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生活》）的纪念文集《〈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很仔细地翻了一遍，感受到一种亲历历史的亲切。《生活》的历史充满了变化，书上有篇文章说陆续有二百六十多人先后进出。这就导致能够完整地讲出这本刊物变化过程的人很少，纪念文集起了梳理和集纳的作用，我也得以了解《生活》诞生和发展的前前后后，除了自己比较熟悉的那段时期以外。惟一的遗憾是看完后不太过瘾，我想这跟编书的初衷有关，记得约稿函上说是要参与者个性化的回忆文字，不做宏大叙事，亦无全面反思。这造成此书记录的都是断片，一些重大的变化语焉不详，比如对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跌跌撞撞的摸索，比如文化味道与新闻报道这一对“冤家”的关系如何得到有效的处理等等。
编书者不求宏大叙事，但《生活》十年了，难免要从宏大叙事谈起。《生活》是顺势而起的，不能不到它创办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里面寻找成功的原因。这个原因，我简单地认为，就是《生活》完成了一个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李敖写《北京法源寺》，最后说：“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这段话拿到中国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说也完全贴切。八十年代整个文学具有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新闻媒体在那个时候并不凸显，反而是小说和报告文学高调地扮演着干预生活的角色。一九九五年开始担纲《生活》的朱伟，原来的职业正是写小说、编小说，小说有毋庸置疑的中心话语权。但是很快，进入九十年代，时代的变化导致文学的眼球效应丧失，国人的精力被电子类产品和快节奏的生活瓜分。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文学孤城里的人又偏偏摆脱不了故步自封，对脚下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淡漠，结果是留下了大块大块的空白给新闻人来填补。
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初酝酿创刊的时候本不想完全抛弃文学，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理想显然没能实现。
八十年代北京文学写作圈的中心人物是李陀，据朱伟说，当时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经他鉴定之后，再从他手中流给各等编辑。一九九五年《生活》筹备复刊，李陀是策划之一，所以我们可以从李陀后来对文学的评价中找到“三界”之文学界何以不能帮助《生活》成长的端倪。《上海文学》曾发表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这篇文章认为，一度在八十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九十年代成为关于文学的主流观念，并致使作家和批评家“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李陀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论界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论争当中，并没有文学界的声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写作”尤其是“个人化写作”被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学界“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作家和批评家拘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视野之中，丧失了描述（实则是建构）社会总体图景的能力。
至于说“三界”之学术界在《生活》发展中的出局，也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汪晖与黄平都是《生活》筹备复刊的核心策划者，在谋划《生活》的办刊取向时，他们“强调杂志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批判性职能，而且也希望这种批判性能够深入到某种我们所期待的程度”（汪晖语），其实这正是他们对媒体抱有的不切实际的“书生妄想”所致。
如果我们把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精英都划归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把媒体看作是“中性”的，通过介入媒体，知识界可以获得一种有别于官方的“市民空间”。换言之，他们大都认为发育良好的媒体有助于形成一个充分的公共空间。
但现实却没有那么多玫瑰色：很简单，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互为工具的关系。这样说可能有点儿刺耳，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如此。
知识分子需要媒体这样的工具来做他的讲台或者论坛。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媒体——电视而言，几乎所有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对电视都嗤之以鼻，因为电视是一种很浅薄的东西，所谓“宽度达一英里，但深度却只有一英寸”。电视一定是给发言者断章取义的，如同布迪厄在他那本薄薄的小书《关于电视》中所说的，上电视就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因为主题往往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也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电视存在很多歪曲，有很多强加给上电视的人的选择，任何在电视上露面的人，都会经受一种巧妙的审查。即便如此，很多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如果电视给知识分子以讲话机会，他往往会抓住这样的机会不放，甚至对有些人来说，在电视上露露脸或被收视即可，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要说点什么。“‘在’，就是被人看到”，贝克莱如是说。
与此同时，媒体也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媒体实际上就是要贩卖它的观众或者读者。贩卖的原因在于，它要用观众和读者去吸引广告。媒体的收入基本来自两条，第一条是广告，第二条是发行，发行跟观众或者读者也存在密切关系。观众或读者在媒体看来是一个一个的分众市场，当媒体想要打动它的市场，打动分众的时候，一定需要知识分子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做一个简单化的处理，形成一种内容制造的模式。媒体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在这个模式中生产一些能够吸引眼球或者注意力的内容。仍以电视为例，这一媒体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但电视在追求受众注意力的时候，必须使自己显得“有思想”，因而它着力于挖掘一批能够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布迪厄称之为“快思手”），让他们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这种互为工具推到极端，最后造成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达成一个共谋的小圈子。媒体精英在我们传统观念来看，如果在电视台，可能就是制片人或者是大家常常见到的名牌主持人，如果放到平面媒体，大概就是主编、有名的专栏作家，以及有名的记者。这个圈子能够给观众或者读者提供速食，媒体精英和经由媒体获得发言权的“快思手”结合起来，也许构建了某种虚幻的公共空间。无论如何，它肯定与汪晖们期待的“批判性”是大相径庭的。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发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自然，《生活》是不能也不愿脱下自己身上那层“文化外衣”的，朱伟自述，一九九五年筹备复刊的重大决策之一是，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这种所谓的文化评述不外乎指向两点，其一，让周刊在新闻类刊物中具备某种文化品位、小资趣味；其二，力图赋予新闻报道以某种思想深度，在力有不逮的时候，靠个性化的文字叙述来弥补。《生活》同仁巫昂对此概括得非常精当：“《生活》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所有这一切，令《生活》变成一种难以明辨的气味混合体，但它也恰恰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媒体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九十年代中国媒体进入多元竞争时代，杂志属于动作落后的，尽管《生活》的起步并不算晚，开始筹划可以追溯到一九九二年，但波折较多，未能夺得先机。电视的新闻节目当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最主流的媒体，它的起步始于一九九三年的“东方时空”；另一方面，新型的全国性报纸崛起，如《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它们认识到自己在新闻报道的迅速性方面比不上电视，开始针对新闻大量刊载解说、分析与评论。《生活》就是在这两者的夹攻之下慢慢成长的，当然，事后来看，幸亏三联书店的领导决策得早，致使《生活》获得了一个比较长的成长期，要是推迟五年再办，恐怕各种因素都不会容许这样一本杂志慢慢长大了，更何况它早期那么体弱多病。不管怎么说，三联书店的坚持与灵活造就了《生活》的奇迹。
一九九五年以后，《生活》曾经长期蛰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的名字叫做“净土胡同”，那是一个给《生活》的许多记者和编辑都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地方。这些印迹，用《生活》同仁王锋的比喻，叫“胎记”，而“净土”，虽是巧合，却似乎很能涵盖当初卷入《生活》创刊过程的一群理想主义者欲为这本杂志框定的场域。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想，《生活》在实践中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出净土”的过程。对三联这样的精英文化重镇来说，驻守净土似乎并不太难，但走出来，则需要脱胎换骨。
走出来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会遇到“两个P”的对抗，一个叫做propaganda（宣传），另一个叫做profit（利润）。我的看法，这是媒体年代所有的中国有志媒体，都会遇到的一对深刻矛盾。
二○○三年十一月，《新京报》创刊，其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是一篇妙文，一方面鼓吹“负责报道一切”，把自己同中国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联系在一起，留下了这样的句子：“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对责任的强调:“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下，《新京报》的道德底线却只能是：不可以报道假新闻。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政府在开放媒体市场，但宣传目标不容因此更改。《新京报》虽然为两大党报集团所办，但它不能再靠过去的强制订阅，只能靠自己在报摊上的打拼。如果它不能够用快速的、有刺激力的内容吸引读者，它不可能在拥挤的报纸市场中生存——二○○四年的数字是，全国共有两千一百三十七种报纸，日报发行量八千五百万份，排名世界第一。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方面你要搞“政治家办报”，在既有的政治空间内活动；另一方面市场力量要求你大胆进取，不这样无以从竞争中胜出。
实事求是地说，媒体年代里的媒体不容易。有些话我们不能随便讲，但如果我们讲得不精彩，市场则拒绝买单。要学会在夹缝里讲，不会出事，又有人看，所以在中国搞媒体的奇招迭出。《生活》要成为主流期刊、“时代大刊”，这种艺术大约是不可不学的。
十年前，《生活》面临电视和报纸的两大挑战，它活下来了，活得有滋有味；下一个十年，《生活》再上一个台阶的难度，说不定还超过它前十年遭遇的困难。新的挑战至少还可以说出来两个：一是原来的国内竞争可能会演化成超出国内的竞争，国际路径的打通，资本通道的接轨，现代化的经管体制，这些都还在周刊面前横亘着，不是说搬出了小胡同，进了写字楼，手工作坊就成现代作业了；二是冒出了新的媒体对手：网络。我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如何，至少《生活》前期的大部分同仁是存在印刷品拜物教的。我们拿到新出版的周刊时真是爱不释手，我至今还记得李陀当时陶醉的样子，我自己收藏着创刊以来全套的《生活》周刊。这种感情像中国古代的“敬惜字纸”，但电脑时代解构了这种东西，我其实也在力推网络时参与了这种解构。在互联网、即时通讯、博客等等的挤压下，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现在三联书店的杂志尤其是周刊的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图书，这是好事情，也是我所说的传媒时代取代文化时代的例证，但未来的增长点，希望三联像当年做出杂志决策时一样，提早动手培养，未雨绸缪。
说到网络，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大众文化本身是有暴力的，在网络这种新媒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网络话语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是少数人的意见在这一话语体系里可以被认为是多数人的意见，比如《生活》曾经报道过的，二○○四年八月十五日，新浪网上《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机动车负全责”条款在网民的投票中认为不合理和合理的得票比例为悬殊的90.85%对0.45%。那些既无公家车可坐，亦无私家车可开，天天坐着公共汽车或者骑着自行车甚至只靠两只脚走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为生存奔波的最广大的民众，会有几人出现在这90.85%或者0.45%中间？这一条款是否合理另当别论，这样的民意结果是否可靠却肯定是个大大的疑问。它说明，网络所反映的民意难言是真正的民意。
第二点是，这个话语体系中，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所以说理的人要比那些只会谩骂的人更吃亏。网上世界很有些弱肉强食的味道，大部分情况下，“丛林法则”可以通行无阻。
网络带来了民主。我为此激动过，但发展到这个样子也的确似乎有问题。最近在读张东荪，觉得他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说得是真好：“中国人之知道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而始终未了解民主乃是一种文明，包含有社会、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如果当作一个理想或精神来看，即其包括文明的全体更是易见了。因此我们可不称之曰‘民主’，而称之曰民主原则（democratic principle），或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 他还说：“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希望《生活》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塑造这样的民主文明，庶几不负一拨又一拨为《生活》奋斗过的人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