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7年12月，美国公布了特朗普执政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发布后，人们普遍聚焦在《报告》对美国安全形势“非常危险”的渲染上，对中国和俄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上，以及中俄各在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当然也有提及美国与中俄在一些领域的合作需求。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报告总结部分的一句话，“该战略是由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指导的。
“现实主义”（realism）这个词出现在国家安全报告上极不寻常。不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极少会关注这个抽象的词，人们通常更关注那些易于理解、能直接带来刺激的字眼，但实际上正是这些概念构筑了报告的基石。上一个在类似意义上使用“现实主义的”是小布什执政时期，在2006年国安报告的结语中提到，“我们安全战略的目标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而手段是现实主义的（realistic）”。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安报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词，而在老布什政府1991年（8月份）、里根政府在1988年的报告中均多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也就是说，这是冷战背景下被使用的国际关系词汇。
现实主义是一把钥匙。通过它可以洞悉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实质内涵。因为在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包含着一整套对国家性质及其动机的假定，以及行动策略的安排。美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是在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诞生的，在过去近80年里，存在诸多现实主义流派。在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思想家如何看待世界？这一理论框架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这些思想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外交战略？在当下其对象和策略是什么？本文将试着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本文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engagement）向遏制（containment）的转型。具体的战略目标和抓手就是阻遏中国经济增长，延缓美国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速度，获得更长的战略准备期和主动权。面对这一战略调整，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认知，立足自身的优势，通过大力改革来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如此方有迫使美国调整战略、谋得两国以及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战略
研究美国外交战略，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思想体系。凯恩斯曾有名言，“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他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这段话，常被用来形容观念的持久影响力。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罗伯特·基欧汉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论文集中[1] ，也引用了这段话，以阐明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形较晚，但是国际关系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修斯、洛克、卢梭、康德、马克思等思想家的论著中，甚至是古希腊思想家（如修昔底德）的著述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孙武）和著作（如《战国策》）中，也有很多与国际关系有关的讨论。
1.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演变
战争与和平长期以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命题。从17世纪中叶成形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19世纪初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并不能使人类社会持久地摆脱霍布斯丛林，战争成为国家间的常态，主权国家利益争夺愈演愈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是基于对惨烈“一战”的反思，1918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流派的起源。尽管这些建议十分具有建设性，为人类社会摆脱野蛮的丛林杀戮带来了曙光。但是美国在参与“一战”后的全球体系上半心半意，力量上也没有充分做好准备；欧洲的老列强则急于瓜分战后的胜利果实，拒斥美国发挥领袖作用。最后形成了大打折扣的《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烂尾工程的新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东方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方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崛起和德国对邻国的威胁。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是从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基于对“一战”后二十年国际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爱德华·卡尔在1939年出版了《二十年的危机》[2] ，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1948年，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出版了《国家间政治》[3]， 奠定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石。摩根索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行为主体，国家是理性的，国家利益在于不断扩大自身的权力。由于人性好斗，所以利益冲突是常态，最终国家利益是由均衡状态的权力范围决定的[4]。 肯尼斯·华尔兹是摩根索之后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开创了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流派。他在《人、国家与战争》（1959）等著作中[5]， 修正了摩根索理论中对人性天生争权好斗的假定，将无政府结构和权力均衡作为分析的基础，提出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anarchic structure）。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博弈论，大量研究讨论了无政府结构下国际冲突的信息机制、协调机制、谈判机制问题，认为正是国家之间彼此不能确认战略意图，无法合理分担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导致了合作和权力均衡的困难。
200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发表了《大国政治的悲剧》[6] ，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offensive realism），而将新现实主义等理论归为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7]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由于大国之间不能确信彼此的意图，而且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追求霸权，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大国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就要不断扩张自己的力量（军事），一国只有成为霸主之后才会停止对权力（军事优势）的追逐。理性的霸权大国将更多依靠发展自身的能力实现安全，不会虚耗实力，在此原则下，要将破坏均衡的责任推给崛起大国，将抑制崛起大国的责任更多由其他国家（如盟友）承担，为自身赢得保全和积累力量的时间，确保霸权地位的巩固。
2. 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缺陷
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并非无懈可击，在实践上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理论层面的批评，通常有几个方面：首先，现实主义过低地贬抑了人性、道德、正义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影响；其次，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过多地将行为主体集中在国家身上，将国家作为原子式的行为单元，既没有考虑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主体（如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在促成合作中的作用；第三，从方法论上，现实主义的视角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到国际秩序发展的历史性和动态性，因而夸大了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作用，也没有考虑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和未来新的可能性，陷入一种概念和愿景上的自我循环。以上的批评性分析和讨论，在美国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基欧汉、约瑟夫·奈、蒂莫西·艾什等著作和辩论性的论文集中都有涉及。除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及后来的自由主义）流派，国际关系中还有其他思想流派，包括建构主义、历史主义、革命主义等。但是这些思想派别虽然各有其到，在美国政策决策中影响尚浅，因此也不多加着墨。
除了理论上的缺陷之外，现实主义在实践上也面临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身就是理想主义道德观念的产物。虽然威尔逊的理想主义遭遇了挫折，但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再出现“一战”、“二”战这样全面性的战争，甚至连直接的战争没有再出现，虽然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冷战对抗和不时爆发的代理人战争，国际体系的基础架构仍是稳定的。这里面固然有核恐怖平衡的作用，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向往，国际政治中对独立、平等、公正的追求，仍是促成战后国际秩序总体稳定的重要力量。总体上看，国际合作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扩展，合作的层次和密度不断增加。这些都展示了人类社会走出野蛮残酷的霍布斯丛林的可能性。
就美国自身看，它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也常常是双面的。美国本身是建立在自由平等观念上的国家，这种特点使其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中展示出强道德诉求的一面；但美国又是一个霸权国家，在冷战后更是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因而克制不住霸权本能的驱动，展现出傲慢、自利、霸凌的一面，甚至为维护霸权利益不惜损害自己主导建立的体系。无论如何，这种双重性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现实主义对国际秩序单一、狭隘的叙事。
3.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对美国外交战略制定具有深远的影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本人就是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汉斯·摩根索、麦克乔治·邦迪、乔治·凯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亨利·基辛格、格雷汉姆·艾利森、约瑟夫·奈等都在政府外交和国防系统中担任要职。一些学者，如华尔兹、基欧汉虽然一直在学术圈中，但他们对外交战略的影响仍是深刻和深远的。
在美国当下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老一辈的基辛格、艾利森、米尔斯海默、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也有在理论盛年的哈佛大学的斯蒂芬·瓦尔特、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博森、达特茅斯学院的威廉·沃尔福斯、斯蒂芬·布鲁克斯等。在“二战”以后至1970年代末，现实主义思维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战略。人们熟知的有“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提出了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containment)战略。中国读者更熟悉的还有基辛格的“三角外交”(triangle diplomacy)。
在1980年代后，现实主义流派在华盛顿外交决策圈的地位逐步被边缘化。在“冷战”结束后至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更具有影响力。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一方面是正确地抓住了国际关系的部分本质和现实，另一方面也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密切相关。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在全球攻城掠地，最终被自身的傲慢与偏见所主导。不出意外，在一系列失败后，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左翼自由主义、新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又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导权。
这里，特别要区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思想的差别。在国内的战略研究中，通常总是大而化之拿一种混淆另一种。譬如，美国新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新保守主义，但在外交战略上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奥巴马政府的意识形态是左翼自由主义，外交战略上先是新自由主义，然后又转向现实主义[8]（有人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体现在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上。但是，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和外交战略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奥巴马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也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所以注定这两者的结合不会持久。直到特朗普开始执政，现实主义者终于迎来了转机。特朗普政府的杂糅式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宗教、对武力的信仰和追求上，和现实主义诉求有许多天然的契合点。
4.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如何看待中国
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有很多细分。一旦进入外交政策层面，现实主义者们给美国开出的药方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但是，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在外交政策分析中，都将中国置于首要或优先的位置，视为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者。
现实主义者都有修昔底德情节。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将修昔底德奉为现实主义的鼻祖。很多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家，都爱引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段话：“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赢得时人的赞赏，而是为了永垂不朽”。在现实主义者心中，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个重要的隐喻。艾利森在近著《注定一战》中[9]，将这一隐喻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种隐喻构成了美国学者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国内对此重视不够，只是将之作为一种谬论一驳了之，却低估这种隐喻对美国战略选择的长期深层影响。这并不等于说现实主义者爱好战争和鼓吹战争，他们的理念更接近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均势战略和自身的实力准备避免战争。多数现实主义理论家都批评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认为是虚耗国力，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在评估中国影响的时候，在乎的都是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增速。现实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和美国在科技上还差距悬殊，在军事力量上也是如此。但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要显著快于美国。这种经济力量的快速增长，未来会转化成科技、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力量，并且中国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以经济合作为筹码迫使其他国家就范，从而获得区域内的主导地位。李光耀在接受艾利森的采访中，也特别强调了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带来的挑战[10]。
现实主义者并不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他们要确保的是美国的领先地位（primacy）。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只要有可能威胁美国的这种领先地位，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战略评估对象。特朗普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人们更多从“优先考虑美国利益”考虑，但实际上还有另一层含义，“美国要继续保有充分的领先地位”，这和现实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如何定义中国未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美国的选择，各流派的分析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譬如，巴里·博森认为应该采取维持性策略（restraint）,即在加强同盟对中国制约力量的同时，审慎地维持现有的力量边界，不激化敌意和对抗。[11] 威廉·沃尔福斯和斯蒂芬·布鲁克斯认为中国很难在短期成为与美国相并列的一极，但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之后、其他强国之前的准一极。[12] 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的理论家，包括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瓦尔特，则判断美国不可避免要采取遏制战略，避免中国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专栏作家和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卡普兰也相当程度赞同米尔斯海默的看法。[13] 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包括布热津斯基、艾利森等，又倾向于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角度，阐述中美冲突的高可能性。
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究竟采取的是哪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我们认为，答案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将大国的生存置于核心诉求，应对倾向于采取“离岸均衡”(offshore balancing)策略。这一策略的要旨是，当一个国家要崛起成为区域霸权时，美国首先要将责任推卸给崛起国家，并要让更多区域的其他大国承担遏制的成本，在必要时美国再介入。离岸均衡战略不同于孤立主义，前者保留了介入的可能，而后者则选择回避。
瓦尔特在2018年《国际关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地区出现地区性霸权的可能性。他认为欧洲的德国和俄罗斯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两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未来主宰这个地区。在中东，他建议美国允许俄罗斯的部分存在并更多由地方力量处理ISIS崩溃后的问题，不要介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争端，只要这个区域不出现支配性的大国就可以。亚洲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面对中国的挑战，但是周边国家力量不够，需要美国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进行遏制，同时确保在东亚地区有更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并领导区域的反制力量，同时尽力保持和北京关系的平稳。 [14]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米尔斯海默2014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长文，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华的可能战略选择。 [15]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他分析了美国的霸权之路和内在逻辑，认为中国今后也会如美国一样行事，寻求确立自身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未来对华的最佳策略可能是遏制。遏制策略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直接发起预防性战争，但这是不可操作的；二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比直接战争要好，但在现实上不可行。除非中国受损比美国更大，而且美国能找到新贸易伙伴而中国不能，但后者他认为很难，中国很难在经济上被孤立；三是促退策略（rollback），即美国在中国周边扶持反华的领导人上台，以及在西藏和新疆制造不稳定，这也是美苏冷战时期就采取的策略。他认为，随着美中之间竞争加剧，两国可能会有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或诱使一方陷入战争泥潭、互相锁定为主要对手、限制人员互访（特别是高科技和安全领域），在此过程中也不排斥经济继续往来和个别事务上的合作。米尔斯海默还判断，中美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可能会比美苏冷战时期要高，因为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复杂，中国和多个国家还有领土纠纷，他认为儒家文化和平论和商业和平论在现实中缺乏基础。
如果观察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行动，可以发现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是高度一致的。包括渲染美国安全形势极度危险（生存诉求），提出印太战略需求更广泛的遏制联盟，要求盟友更多承担安全责任和成本，限制安全和高新技术的人员交流，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反华领导人和抑制亲华力量，高调介入台湾问题，干预西藏新疆的内部事务等。
此外，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道德指责和污名化，也体现了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许多政策和制度，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美国显然将这种不足放大和扩大化，将中国的发展包装成一个长期阴谋和欺骗的结果，塑造一个道德恶劣的形象，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却是美国战略上的需要。
美国发动贸易战中的种种行为，也可以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得到解释。首先，中美贸易战会给美国带来损失，但美方判断中方的损失更大，这使美方认为自身的相对地位可以得到巩固。其次，美方重新与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动贸易战，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不一样。对于盟友和其他伙伴，目标是巩固自身的同时，鞭打盟友形成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美国利用欧盟和日本在防务上的依赖，以及对美国市场的追求，做了一个杠杆，这个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奏效（但不完全奏效）。第三，特朗普及其团队来中国谈，谈了又不认，反反复复背后，也可以用打乱中国节奏来解释。
尽管米尔斯海默作出了“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缺乏可行性”的判断，但这正是目前遏制战略下的举措。这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才是美国的最大关切，所以不惜采取战略上的冒险。仅仅凭借贸易战并不足以支撑整个战略，美国还要积极采取各种举措加快自身的发展，包括通过大力度的税收改革，以及制造外部的不确定性，吸引资本回流美国。此外，通过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制裁（如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禁运）以及关税政策，瓦解中国在制造业供应链上的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甚至在特朗普的推特中，也毫不掩饰地为中国经济放缓而欢欣鼓舞。
中国的应对：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正面临一场不加掩饰的遏制。既然美国的对华战略实质已然清晰，那么对中国在近期和长期有何影响？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
1.遏制战略的基础及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外交战略思想一经确立，通常会持续很久。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前后持续了40多年。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也坚持了20来年。所以，大概率现实主义在未来5-10年还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但是同样是现实主义战略，其内涵可能会发生变化，譬如由遏制转向维持，甚至接受双极、准双极或多极格局。美国的遏制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其所期待的效果，既取决于自身的战略实施能力和条件，也取决于中国能否妥善应对。这里先讨论前者。
当前的遏制战略的抓手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实施这一战略，需要国内政治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技术基础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准备。这些条件在短期是具备的，在长期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仍将较长期具有优势的领域是科技、美元和军事。中美科技上的差异巨大，但是美国自身也并不掌握全球基础性和前沿技术的绝大部分，在技术领域和商品领域一样也存在着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发动一场全面的科技封锁，很有可能对美国的科技产业本身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具有双重性，既是美国为全球提供的公共物品，也是从全球汲取资源的工具，如果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被逐渐削弱，那么美国从全球汲取资源用于自身发展的能力也会被削弱。在军事上，在后殖民时代，如果没有战争和占领的机会，军事存在越强大，美国国力消耗越大。
在内政上，特朗普拥有相当一部分的民意基础，并以此为杠杆撬动党内取得一致。特朗普本人具有强大的明星效应，在推特上贴大字报，踢开党委闹革命，有许多坚定的粉丝。即便支持他的选民不一定在共和党内占据绝对主流，共和党要在州级政府以及议会中维持地位，没有党内大佬敢忽略这一群体，只能相忍为党。但美国毕竟是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的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也会对其战略实施构成制衡。
在国际上，以美国的防务和市场为筹码，也能够在短期约束盟国取得一致。但是盟国也不能忽略与中国合作的利益，除非美国能够给予更多的利益补偿，这个代价是美国长期难以承受的。相反，随着中国市场的成长和其他新兴市场的成长，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变得相对次要，维持联盟的动机也会趋弱。此外，让盟友更多承担防务和安全成本，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美国可以短期减少支出；但另一方面防务自主的德国和日本，就具备挑战霸权的潜力，美国也未必乐见。除了一般的国际关系层面，美国的霸凌在国际上也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在长远也会侵蚀其影响力和在国际秩序中的合法性。
此外，就经济政策而言，美国对华经济层面的诸多遏制性政策，因为存在内在的冲突，很难奏效。譬如，美国希望重振制造业和改善基础设施，但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则会减少资金来源。美国希望通过减税，吸引资本流入，减少贸易失衡，但这本身又会促进美元升值，抑制本国的出口和就业。就贸易战而言，如果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实施，本国的供应成本和通胀压力会加大，进一步增大加息的压力。
综上，美国当前对华的战略遏制，很难在长期收到成效，但是短期对中国造成的麻烦和压力不可小视，需要审慎应对。尽管如此，中国也需要有长期应对压力的准备。
2.多数人的现代化与中国的道路选择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现代化及其代表的高水平生活质量只为少数国家和全球少数人口专享。到2015年，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也只有10亿左右，占全球总人口比例不到15%，这是一种“少数人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 the minority）。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发展。在过去40年里，中国有6亿农村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城镇人口增加了6亿。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社会发展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突出体现在人均预期寿命、营养、教育、住房等指标的改进上。不仅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阿根廷、泰国、南非等国发展势头也引人瞩目。2015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经济体GDP总额占全球27%，2010-2015年全球经济新增部分超过60%来自这些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在赶超的过程中会反复经历波折，但增长和发展的基础仍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产物，反过来也推动进一步的现代化。未来还会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现代化的行列。
如果包括上述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10-20年里继续保持快速的进步，这将在根本上重塑全球的发展版图，使全球向“多数人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 the majority)转型。当这些国家到2030年整体进入上中等或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全球将有60%以上人口得以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这是历史性变化。
从少数人的现代化向多数人的现代化转型，是历史的必然，有天然的正义性与合理性。[16]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符合这一历史趋势，并且通过自身的发展使这一转型的趋势得以加快和确认。由于中国超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而且推动了全球经济版图的改变。中国的发展并非是孤立地实现的，而是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与发展合作实现的。中国通过融入世界取得发展，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做出贡献。
正是因为全球向多数人的现代化转型，这也注定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道路。从15世纪-20世纪上半叶，少数国家依靠科技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对全球其他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不仅如此，领先的国家也可以不加节制地挥霍使用各类自然资源，维持优厚的生活水平。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21世纪已经再也走不通了。当全球有新的30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面临的资源需求将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要摆脱“一战”和“二战”这样的悲剧，只有走合作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孜孜以求，并努力实践的，并且中国也从来不吝于与各国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成果。
3.中国的应对原则
中国需要认识到，在这场遏制和反遏制中，最大的资本就是自身的稳健增长。在这场博弈中，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第一，认清现实，提高定力。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回归将是长期的，新战略的本质是遏制，中心目标是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遏制作为一种战略，其内容是全面的，不会仅限于贸易、投资、科技，还会有更多外交、军事方面的举措。美国可能会四处出击，分散中国的注意力，持续制造恐慌。在贸易以及相关领域的谈判过程中，态度虚虚实实，让中国在乱中出错，打乱发展的节奏。除非确认美国已经作出实质性的战略调整，对战略圈和相关人员的放话试探不要轻信，要作底线打算。
第二，抓住根本，减少虚耗。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根本上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和企业生产活力的释放，得益于改革开放前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相对公平的分配，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得益于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本、管理和技术，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当前，中国的技术进步迅速、产业体系完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依然突出，经济体系有自身的韧性，有潜力向更高的发展水平跨越。只要中国能通过结构性改革，逐步消除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激活企业和个人的活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中国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是可期的，就可以掌握主动权，迫使美方调整战略。
第三，坚决回击，掌握分寸。对于美国霸凌，要坚决予以反击。反击的时候不过线，既要使对方付出代价，也要留有后续出牌的筹码，并避免走向全面失控。中美是竞争对手，但还不是敌人。要继续扩大双方的人员交往，对于美国战略界的学者，即使学理上主张遏制的，也不要贴上“反华”之类的标签，需要进一步接触和对话。警惕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对于美国及周边国家不利于我的言行和举动，在回应时也要理性考量评估，避免意气用事。此外，我们仍然要学习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技术、知识以及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
第四，立足自我，善于用力。中国是不结盟国家，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最根本的还是要立足自身的发展，充分认清自身的力量所在和短板，扬长补短，不能指望其他国家在对抗美国遏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基础上，也要巧用力，通过广泛的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自身抗逆力，抵消美国遏制的影响。
4.激活中国经济增长潜能
当前，要充分认识到经济稳健增长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大国之间实力越接近，矛盾冲突激化的可能性越大；相持的时间越长，后果就越不可控。要发挥规模的优势，用优质和高速的增长实现对美国经济总体实力的较快超越和摆脱，减少战略相持的时间。不仅如此，只有中国自身发展好了，才有可能阻碍美国战略上的恫吓和投机冒险，为两国乃至世界赢得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未来。有鉴于此，对激活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我们有以下的主要建议：
第一，纠正流行的认知误区，充分认识和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好增长不等于慢增长，慢增长也会成为坏增长。要充分考虑中国经济体系在规模和范围上的特点，认识到我国结构性改革的巨大空间，看到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此基础上认识中国增长的潜力。克里姆金等（2015）对中国长周期增长的研究表明，在改革情境下，中国在2012-2024年间仍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但是如果不改革增长率将只有5%。相差的增长率就是不改革的机会成本，低估机会成本可能会导致改革动力的弱化。[17] 从我国自身的发展规划看，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需要经济保持6.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许多民生和社会问题，也需要通过较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缓冲和解决的空间。新一轮改革要瞄准提高城市化、国企、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生产率未充分发挥的领域，要坚持通过改革使经济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水平，避免走粗放式增长的老路。
第二，加快落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极，要培育并充分发挥城市对经济增长的支柱作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研究表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全国12个大型城市群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20%，人口占60%，但在全国经济占比从2006年的70%提高到2015年的82%。当前，首要的是将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2020年1亿人进城落户做到实处，实现市民化待遇，通过完善公共服务鼓励举家进城，避免由原来的半城市化变为“统计城市化”。
第三，以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为契机和抓手，激活沉淀资产和资源，促进城乡优势资源互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结合已有试点改革经验，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加快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和自愿基础上的流转，扩大农村宅基地长租试点和使用权流转抵押，完善农地增减挂钩，加快建立全国性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在农村人口减少的前提下，鼓励和推动城市优质资本、人才和技术进入农业和农村，为城市资本提供投资出口。
第四，加大对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的投资，将城市作为投资的主战场。当前尤其具有紧迫性的是城市教育服务供给不足和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进城入学难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课题组的评估分析认为，当前应该抓紧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抓紧新建1万所左右的学校。扩大教育领域的投资，当前可以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增加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在贸易战下稳定和凝聚人心，增强人民的国家认同；三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要特别考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步的背景，为提高未来时代的劳动力素质做好准备。
第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已经为新时期的国企改革提出了许多很好的顶层设计框架，当前迫切需要在此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加快改革的步伐。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保持国有资本控制权的前提下，要依市场规律充分放活经营管理权；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用人制度和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免责机制，鼓励担当作为；让各类所有权形式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
第六，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的相关举措。落实对外开放举措，有两重必要性：一是吸引外国投资，提振经济活力；二是做大利益共同体，形成国际性的统一战线。当前对外开放中，存在突出的“进门容易经营难”的现象，要切实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强中央层面的协调统筹，克服部门利益的掣肘，通过主动对外开放赢得对改革开放的自主权和话语权。
第七，切实做好国民经济降成本的各项举措。要通过综合的税费改革，切实降低国内外企业的经营成本，以及国民的生活成本。要充分利用好税费快速增长的窗口期，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率、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以及企业的社保缴费水平、清理取消过时的收费，提高国民的获得感和认同感，打造全球性的投资洼地，吸引更多国际和国内资本留在中国。在税收政策制定上，当前迫切需要打破部门视角，在大国竞争和国家发展的全局下考量。
第八，在大国竞争的框架下，坚持和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步骤。目前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十分正确的。在操作层面上，要坚持以我为主，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层面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仍要坚持，已经采取的措施和行动的结果需要维护，保持政策方向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要避免政策推行过程中的过急和扩大化倾向，充分考虑稳增长的重要性，掌握好改革的节奏和步伐。
结 语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与1990年代提出“历史三峡论”，认为中国1840年以来的现代化转型需要200年左右才能完成。在过去近180年里，这个转型过程是异常困苦艰难，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今天虽然没有完成，也终于有了基本模样。民间有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以两百年论，也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能否在未来5-10年应对好这场遏制，对中国来说是关键时刻。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有自身的合理性、必然性、道德性、正义性，没有理由在遏制面前低头告罪，放弃自己的发展权和发展道路选择权。“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已经确保了七十余年的总体和平，这也证明了道德和正义的力量。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际合作的发展，最终会加强这种道德和正义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走出霍布斯式的野蛮丛林。
但在眼下，我们还在丛林中，必须经受考验。中国能否跨过这道关口，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诚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完美和挑战，从政府到社会，都有巨大的需要改进的空间。这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在良好的法治框架下，相互赋权、相互谅解、寻找利益公约数，共同应对内外的各种挑战。我们坚信，中国人民经过自身的艰苦奋斗，每一个人都会赢得应得的有尊严的体面生活。
[1]Keohane, R. (ed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Carr, E.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ennial, 1939
[3]Mogenthau, H.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 A. Knopf, 1948
[4]摩根索的理论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制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本人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顾问。
[5]见Waltz, K. Man, State, an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Waltz, K.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Little, Brown, 1967; Waltz, K.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6]Mearsheimer,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7]他将新现实主义和后来的其他现实主义定义为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这些理论不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完全不可避免，但主张国家要采取必要和有限度的策略，确保自身的基本安全和利益。
[8]Maitra, S. “U.S. Foreign Policy: Back to Re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January 13, 2013.
http://www.iar-gwu.org/node/453
[9]Allison, G.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10]Allison, G. et al.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MIT Press, 2013
[11]Posen, B.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12]Brooks, S. and Wohlforth, W.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0(3), 2015
[13]Kaplan, R. 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andom House, 2018
[14]Walt, S.M.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Can realism explain it? Should realism guide i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 Vol 32(1): 3-22
[15]Mearsheimer, J.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National Interests. October 25, 2014.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在2006年以“中国的不和平崛起”中就提出来了，参见Mearsheimer, J.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16, 160-162.
[16]邓英淘: “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载于邓英淘先生的遗著《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再版），大风出版社，2012年
[17]Cheremukhin, A., Golosov, M., Guriev, S., Tsyvinski, A. “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 https://economic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ulty/ Tsyvinski/china195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