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基尼系数不重要，在於划下了两条线。其一是以现金收入为基础的收入测度，离实际的收入和分配状况尚有不小的距离；其二，即使得到公认准确的度量，「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也不是一回事——基尼系数高，不一定收入分配不公就严重；基尼系数低，也不一定分配不公就不严重；即便收入差距的程度恰好反映了分配不公的程度，基尼系数本身也并不能指证分配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合并起来，我们没有理由把基尼系数作为研究分配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什么才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见仁见智，本文的看法，最要紧的还是财产权利的界定。讲过了，不能离开财产来谈收入，否则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引向无源之水。财产问题的重点又何在？也讲过，在於关於财产权利，即人的经济行为的许可和限制。是的，人们获得收入总有所依凭，这依凭不是别的，正是关於财产的行为权利。观察到收入分配方面出了问题，不妨单刀直入，到财产权利的釐定方面去寻找原因。

从「以权谋私」说起吧。没有谁否认这是当下我国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无论全国的顶级大案，还是各地方公开披露的「级别不高」的以权谋私案，都是执掌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以权力谋得数额特别巨大的不义之财。那些谋私所得，数目动辄以百万、千万、数千万人民币计，是普通人穷其一生也赚不到的钱财。

这个现象逼人思考：凭一点公权在手，就能够谋得数额如此巨大的私利？问题不浅.本文的答案是，转型经济里相当数量的资源，因为供求形势而在市场上值大价钱，可是这些资源的权利谁属，界线十分模糊，於是很容易就成为公权掌控者的囊中之物。

结合一些实例来谈。胡长青案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件「小事」：一位经营运输业的民营企业家欲在南昌市得到一个停车场，无法从市场得到，却发现可以通过向胡长青挥毫泼墨的「书法作品」支付巨额的「润笔」费，来交换批地的权力。据说胡副省长的字真的有点看头，不过要是停车场的土地可以在公开市场上竞价而得，其「墨宝」绝不可能如此昂贵——最后连性命都搭了进去！

事理简单不过.经济有苗头，停车场就是稀缺程度很高的经济资源。甲要乙也要，鹿死谁手？这就取决於权利界定——人们争夺稀缺资源的行为边界和行为准则究竟是怎样的。就算南昌城中的那块土地真是什么「无主财产」——谁也没有排他性的行为权利——甲乙之间也一定要争出一条产权边界来：谁跑得快就是谁的，或者谁武力强就是谁的，或谁的年资深就是谁的。争、争、争，就能把无主财产争成有主财产.资源一旦名花有主，再争者非出价不可。横竖土地是张三李四的，要是王五不出一个合适的价，人家不让就是了。「市场」就是这样来的。大名鼎鼎的科斯定理，按五常教授阐释的正版，不过就是指明「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比较麻烦的是，资源产权在名义上有归属，而实际上又含糊不清。很不幸，这正是胡长青掉脑袋的产权制度背景。是时，南昌城中的那幅土地——以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范围以内的土地——在法律上属於国家所有。「国有」者，全体人民所有也。从这一点看，说那幅土地「产权不清」似乎没有道理。明明属於全国人民嘛，怎么说产权不清？

真的是全国人民拥有、全国人民享用——所谓「肉烂在锅里」——倒也罢了。问题是人民和人民之间也存在资源利用的竞争。回到南昌城里那幅地，张三要停车场，李四要开酒店，哪个不是「人民」了？究竟哪一位人民可以如愿以偿呢？要是权利清楚，他们只好凭出价高低定输赢.可事情偏偏还有另外一面：对於「国土」而言，到底把土地资源配置给谁，由政府和官员看得见的手来决定！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全民」的城市土地百分之百由行政之手无偿划拨。公元1987年以降，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由政府向市场批租——是重要的改革和历史性进步。无奈改革的步伐不均衡，时至今日，城市国土的供给方式还是「多轨制」：公开拍卖有之（包括「彷彿是公开拍卖」）；关门划拨有之；私下授受亦有之。结果，正因为胡副省长有权低价向私人老闆批出土地，私人老闆才「愿意」按高价向胡副省长支付润笔费.很清楚，如果城市土地——财产是也——的处置权利得到清楚的界定，胡长青想打主意也无从下手。推下去，他的「润笔」收入不可能离谱，更谈不到最后要丢掉性命。应该没有人不同意胡长青的这部分收入实属「不公」。追根寻源，真正的祸根就是「国土」在事实上的产权不清。祸根不除，要私人老闆不寻租，官员不贪污，怎么普遍行得通？

本专栏研究过的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案，问题也如出一辙.据法院判决，刘站长任职九年期间共获取非法所得5000万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火车票差价.何谓「差价」？就是政府管制的票价与乘客在市场上愿意出手的票价之差。不少论者认为政府人为压低票价就可以帮助学生、打工者和其它低收入人群。不过仔细研读刘案，我们不难看到，「差价」犹如「公共资源」一样，究竟谁属未经清楚界定。刘站长拥有的低价车票的控制权，使他在抢夺权利不清资源的「竞争」中胜出。

举一反三，当下最刺激人的分配不公，首先来自财产权利界定的模糊。无论煤矿开採权的取得，农地非农转用权的确认，还是仍然蔚为壮观的差价资源的分配，传统的权利边界已经失效，新的权利边界又尚未形成。你争我夺之际，公权力总是佔尽了上风.部分由於需要明确产权的资源数额依然十分巨大，部分由於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效率尚低，引发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现象的氾滥成灾。

小结一下，收入分配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根源在於权利界定不清。要解决这个难题吗？治标之策不需要我来谈，治本的办法惟有产权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