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的生理基础向我们揭示了静止与运动、接受性与主动性的相互转化，因此，它也包含了人的精神发展的类型。倘若人的认识如同被描述具体事物和最特殊事物的需要所左右那样，也被追求最大程度的普遍化和抽象化所左右；倘若人的感情生活时而在对人与事物的默默奉献中，时而在与之相对的精力充沛的活动中得到满足；倘若在人类群体的社会化融合中，在个体从同一群体的凸显中，我们的道德习性发现其两极，发现其活动起伏的界限，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对那些巨大的对立性力量的狭隘安排，而人的命运就在于这些力量的斗争和平衡。人性因素的所有这些源泉和最终的本质取向本身无法用语词加以描述，惟有在那些个别现象中，它们才能显示出来。那些个别现象恰恰是人性因素的所有这些源泉和最终的本质取向在对个别生活内容的控制中产生的，而且正是在这些现象之中它们获得了自我实现。同时，与类似的力量一样，这些源泉与最终的本质取向也摆脱了不同的影响范围——它们很可能在几千年之前具体表现为埃利亚学派（Eleaten）与赫拉克利特之间的对立，或者在当前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毫无疑问，人类历史范围内的根本生活形式都显示了这些对立原则的有效性，每一种生活形式就其自身范围而言都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持久性与稳定性的兴趣同变化和更替的兴趣统一起来，在普遍性与类似性倾向和特殊性与个别性倾向之间进行协调，使对社会整体的奉献同对个性的坚持达成妥协。

在这些对立的社会安排中，对立的一方大多具有模仿的心理倾向。模仿首先给我们带来一种保存合目的性的力量的魅力，这种保存并不要求明显个人化的、创造性的努力，而且因其内容的既定状态（Gegebenheit）得以畅行无阻。但在模仿给我们带来这一安慰——即在行动时并不孤立——的同时，它也使相同的活动超越了迄今为止所进行的程度，如同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一稳固的基础减轻了现代人自我承受的困难。在模仿中，群体负载着个体。群体简单地把自己的行为方式交付给个体，使他免于选择的折磨，摆脱对同一选择的个人责任。但是，模仿仅仅对应着人的本质的一个基本取向，这种取向满足于平均性、一致性，满足于使个别融入强调变化中之不变物的一般性之中。因此，它不是那种反过来寻找不变中的变化、个体的差异、独立性、从一般性中自我凸显的基本取向。假如人们在其生物学基本形式的图景下来考察这两种对立的倾向，模仿就可以被看成一种心理遗传，而超越模仿、达到新的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却对应着变易性。

以下这一点对于时尚来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就其作为模仿而言，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这甚至不仅因为时尚内容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将今日时尚打上一种相对于昨日和明日时尚的个性化烙印，而且也是因为这些事实：时尚总是阶级时尚（Klassenmoden），较高层次的时尚与较低层次的时尚截然有别，而且在后者养成较高层次的时尚时，便抛弃这种时尚。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时尚那儿观察到的个别心理学特征就包含在时尚的这一本质之中。

犹如前文所及，在社会学的关系中，时尚是一种阶层划分的产物。荣誉一开始就是等级荣誉，换言之，荣誉获得其特征、尤其它的道德权利的途径是，个体同时用其荣誉来代表和维护其社会圈及其等级的荣誉；同样的道理，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结交（Anschluss）同等地位的人，另一方面意味着，这些人作为整个群体排斥（Abschluss）地位较低的人。社会形式、服饰、审美判断、自我表现的整体风格，在持续不断的形成过程中都可以通过时尚得到理解，以至于“时尚”——新颖的时尚，无论怎样都仅仅顺应较高阶层。这些阶层突出其成员相互之间的平等，与此同时也突出与地位较低者的差别，通过这种方式，这些较高阶层来排斥较低阶层。一旦较低阶层开始养成这种时尚——因为他们总是向较高阶层看齐并追求较高阶层，这在被时尚征服的领域最容易出现——那么，较高阶层便远离这种时尚，转向新的时尚。通过新的时尚，较高阶层重新同广大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与模仿因素一同构成时尚之本质的排斥因素，在缺乏相互重叠层次的情况下，甚至以相互并列的形式出现。从某些原始民族那儿可以得知，相互比邻而且生活在完全相同条件下的群体，很多情况下却形成了诸多截然不同的时尚。每个群体通过时尚来凸显对内的团结，一如它通过时尚来凸显对外的差别。时尚常常来自于外部，这一事实尤其解释了这种内在团结的因素。假如时尚并非产生于某个圈子内，在该圈子中时尚作为“时尚”就受到特别的偏爱。时尚来自于外部，由此它达到特殊的社会化（Sozialisierung）效果，而社会化是通过与位于外部世界的某个点的共同关系而出现的。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因素看起来似乎有如视觉轴线，最有可能集中在某个距离不太近的焦点上。因此，除了向心的、社会化的成效之外，时尚这一事实也显示出一种变易性、一种变化欲望（Veranderungstrieb）的满足——因此，时尚的外在起源尤其保证了时尚的新颖（Neuheit），或者说保证了与现存状态的差别，保证了急剧中断的更替。时尚的更替经常徘徊在各种对立中间，因为惟有在这些对立中，人们才能正确地意识到时尚的更替。对于人的本性的逆向追求（gegenstrebend）倾向来说，时尚的每一方面都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性。从这种倾向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它满足于时尚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又满足于时尚的内容。要么是排斥的需要和可能，要么是团结的需要和希望，在两个因素中假如缺少其中之一，时尚的领地便完结了。较低的阶层拥有自己希望拥有的相当稀有和罕见的特殊时尚，因此，原始民族的时尚比我们的时尚要稳定得多。出于相反的原因，如果在某个圈子中，每一个体都自以为具有某种明确的意义，致使模仿遭到断然拒绝，时尚就不会出现在这种圈子中。据说在1390年前后的佛罗伦萨，男人的服饰就没有什么主流时尚，因为每个人都试图在穿着上特立独行。时尚的本质在于，群体中只有一部分人领导时尚，整个群体不过跟风而已。时尚决非是现存恒定的，而是总在生成变化。一旦时尚全面流行开来，或者说，一旦那些原本只有少数人追求的时尚无一例外地影响到所有的人，就不再可称其为时尚，比如说某些服饰与交际形式的因素。对于个别人来说，诸如此类的时尚不能普遍流行的事实引发了这样的满足感：在他同时追求共同物的整体性——不同于在通常社会满足情况下做相同事情的整体性——的时候，无论如何，时尚仍然在他身上展示了一些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东西。面对时尚之物的沉迷是一种掺合着赞同与羡慕的惬意感。

因此，对于某些个体来说，时尚是一座真正的乐园。这种人在内在和内涵方面皆不独立，需要依靠，但他们的自我感觉仍然需要某种特定的彰显、注意和特殊对待。时尚也提高了默默无闻者的地位，使他成为整体的代表，而他也感觉到自己负载着一种整体精神（Gesamtgeist）。在时尚癖者和纨绔子弟那儿，这种情况似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时尚又沾染上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幻象。纨绔子弟推动时尚的倾向超越了日常遵守的界限：假如尖鞋时髦，他就把自己的鞋口变成船舷；假如高领时髦，他便把领子竖至耳朵；假如星期天去教堂时髦，他宁愿从早到晚都呆在里面……如此等等。他所体现的个性就在于某些因素数量上的增加；就其程度而言，这些因素正是大众的共同财富。哪怕刚好与别人同路，他也要走在他们的前面。表面上看来，整个行列对他唯马首是瞻，因为领头位置刚好是他所体现的公众趣味最终所要达到的顶点。但事实上，在个体与其社会群体的关系中随处可见的情况，对时尚英雄（Modeheldern）同样有效：领潮流者归根到底是被潮流领导者。时尚英雄体现了社会欲望同个人化欲望之间某种非常奇特的平衡关系，而且由于其魅力，我们便能理解，为何许多通常很理智的人、甚至知名人士都有表面上看来如此费解的时尚癖。某位杰出人物发明了一种服饰、行为和趣味等时尚，通过这种时尚他让自己显得鹤立鸡群。基于这种时尚的意义，他人便试图尽可能快地模仿已经出现的特立独行之举。某种时尚在原始状态下是这样形成的，在较高的状态下亦然。杰出人物的满足感显然在于，它混淆了拥有特殊物的个人情感和被大众模仿并负载起大众精神的社会情感。尽管这两种情感在逻辑上似乎自相矛盾，但它们在心理上却绝对相容，甚至相互促进。每个模仿者——当然在弱化的程度上——都分有了这种情感状态，直到时尚完全流行开来，直到个人因素随之消失。正如通过对时尚的极端顺从而达成两种倾向的某种类似的结合，通过抵制时尚，人们也能赢得类似的这种结合。谁若有意识地以非摩登的方式穿着打扮和行为处世，谁就获得与此紧密相关的个性化情感，当然这种情感不是靠自己的个人素质，而是靠对社会榜样的纯粹否定而获得的。假如现代性（Modernitat）就是对社会榜样的模仿，有意为之的非现代性（Unmodernitat）就是以相反的表征模仿它。但这种模仿依然证明了社会倾向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来制约我们，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式。甚至在一个广泛的社会范围内，穿着打扮不合现代在整个圈子中都有可能直接成为时尚——一种最值得注意的社会学复杂性（Komplikation）。在这种复杂状态下，诚如前文所言，追求个人特立独行的冲动满足于对社会模仿的单纯反其道而行之，从它那方面来说，其强度也来自于对某种具有类似特征的更狭隘圈子的依赖感——从社会学上说，完全类似于社团反对者的社团。

时尚的社会学意义以同等重要的形式表达了平等化和个性化的冲动、模仿的魅力以及特立独行的魅力，或许还可以说明，一般说来，女人尤为强烈地追随时尚。如果说科学的审慎在对女人作复数形式的全称判断时应该有所忌惮，人们至少仍然可以将这一点引为共识：就女人与男人的社会学本质截然有别而言，女人的社会学本质在于缺乏差别，在于相互之间更大的相似性，在于受到社会平均化更为强烈的制约。这一点直接说明了女人与习俗、与合乎礼仪的普遍有效形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在习俗、平均化和一般标准的稳固基础上，女人却强烈地追求个体人身相对的个性化和引人注目，而其个体人身与社会界限又并不抵牾。时尚为女人提供了这样的结合：一方面是普遍模仿的范围，在最宽阔的社会航道中畅游，另一方面是个体人身的显眼、强调和个性化的打扮。

时尚同最终可把握的心理活动交汇。时尚在对立的倾向之间保持自身典型的平衡关系：它对所有的个性一视同仁，这对时尚来说是根本性的。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时尚没有把握住整体的人。时尚的易变性恰恰是由自我情感的持久性来衡量的，由于时尚的易变性，对于整体的人来说，时尚总是作为某种相对外在的东西而存在。自我情感感觉到，至少在紧急情况（Notfall）下能够感觉到，其人身是对外在东西的一丝反抗（piece de resistance）。即使聪明且富有个性的人将时尚当作一种面具，当作一种对其最个人化的感觉和趣味有意识、有目的的打扮（Geschmack），而这种打扮是他们在一切外在形式方面通过对一般性规范的盲目顺从而获得的，那也不过是徒增这种细微差别。靠外在表现的独特性来显眼，表明这种人的内在本质性的独特性就是使某些天性隐藏到时尚隐蔽性的平均化之中的东西，这是一种优雅的害羞和胆怯。那种同时满足平等化的一致性与自我显眼的二元论，如今过渡到个别灵魂的内在状态中——根据这样一种独特的平行关系：就这种平行关系来说，诸多个体之间的关系频繁地重现在个别人身的诸多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中。个体总是有意无意为自己创造某种举止、某种风格。通过它们的显现、自我有效性以及隐退的节奏，风格便被刻画为时尚。因此，年轻人经常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一种突如其来的怪异，一种意想不到、毫无根据的兴趣，这种兴趣支配了他们的整个意识世界，随后又同样不可理喻地消失。这可以被称为个人时尚（Personalmode），它构成社会时尚的一种边界状态（wren-zfall）：通过将自己的意识集中在这种需求之上以及靠一致性倾向来代替模仿需求和社会需要，负载起个人的差别需求。一致性倾向由此获得自己的本质，而且很可能意味着一种更狭隘的封闭性，意味着这个个体因为自我的整体内容而具有内在的庄重性，似乎同时也成为他人的时尚。

在时尚中，所谓的不同生活维度获得某种特殊的巧合（Zusammenfallen），由此个体与群体活动的整体节奏也决定性地影响到他们与时尚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保守性和易变性以非常不规则的方式分布在一个政治群体的不同阶层中。从一方面说，下层群众很难产生变动，而且发展得也较为迟缓。他们在许多方面——譬如说在丹麦人和诺尔曼人占领时期的英格兰，这种情况就相当引人注目——创造了民族生活的连续性，因为他们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原始生活方式。相形之下，较高的阶层则有如墙头草，受新潮流的冲击和改变最为强烈。从另一方面说，最高的阶层恰恰是有名的保守阶层，常常过分守旧，仅仅以最笨拙的节奏向前发展。中间阶层（Mittelstand）是真正富于变化的阶层，因此自从第三等级（tiers stat）夺取领导地位以来，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历史也以全新的速度进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打从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以来，时尚、生活更替与对立的形式——就其内容而言，达到高度的时刻同时也是下降的时刻——为何伸展到如此广泛的领域，回荡着如此急促、如此多彩的节奏，赢得如此广泛的效果。在时尚中，不安分的、渴望变化的阶级和个人重新发现自己的心理活动的速度：它拥有一条尖尖的意识曲线。时尚的死亡萌芽、其注定要被代替的原因恰恰在于，时尚的注意力过于强烈地指向自身，时尚意味着一种指向某个特定之点的社会意识短暂的高峰期。对于那些信仰持久存在和真理的人来说，任何诸如此类的新颖以及在理论或实践中突然流行的东西，都绝对不是什么“时尚”。只有那些对时尚来去倏忽无踪充满自信的人，才愿意这么称呼它。

与这种情况相反，现在时尚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现象：每个具体时尚的出现，就好像它想要永存似的。今天，谁若购买一件应该使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家具，他就根据最新时尚来购买，一般不再考虑两年前流行的时尚。显然，两年之后时尚的魅力仍然像抛弃这件家具一样抛弃那件家具，把二者留给其他判断标准。这里似乎发生了一个辩证的心理过程：事实上总有某种时尚存在，因此作为一般概念的时尚是不朽的。时尚追求任何具有其组织形式的个别时尚，尽管每个个别时尚的本质都恰恰在于，它并非永不消失。在此，更替（Wechsel）持久存在的事实，给任何发生更替的对象罩上一层持久性（Dauer）的心理微光。

但是，时尚真正令人刺激和振奋的魅力却在于，时尚广泛的、席卷一切的扩散性同其急剧、彻底的短暂性——从另一方面说，短暂性也同对持久有效性的虚假要求相对立——之间存在着反差。时尚用某种狭隘维系了一个特定的圈子，将该圈子的相互归属感视为时尚的原因，正如该圈子也将相互归属感视为时尚的结果。时尚的魅力正在于这种狭隘性——恰如也在于某种重要意义，因为时尚正因为这种重要意义而将这个圈子同其他圈子区分开来。最终，时尚的魅力在于，它通过一个社会圈子获得某种庄重性，这个社会圈子使其成员承担起相互模仿的义务，从而使个体的所有责任——伦理责任以及审美责任——得以减轻。因此，时尚的魅力也同样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这一界限内加强时尚因素的个人化特点，并且创造时尚因素的独特差异。在那些多重构成物（Gebilde）中，社会的合目的性使相互对立的生活潮流获得同等程度的客观化，而时尚仅仅显示为那些多重构成物中一个具体的、非常独特的构成物。

*本文选自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李猛、吴增定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