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夫妻）两个是在1956年认识的，主要是通过沈从文先生。
当时我毕业以后，留在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当研究生。我当时一方面是研究生，一方面在筹建工艺美术学院的办公室当秘书，一边上课，一边当秘书。学校有东欧的留学生，跟我同班的，毕业以后他们应该回去了，但是大使馆不让，说“中国是丝绸之国，你们应该学一点中国丝绸方面的历史回去”。这样，学校当时没有老师，就请沈从文先生来教。因为沈先生是湖南湘西人，口音很重，留学生听不懂，所以学校叫我一方面去和留学生一起听课，一方面做记录。这样就跟沈先生几乎天天在一起了。
当时故宫招实习馆员，陈娟娟高中毕业以后，就去考了，第二天就叫她上班去了。当时沈先生编制在历史博物馆，但主要在故宫上班。现在知道故宫保存着织绣品将近20万件，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博物馆跟丝绸博物馆。但是，1949年后，这些都要重新清点、登记注册，一件件排架，摆到第几号架第几层，都要编号的。陈娟娟她们到故宫，一开始就叫她们做这样的工作，事务性的工作。人家一般就是打开来随便编个号就放回去了，她是看到好的就做记录，记下来，记在心里。这样沈从文先生和一些专家有时候要查丝绸文物，因为数量很多很多的，一般人都记不清楚的，专家要什么文物，哪个朝代的，专家都找不到的，她跑去一下就找到了。所以那些专家对她很喜欢，很重视她，尤其是沈从文先生特别喜欢她。沈先生很多时间到故宫去做研究工作，沈先生老要靠陈娟娟帮忙，不让她离开身边。
当时北京前门外，珠市口、鲜鱼口那些大街小巷，全是古董店，挂的都是古代的，特别是清朝的服装、龙袍、刺绣品，还有一些绣花的、过去小脚的鞋，一摞摞挂在那很多，都很便宜，沈先生去，都带着她去。同时，因为沈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留学生，有时候带着留学生去珠市口看古董，沈先生每次去，也都打电话叫我去，这样我跟陈娟娟就经常在一起。
主要因为工作上的联系，陈娟娟她也经常到沈先生家里。那时候我们一个月伙食费才七块钱，东安市场有吉士林，吃西餐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沈先生跟师母礼拜六去吃西餐，就打电话叫陈娟娟一起去，就跟自己女儿一样看待。反正一直我们多少年，也经常到沈先生家里去，和陈娟娟都是在一起。
沈先生这个人，过去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全世界有名的。但是，他这个人思想有时候比较糊涂。在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郭沫若组织了阳翰笙这些人到国外，他们都是可以随便到国外去，给解放区买药、募捐。当时社会上一些人觉得他们捐了那么多钱，会不会贪污啊？社会上有人这样说，沈先生也糊里糊涂去响应这些人，说会不会贪污？他们都很有名气，这样沈先生和郭沫若之间就有很多误会。他们二人发生误会是在1949年前，后来沈先生写那本书，郭沫若还给他写序，是这样一种关系。
沈先生原来在北大，后来离开北大，后来就到历史博物馆。他很热心，他是当研究员的，但观众多的时候，他就主动去讲解。所以有人说他当讲解员，其实他不是讲解员，他是研究员。他的编制在历史博物馆，但他更多时候是在故宫上班的。那个时候，反正是挺糊里糊涂的，故宫确实有他的办公桌，有书架，都有他的。我以前一直认为他是故宫的，后来怎么知道的呢？沈先生去世以后，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郑院长，郑欣淼，他是研究鲁迅的，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就到我家来问我，说“我们故宫档案里头没有沈先生”，问我沈先生在故宫究竟干什么？我说，当顾问的呀，我们那时候都知道他当顾问。后来郑院长又回故宫去查档案。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故宫档案里也没有，他不是故宫的顾问。那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他写这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大概是1956年。1956年周总理在一次宴会上，当时文化部的副部长齐燕铭也在座。周总理说：我们每次到国外去，看到人家国家比我们小，历史比我们短，但是有他们的服装博物馆。我们历史那么悠久，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部像样的《中国服装史》，我们出国时候可以拿去当礼品，什么时候可以建一个中国丝绸博物馆？齐燕铭就说：沈从文可以干这个。因为沈先生当时老在《新观察》《光明日报》这些上面写文章，他老写织金锦，就是用金线织的锦，美术学院请他来给留学生讲课，就是因为他写的那些文章。这样，周总理就说：“那这个事就交给沈从文去干吧。”这样他就开始写这部书，到“文革”前已经写出来初稿，到财经出版社拿去打印了，准备出这本书。“文化大革命”就来了，那么就停下来了。后来“文革”结束以后，他继续写这本书。
那时候全国找沈先生的人特别多，一些工艺美术厂找他要资料，要古代图案的资料，老找他。那时候国家给他分配宿舍，因为当时都是比较远的地方。他住在东堂子胡同，房子比较小。他说：“我不搬，因为人家该找不到我了，到郊区去住，不去。”他那时候写文章，稿费挺多的，比现在多。我记得那时候我画一个小手册的封面40块钱，我们一个月伙食费七八块钱。一张那么小的封面就40块钱，拿回来就买个收音机。他一有稿费，就到琉璃厂去买书。记得有一次坐三轮车回家，车上全是书，他就坐书上面，往家里拉。另外，像前门外古董店里头一些明朝佛经的封面，都用织锦做的，拆下来卖，那时候挺便宜，他就一批批地买。粉彩的瓷器，现在都贵得不得了，那时候很便宜，他买回来不往家里送，而都送到工艺美院，送到北大，送一批给故宫。在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的时候，有讲课费。有一次美院财务叫我送80块钱讲课费到他家里去，我就领了钱，送到他家里。他说：“你赶快给我送回去，我是有工资的，你给我退回去。”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般都说言教身教，身教对人是最深刻了，他就是身教。有时候他给我们讲，也不会讲大道理，最多就讲一句“不是为个人”。因为我跟娟娟老到他家里去，各地出土一些文物的照片，他就给我们看，给我们讲。他讲得很广泛的，比方讲古代中国的扇子，从汉代的扇子怎么样，唐代的扇子怎么样，给我们看照片。比如丝织物，我们从古代就有，丝织物的图样怎么变过来，我们都从他那里看的，图书馆里看不到。生活上别的也没什么，主要从学术上，考古材料他拿给我们看。比如《万里江山图》，他说那个是后来人画的，根据画里的家具，跟朝代对照起来看，说是唐代的，但是家具是宋代的，他说这个画是宋代的。他的这个讲法，有些人也不服气，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都是从他亲身所做的事情中学到真知。
我写第一本书，那是“文革”以前，叫《中国印染史话》，是吴晗的《历史小丛书》里面的一本，印了几十万本。当时一毛钱一本，挺便宜的。《历史小丛书》编委会找到学校来，叫我们学校写这方面的书。当时我是在《装饰》杂志，这样学校叫我写。因为第一次写书，我是在考古研究所的图书馆找了一些材料。当时日本人对这方面有很多研究，也出好了多书，研究中国的服装史什么的。日文本来我也不懂，但是他越深的书，用中文的资料特别多，所以我一般基本上能看懂。我从考古所收集很多材料以后，组织写这个稿子。写出来以后，就去请沈先生给我看一看，改一改。其中有一段，我写着“据说……”怎么、怎么的话，因为第一次写书，也不知道要有根有据的，就是“据说”。沈先生看到以后，用红笔在那个稿子上画了一个大问号，旁边写着“据谁说”。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对我就教育非常深刻。以后就知道写历史不能随便、没有根据，你要么是什么书上什么根据，要么出土的什么东西是什么根据，没有根据的“据说”，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沈先生在学术研究里头是很不客气的，就这稿子他画一个大问号，那么大的，用红笔画的，旁边写“据谁说”。那是对我一辈子的教育，所以后来不敢随便说的。
生活上他也特别简单。那时候住的房子小，他爱人也住不下，儿女都根本看不到。他儿子、女儿我都没有见过，她爱人我见过。早晨他去文联的宿舍他爱人的住处吃饭，中午他就用个小篮子带回来一点，在蜂窝炉里烤一烤，晚上就那么吃，就是特别简单。有钱他不是花在穿衣吃饭，穿衣服挺一般的，也不买新衣服，不买新鞋，他爱人也是这样子。都是买书，摆在书架上让人家来看，因为当时图书馆都是封闭的，所以国内一些工厂的美工都来找他。我们所以尊敬他，并不是说跟他生活上怎么来往，我们去也不买东西，没钱买，每次去他都给我们泡一碗茶，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去问他，也没地方问，只能问他。
有一次，我跟娟娟到他家里去，那是“文革”刚结束，他到社科院以前，工作很不顺，身体就不好，眼睛红斑出血，血压非常高，下不去。家里就他一个人，也没人管他。我们每个礼拜去只能看看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当时看到他这个情况，我也挺灰心的。我们俩回家的时候，路上我跟娟娟说：“沈先生在社会上这样有名气的人，现在都这样子，我们将来还有什么奔头。”娟娟背着我，去告诉沈先生，结果沈先生一听就生气：“你马上把黄能馥给我叫来。”这样我就去了。沈先生当时只有一小间房子，门也没有关，就有一张小桌子，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自己钉得挺高的，一把椅子，蜂窝煤搁在门口。我去的时候，他是冲着墙躺着，门也没关。我就“沈先生、沈先生”叫了几声，他回过来朝我看了一看：“你来了。”过了半天，他说：“听说你不干了？”我一下心里冲动，就哭了。沈先生就说：“你来啦，听说你不干啦？”我也没说什么。后来他就说：“眼光要看远一些。”就跟我说这个。这个事情对我教育非常深，这一辈子，因为不光是他这句话，因为他平时的为人以及他的遭遇，一辈子教育着我，言教和身教。他说的不多，但是他平时为人处事对我教育非常深。
本文由黄能馥口述，张倩彬、全根先采访整理，选自商务印书馆10月份即将出版的《锦绣流光——黄能馥口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