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下午，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在京隆重举行“回应信息时代呼唤，坚持公共政策创新——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座谈会”。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先生在会上做了主题为“对我国40年产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的演讲。
以下为陈清泰演讲全文，经本人亲自审定后授权发布。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作为一个高端智库，在助推我国迎接信息革命，走向信息时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想就我国40年来产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做一个发言。
我这篇讲话这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个过程参与者的回顾与思考。
一、对我国40年产业发展的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体上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产业再发展的起步阶段。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所做的第一事，就是破除了“两个凡是“，推动思想大解放；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政府很快聚焦刚性的计划体制，推进改革。先后推行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经济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此同时，对国有企业实行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最后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利润递增包干。企业开始有了自主权和自主钱，调动了企业的内生动力。此同时从“傻子瓜子”、“顾工七个人以上是不是剥削”开展了大讨论，逐步放开个体私营经济。
这些重大的体制性改革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工业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居民吃穿用凭票的问题得到解决。港台一些加工项目开始进入，引进技术开始起步，上汽与大众合资项目落地。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0年中央就决定在比邻香港的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充当改革和开放的先行者、探路人，希望取得“以外促内”的效果。
第二个阶段，1992年到2010年前后是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1992邓小平南巡讲话，破除了“姓资姓社”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扰，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央做出《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接着1994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财税、金融，投资、外汇等的市场化改革，为经济体制转型打下了基础。
此时，较大比例地公有制、国有经济能不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成了一个突出重要的问题。如果找不到有效途径，就面临重要的政治选择，要么保持公有制经济，退回到计划体制；要么发挥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就得搞私有化。但这两者都是我们不愿接受的。
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企业制度改革放到了突出重要的地位，指出，“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25年了，至今还没有到位，由此看出他的难度。
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产品由买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40%的企业亏损，众多企业停工半停工。严峻的形势成为推动改革的倒逼力量。
这期间，一方面开展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具备条件的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另一方面，实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组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困难企业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从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兼并破产；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实施三年脱困计划。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经过这一轮改革，国有企业分流职工约2000万人，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开搞活了上万家国有中小企业，保住了大量就业岗位。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组织结构得到改善。中国联通、中石化、中石油等一批大型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充实了上千亿资本金，改善了资产负债结构，为进入新世纪的十年辉煌奠定了基础。
90 年代中有两件对我国信息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一个是1992年10月，机电部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利用电力、铁道等专业通信网成立联合通信公司，打破电信垄断。朱基副总理赞成此事，批示由我来协调推进。
我分别听取了机电部和邮电部的意见。机电部在说明为什么要办联通公司的时说，邮电部是立法、司法、行政、制造和运营为一身的体制。解放40年电话的普及率只做1.23%。要扩容就靠国家投资，如果到2000年提高到5%，国家就得投资两千多亿元。即便这样也根本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他们罗列了电信垄断造成的各种弊端。提出希望国家批准成立联通公司，利用专网已有的能力，通过市场融资来发展。他们的要求是与邮电网享受同样的资源，同样的政策，公平竞争。
在听取邮电部意见时。一位副部长开门见山就说，通信的特点就是“天然垄断，政企不分”,我们不同意设立第二通信网。两个网无论在连接技术还是经济上都不可行。
当然“胳膊扭不过大腿”。几经协调、最后国务院拍板定案，联通公司1994年成立。进入新世纪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竞争共存的局面，为后来的信息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另一个是90年代中期，通信技术从模拟机向程控技术升级时，我国的“巨、大、中、华”四家企业实现的技术突破，并较快实现了产业化。改变了电信装备“七国八制”全靠进口的局面。华为、中兴继续跟进，进而在无线通信装备上很快走到了前列，至今在5G方面取得了主动。
没有这两方面的突破，很难想象今天我国的信息化将遇到怎样困难。
进入新世纪，90年代改革红利释放，2001年加入WTO又给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加了一把火，形成了三驾马车拉动产业发展的局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一段时期每年新增发电装进3000至4000万千瓦。铁路一年新建3000到4000km；高速公路每年新建5000到7000km；万吨级泊位一年要增加100多个。每年建设无线通讯机站约10万座。
第二就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住房商品化改革刺激了购房需求，仅商品房每年建设面积就达20多亿平方米，几乎占全球的一半。私人轿车从限制转向鼓励，迅速释放了潜在的需求。一段时间汽车产销量年增30-40%。从2002年到2017年的15年间，汽车产量增加了8.8倍。平均每年净增170-200万辆的汽车生产能力。
第三是进出口贸易的拉动。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01年到2010年的9年增长5.8倍。
足够大的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拉动和多渠道引进的技术，使中国制造业迅速成长。在10多年内，我国在基础产业的各个门类都建起了很强的产业能力。如发电设备、石油石化装备、通信装备、铁路装备、加工机床、工程机械、造船海工、港口装备、极限制造设备等。三来一补和富士康这样的代工行业的发展，带动形成强大电子零器件产业。共同的需求拉动钢铁、有色、建材等基础原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
这期间一个影响长远的进步是中外合资合作迅速发展，我国的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体系。
这阶段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中国跟上了全球互联网大潮。在2000年前后BAT三家公司相继设立。在中国的互联网中建起了浏览平台、交互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推动形成了一轮互联网热潮，各类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国家顺势而为，及时提出工业化要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互联网+”，发挥信息化的对生产力的乘数效应。信息化很快从城市到农村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所到之处无不改变了面貌、提高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全社会对信息化的认知度。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普及率以远高于世界的速度增长，2009年开始，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我国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赢得了主动。
第二，在旺盛的需求和追求GDP冲动共同作用下，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电力，造船等传统产业，各个地方和企业竞相扩大投资、增加产能，已经到了刹不住车的程度。2003年12月，国务院就下文给各地分配压缩指标，还由曾培炎副总理与各省市分管领导签订“责任状”。但情况没有改变。之后，到2014的十年间政府五次下达压缩指令，但钢铁产量却增长了2.7倍，电解铝增长了7.8倍，水泥增长了1.9倍。去产能的进度远远赶不上增产能的速度，众多行业产能超常规过剩。2015年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主要资源投向了产能扩张，技术能力没能同步跟进，是我国产业普遍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第三，2013年国资委成立，集中统一管理国有企业，在推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方面有很大进展。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界限越来越深，政府显性或隐性采取差异化政策。国有企业是“体制内”、有行政级，有较强的话语权；在市场准入、获取稀缺资源和资本市场融资、银行贷款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民营企业在并不理想的环境下也在不断壮大，在工业产出中很快接近或超过了一半。受到限制的市场空间已经不足以让他们放手施展。要求开放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2005年国务院发布发展民营经济的36条，提出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2006年12月国资委宣布在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7大行业国有企业绝对控制；在钢铁、汽车等9大行业保持控制地位。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发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在这期间曾经进入山西煤炭行业的民营企业全部被挤出。这期间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议不断。从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出所有制的鸿沟有多么深，所有制的割裂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第三阶段，向创新驱动转型
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趋势性变化：
2011年开始，越过了年度投资的峰值期，劳动人口进入绝对数递减阶段，三产比重开始超过二产，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进出口的增长势头减弱，资源环境的约束已十分强劲。此时，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能力减弱。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如何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引起政府部门和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向创新驱动转型已势在必然。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在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的同时，在几条战线上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和产业的创新和升级：
1,国家制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引领未来产业发展；
2，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不断改善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
3， 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破解了一些阻碍创新的体制障碍；
4，对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压缩过剩；
5，倡导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和提升制造业：
6，倡导“互联网+”和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这一系列举措较快发挥了作用，供给侧结构调整较快启动，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各类创新活创业动日趋活跃，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较好地消化了增长速度回落带来的风险。为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开了一个好头。
二、对我国产业发展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把产业政策放到经济管理的重要位置。如果对近30年产业政策做一个评估，可以说，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有失有得，得大于失。所谓有得，一是以产业政策接盘，使刚性的计划管理逐渐退坡。二是一些普适性政策，如兼并破产、减人增效、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研发费加计扣除和加强产权保护等改善了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在市场失灵领域设立16个重大专项等促进了产业水平的提升。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政策有得有失，失大于得。所谓有失，一是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存在；二是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被固化；三是企业市场进入和投资决策的权力未能到位；四是区域市场分割依然存在，没有明显减退。
促进产业发展的有两大政策，一个是产业政策、一个是竞争政策。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政府已经没有信息优势，最需要的是有效的市场竞争。目前，一些产业政策抑制竞争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增长动力转型的障碍。
当前，要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地位，认真贯彻国务院发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使产业政策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不阻碍竞争。
（二）消除所有制鸿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进入新世纪，“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争议一波有一波。这是个伪命题，国家追求的是所有资本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把经济总量做得最大，而不是“谁进”或“谁退”。各类资本都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都应有公平的权利、受公平的保护。
争论的焦点是竞争的公平性。人为地认定各类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和由哪种所有制成分保持“控制地位”，并通过差异化政策来保障实现，这违背了公平与效率原则。除少数极特殊领域外，各类企业所占比重应当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能将人为规定的占比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刻意实现。
现在，每个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头上都贴上了“所有制标签”，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的体制内进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非经济因素的阻扰，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消除所有制鸿沟对各类所有制企业都是一次解放。90年代初“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特别需要释放亿万人民求富创业的内在动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为奔向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
（三）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
我们曾把“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大规模投资”的管理模式用到了极致，较快地走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但政府强政府的增长模式不能适应创新驱动的发展。
创新型增长有几个特点：
一是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由企业家精神铸就的，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预知未来，不是规划和审批所应涉及的范畴。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二是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通道，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尽管创新可以造就谷歌、苹果和我国的华为，但更多的创新却以失败而告终。但市场的强激励会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和投资人甘愿冒失败的风险倾心于创新。
三是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应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日渐明朗，并使成功者脱颖而出。
四是新的创新冲击旧的创新，会引发创造性破坏，加速企业的兴衰和劳动力的流动。数码摄影的进步，甚至使柯达这个百年老店走向破产。
五是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地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
六是灵活的直接融资方式是创新的助推器。
完善创新驱动生态环境的核心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四）重视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制度。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更加符合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
在革命性新技术出现时，大企业往往因对传统技术的依恋和大量存量资产的拖累而踌躇和犹豫。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中找到施展的机会，愿意冒险推进新的技术变革。
在我国的创新体系中，中小企业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技术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角看，中小企业是试错成本最低的一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以自身的“生和死”在充当着新技术、新产业探路者的角色，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进行着铺垫。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弱势地位，但它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理应得到政府的支持。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立，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不利于建立好的创新生态。
与我们的政策理念不同，发达国家把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看作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2000年，《欧洲小企业宪章》提出，“小企业是欧洲经济的中坚力量”，“只有把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到优先议程，欧洲试图在新经济中引领潮流的努力才能成功”。
在硅谷和深圳，最为靓丽的是苹果、谷歌，是华为、腾讯，而支持这些企业的底层则是无数活跃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
我们应改变政策理念、改革传统做法，进一步确认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地位，把活跃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看作创新发展的一块基石。
（五）建立高效率的创新链条
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规制应当促进产学研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各自扬长避短，形成高效率的创新链条。
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规模化生产；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开发”。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的支撑与撮合，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流出的人才和扩散效应，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可应用的技术，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主流产品。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新产品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不断发生的局面。
近年，跨所有制的壁垒、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割裂的情况有所上升。一些垄断企业封闭扩展垄断链条，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在体制内建立产业联盟，形成配套。一些大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也倾向搞封闭式、大而全、不求人。
大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和技术转化成果的市场，这个市场没有放开，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就受限。不仅使大企业创新成本上升、周期加长，也迫使小企业做长产业链，招致创新创业的成功率下降，造成整个创新体系的结构性低效率。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菲利浦、微软、苹果等，都是在不断集成中小企业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登上了皇冠的宝座的。
（六）企业、市场、政府协同配合卓有成效的一个案例
在创新发展阶段，政府对新兴产业过早或过度的监管可能抑制创新。互联网的渗透力难以想象，所到之处都会发生巨大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很难预判互联网创新创业发生在哪里、以怎样的形式产生什么效果。可喜的是政府没有采取对汽车等产业那样，设置高门槛、严格前置性审批。而是承认市场导向的作用、尊重投资主体的选择、相信市场筛选的能力。既容忍“一哄而起”，又乐观“大浪淘沙”,还接受强者的“脱颖而出”。这就给创新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较好平台、给参与者提供了试错的机会。
在电子商务等很多方面政府没有过早出手“规范”，而是冷静地观察发展态势，相信企业对发展初期出现的各种问题有自我调整和迭代改进的能力。如对假冒伪劣控制、安全支付、物流配送等难题都是企业在实践中破解的。只是在积累诸多案例，表明市场自身无法解决时再出手规范。这种适度宽容的环境使互联网思维和创新创业空前活跃，“互联网+”迅速渗透到各种实体经济和服务业，有力地促进了结构升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我国从城市到农村、从白领到蓝领，大家对信息化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参与的能力越来越强。为后续的智能网联、信息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这过程中中小企业，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发展，不仅成长出BAT这样的大型平台公司，还出现了不少“独角兽公司”。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只重要力量，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只生力军。
可以说，在我国众多产业发展中信息产业是企业、市场、政府协同配合最好、最有成效的一个案例。
（七）政府政策推进幼稚产业成长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促使我国较早将电动汽车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二是自身零排放，三是改变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地位。
我国2009年在全球最早推进产业化，给我国企业留出了非常宝贵的近10年的时间窗口，使我国汽车产业实现了“换到先行”，赢得了某些先发效应。
在没有国外成熟技术可供借鉴情况下，汽车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投入人力财力的力度都是前所为未有。跨界的产业和企业大举进入，已初步建立起了产业链。互联网公司大跨度参与，使我国电动汽车较早地引进信息化、智能化的因素。“造车新势力”的进入成为中国一大特色。他们对未来汽车的不同理解、不同定义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开阔了思路，对传统车企形成了一种倒逼和促进。共享出行快速发展，展现出良好的前景。
经过几轮迭代进步，用户对国产电动车的性能、驾驶和乘坐体验的认可度提高，品牌的认可度上升。企业经历自主开发全过程的锻炼，研发队伍壮大，研发能力和信心有很大提高。开始改变燃油车那样的竞争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电动汽车不是孤岛，要跳出电动汽车评估和部署汽车革命。因为与汽车革命相连接的是信息革命、交通革命、能源革命；未来的汽车是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是将绿色能源、智能电网、未来出行、新一代移动通信相互链接的纽带。电动汽车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支柱性、引领型产品。他有极强的能力广泛吸纳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新技术、新材料、电力电子、先进制造等方面的新发展、新势能，成为众多产业融合创新的大平台，较大程度上重塑产业生态。
总体上说，电动汽车是政府政策推进幼稚产业成长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现在，中国产业正处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要跨过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们期望政府能创造一个更加适宜创新的政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