学数据》（Scientific Data），这三个开放存取子刊二〇一六年的影响因子依次为12.1、4.2、4.8，每篇文章的收费依次是五千二百、一千七百六十、一千六百七十五美元。《细胞》创办了《细胞报告》（Cell Reports），影响因子8.2，每篇文章收费五千美元。《柳叶刀》也创办了《柳叶刀环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影响因子17.6，每篇文章收费也是五千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大牌刊物的主刊都保持着传统的订阅纸刊，而且都在尽力保持“纯正血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至少有两个：
首先是为保持高影响因子而承受的刚性约束，其次是分工明确，让子刊去发表开放存取的低端论文，既让主刊的洁白羽毛不受开放存取的污染，又不耽误挣开放存取期刊的快钱脏钱。
老牌传统期刊也向开放存取转型
“四大名刊”因已高居影响因子神坛多年，有点“天生丽质难自弃”，同时却也不想和钱过不去，所以想出办开放存取子刊的方法，力保主刊“冰清玉洁”的牌坊。而对于某些在业内名声尚可但还远未爬上神坛的传统期刊来说，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可以选择更直接的方案。
创刊于一九一五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习惯简称PNAS），是一份著名的综合类科学期刊。二〇〇四年六月PNAS宣布正式转型为“混合期刊”（hybrid journal）——保持传统投稿方式的同时，提供发表开放存取论文的选择，论文处理费用每篇一千美元（现在收费一千四百五十美元）。时任主编在社评中对期刊转型给出了四个理由：
一、所有期刊都应努力做到让一切地区的一切学者便利获取科学文献；二、开放存取的“作者付费模式”规避了期刊的财务风险；三、PNAS愿意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尝试开放存取；四、尽管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愿意选择开放存取期刊发表论文，但 PNAS愿意为他们提供发表平台。
这里开放存取几乎已经成为某种“政治正确”了。很难判断这究竟是PNAS的真实态度还是宣传手法，因为对很多期刊而言，它们在官网上陈述类似的漂亮说辞，其实只是为了掩饰自己把开放存取作为赚钱工具的真实意图。
从期刊经营角度来看，混合期刊确实是一种安全的尝试，它为期刊留下足够的回转余地：可以紧跟出版潮流，占取开放存取新兴发表市场的份额；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大多数作者倾向选择开放存取，那期刊可以转型为完全的开放存取期刊；如果多数作者对开放存取并不积极，那期刊仍可保持传统投稿方式。
PNAS的转型方式在传统订阅期刊中很有代表性，颇受各大出版商青睐，据学者们整理的近年相关数据，各大出版商启动混合期刊的数量增加非常明显，其中最突出的是爱思唯尔集团，仅二〇〇九至二〇一二年，它旗下的混合期刊就暴增了一千多份。每篇文章的收费平均在三千美元左右。
除了“混合期刊”模式，另一些传统期刊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做法——转型为完全开放存取期刊（不再接受传统投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老牌医学杂志《医药》（Medicine）。
《医药》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二〇一四年正式宣布转型为完全开放存取期刊，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考量：《医药》不是学会期刊，没有固定的会员读者基础，在与其他医学杂志的竞争中落入下风；订阅量和广告收益都在持续减少。《医药》的转型大刀阔斧，一上来就直奔“年发文数”，接受稿件大幅增加，由原来每年发稿三十篇左右，剧增为每年一千五百篇以上；同时转型为大综合类医学期刊，涉及医学学科达四十余个；并将此前由少数专家组成的编辑部大幅扩充，目前人数多达近八百人。也许最重要的改变，是发稿标准更加宽松，不再强调研究的创新性和潜在影响力，在“符合伦理道德”的前提下，甚至可以发表结果为阴性的医学研究和案例报告。
《医药》的一系列激进做法，拯救期刊的效果目前尚不明显，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它的影响因子从二〇一四年的5.7，只两年工夫就已经下降到了二〇一六年的1.8了。
“二百五十九美元发到死”的低俗套路
另一些新创办的开放存取期刊，力图打破原有出版格局，强行挤进学术发表市场。这些期刊采用的经营手法有时让人大开眼界，这里举两个例子：PeerJ和eLife。
PeerJ采用赤裸裸的商业促销策略，把电话公司常搞的那套固定收费打折促销手段，原封不动搬用到学术期刊的经营上来。期刊二〇一二年创办之初，提供了三种会员收费标准：
“初级会员 ”九十九美元，每年可发一篇论文；
“升级会员 ”一百六十九美元，每年可发两篇论文；
“研究会员 ”二百五十九美元，居然可以无限发文！
如果一篇文章有多位作者，需所有作者都购买会员资格才可享受套餐优惠。后来规则稍有变化，单篇论文处理费用一千零九十五美元；会员制保持不变，取消了“无限发文”规则，初级版、升级版和加强版价格分别为三百九十九、四百四十九和四百九十九美元，对应一年年限内可以发表论文篇数为一篇、两篇和五篇。需一文所有作者都购买会员资格才可享受套餐优惠的规则不变。
PeerJ如此露骨的商业做派主要和它的风投背景有关，它由风投资本Tim O’Reilly（提姆·奥莱理）一手操办，注资九十五万美元。杂志主要经营合伙人曾成功参与创办开放存取巨刊PLOS ONE。
这样赤裸裸的商业手法，《科学》杂志有点看不下去，它用满含讥讽的标题报道此事：“二百五十九美元让科学家发文发到死”！
eLife的手法则更具欺骗性。
这家开放存取期刊由世界著名私人研究基金会——美国马里兰州霍华德 ·修斯医学会、伦敦康惠基金会、柏林马普研究所共同投建。头十年共计投资四千三百万欧元。有如此雄厚的资金支持，eLife一开始的做法是，高调宣称发表论文一律不收取费用。
杂志首任主编由二〇一三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家谢克曼（R. Schekman）担任。谢克曼此前还担任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主编（二〇〇六至二〇一一）。上任新刊后不久，谢克曼就在英国《卫报》上发文，高调宣称其研究团队从此将不再向《自然》《科学》《细胞》三大期刊投稿。
他将这三大期刊称为“奢侈杂志”，指责这些期刊为维护自身品牌而将稿件录用率压得很低，“就类似高端奢侈品使用饥饿营销生产限量产品来维护自身品牌形象一样”，同时这些杂志还牵扯科学以外太多的东西——出版商的利益，研究者荣誉及基金申请等等，“扭曲了科学进程，鼓励研究人员进行华而不实的研究，而忽视真正重要的研究工作”。
谢克曼的上述言论听起来义正辞严，很像一位不满现状而富有情操的著名科学家鼓起勇气对几大精英期刊发起反抗的“义举”，在当时备受媒体和学界关注，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也都是正面的。然而今天回头再看，会发现谢克曼这篇富有煽动性的文章，更像是eLife为了打破期刊江湖原有格局所施展的套路：
先将三大期刊引为假想对手以自高身价，然后指责在这些高端期刊上发文困难，进而声称eLife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选择：“奢侈杂志的缺陷或许能在任何人都可以免费阅读的开放杂志上得到弥补。”但是紧接着，当eLife进入“SCI俱乐部”之后，就宣布对作者收取论文处理费用了！——每篇论文收费两千五百美元。
从最初高调免费发文，到稍后公然收费，eLife的套路很像一些商业杂志惯用的手法：先不惜成本投巨资烧钱，等成功占据市场份额并把招牌树立起来（进入SCI），立即转变手法开始收费。况且，发文困难如果是因为甄选严格，这根本就不构成期刊的“缺陷”，所以谢克曼对三大期刊的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PeerJ和eLife都在创刊后很快就进了SCI，这也未尝没有引人遐想之处——许多期刊奋斗了多少年还进不了 SCI呢。
“掠夺性期刊”的兴起
前述传统的“四大名刊”创办开放存取子刊，老牌传统期刊转型成为“混合期刊”或完全开放存取期刊，甚至就是PeerJ和eLife这样很商业很低俗的套路，都还在合法的底线之内。但是“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脓血和肮脏的东西”，何况从合法到非法，往往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开放存取期刊的“作者付费模式”，很容易把事情引向极端：发文越多就意味着赚钱越多，由此催生出一批专门以赚取“论文处理费”为目的，却对文章质量不严格把关甚至不经审稿就发文的开放存取期刊。卡罗拉大学图书馆员比尔（J. Beall）发表在《自然》上的文章把这类期刊称为“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它们常用以下欺骗手法：
对“论文处理费用”没有明码标价，先接受稿件后寄送账单；
不经事前征询就将知名学者列入编委会，或干脆伪造编委会成员名单；
刊名往往模仿知名期刊，并冠以“国际”（International）、“全球”（Global）、“世界”（World）等字样；
网站主页挂出的办公地址往往在欧美发达国家，而汇款的账户银行地址却往往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伪造国际期刊标准编号（ISSN）；
伪装成 SCI期刊，甚至伪造影响因子。
二〇一〇至二〇一六年，比尔曾逐年推出“掠夺性期刊”黑名单（Beall’s Lists），在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和讨论。但是这样的工作，无论是在理论建构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极为艰巨。与此相应，另一些研究揭露的数据也触目惊心：二〇一〇年 “掠夺性期刊 ”约为一千八百份（对应发文数五万三千篇），至二〇一四年已激增至八千份（对应发文数四十二万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掠夺性期刊 ”已成为 “开放存取运动 ”当前最大的灾难性后果。
西方开放存取/掠夺性期刊疯狂掠取中国科研经费
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自然会浮现出来：既然“开放存取运动”是一门赚钱生意，近年中国作者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又大幅增长，那么开放存取期刊有没有开始赚中国作者的钱？赚了多少？这样的问题不仅有学术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上面的问题确实是可以解答的，为此我们选择了八种颇有代表性的开放存取期刊，作为统计分析对象。这八种期刊之所以入选，各有重要原因。相同原因是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在其上的发文数量全都超过了一千篇；
统计数据详见下表（按二〇一七年期刊发文数量排序）：
数据说明：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SCI和 JCR数据库，采集日期：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表中影响因子为二〇一六年的数值。表中左起第七栏“每篇收费”来自各期刊官网二〇一七年报价。因Tunor Biology已在二〇一七年被清除出 SCI，表中以二〇一六年数据代之。
首先，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表中大部分期刊在这五年中发文数量都大幅增长，后来居上的Scientific Report从二〇一二年的八百零四篇增长到二〇一七年的两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篇，增长了三十二倍；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增长了四十四倍多；Oncotarget更是增长了六十一倍。
其次，要了解这些开放存取期刊如何掠取中国的科研经费，从表中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数据。将左起第五列的数值（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发文数）乘以左起第七列的数值（每篇收费），就得到左起第八列的数值（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贡献费用）：
在表中前七种开放存取期刊上，仅仅二〇一七年一年，中国作者就贡献了近六千万美元，或者说三亿八千多万人民币！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该表初步估算中国作者向国外开放存取期刊贡献费用的总规模：表中显示，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在表中前七种期刊上总共发表了两万九千二百三十二篇论文，单篇论文的平均费用是两千零三十美元；而SCI数据库显示，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总共发表了六万九千零五十一篇开放存取论文，我们保守假定，平均每篇的费用为一千七百美元，则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向开放存取期刊贡献的总费用约为七亿六千万人民币。
笔者还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数据来源，估算了二〇一六年中国作者向开放存取期刊贡献的总费用，同样约为七亿六千万人民币。由于我们采用了保守的估计（实际每篇费用很可能更高），这显然只是总规模的下限。考虑到这些费用几乎全部是用科研经费报销的，所以这些都是中国纳税人的钱。
最后，再看看表中二〇一七年中国作者在这八种期刊发文总数中的占比：臭名昭著的Tunor Biology高达65.5%，Oncotarget高达80.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更达到了惊人的95.3%，简直就是为中国作者量身定制的美国期刊！
从上述八种在中国疯狂吸金的开放存取期刊，到已经引起国际上正直学者抨击的“掠夺性期刊”，其间的过渡是非常平滑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研经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大量流入国外一些性质非常可疑的期刊囊中。考虑到如今全球开放存取期刊已超过一万种，及时重视这个问题，对中国的科研管理部门来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认清本质，中国千万不能去这摊浑水
二〇一七年初，当一百零七篇中国作者论文被撤销事件刚刚曝光时，笔者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应该尽快公布掠夺性期刊黑名单》的文章，明确主张：
有关部门（比如教育部）应该尽快公布一个国外“掠夺性期刊”的黑名单。《肿瘤生物学》就应该在名单上。对于黑名单上的期刊，在上面发文章不算学术成果，版面费不得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当有关管理当局还在为“黑名单”的提法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时，有些基层管理部门早已采取了应有的措施。例如表中PLOS ONE、Medicine、Oncotarget、Scientific Report四种期刊，在中国一些科研机构和医院中已经有了“四大水刊”（缩写为PMOS）的恶名，据说有些高校和医院已经规定不能报销在这“四大水刊”上发表文章的费用，这无疑是一个正确而有力的措施。最近又出现了一份有四十五种国外SCI期刊的名单，已被国内一些媒体直接称为“黑名单”。
所谓的“开放存取运动”，兴起到今天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这个运动所许诺的科学出版乌托邦并未降临，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开放存取期刊给大出版集团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能够收费的开放存取期刊那里，阅读确实是免费了，但社会仍然在为这些期刊支付费用，只是从传统订阅期刊的“后端付费”（订阅或购买者支付期刊费用）改成了“前端付费”，期刊还未上线，作者的“论文处理费” 已经支付给期刊了。这还使期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前端付费”帮助期刊规避了几乎全部的财务风险。
所以“开放存取运动”的结果，传统期刊的“奶酪”总体并未受损，期刊出版商却利用开放存取期刊找到了新的“奶酪”，大出版集团的暴利有增无减，锦上添花。
更需要警惕的是，开放存取期刊带来的新利润，是以严重伤害科学的学术生态为代价的，因为这些利润实际上绝大部分是靠发表低端甚至垃圾论文而获得的，而这些急剧增长的开放存取论文的发表，使得科学论文发表的学术标准进一步降低和混乱——想想“二百五十九美元发到死”的期刊吧，这不是在彻底颠覆“发表”的基本意义吗？西方世界那些长袖善舞的玩家，洞悉了当今世界科学日益泡沫化、商业化的趋势，随之起舞，成功地从中渔利，却对科学未来的学术生态毫不顾惜。
海量发表低端论文的开放存取期刊，作者借它们实现稻粱谋，出版商借它们获取利润，唯有读者是不需要它们的，因为这些低端论文几乎不会有读者。现实形成了对《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宣言》中乌托邦叙事的辛辣讽刺。
如果说，“开放存取运动”还没有在中国大行其道，开放存取期刊还没有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绝不应该被看成“未和国际接轨”的遗憾，反而应该看成中国科学期刊的幸运。有些国外的开放存取期刊已经来和中国出版机构讨论“国际合作”了，我们有必要提高警惕，如果为了赚几个小钱，或是为了“国际合作”的虚名，最后损毁了自己在国际出版界的清誉，就得不偿失了！
而被我们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国际科学共同体”，面对“开放存取运动”这种极具欺骗性又极度商业化的乱流，如果还能够有抵抗能力或自我修复能力的话，开放存取期刊终将盛极而衰，我们中国科学期刊千万不能去这摊浑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