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信息通讯网络一直存在两副相互矛盾的历史面孔：它既承载着众多知识分子关于互联互通、协同共进、自由交往的大同理想，也着实充当着统治、支配、殖民和剥削的强力工具。在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中，从邮政、铁路、电报电话到互联网，这些凝结着各种复杂生产关系和权力要素的物质实体，不断引发各种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竞相追逐。通过将通讯网络的发展放回到社会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迁中，我们不仅可以摆脱那些对技术演进的乌托邦式幻想，更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信息技术和通讯网络发展的主导权在当下国际竞争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电信史专家，在其卓越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阐释人类社会传播网络的政治经济变革逻辑。《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一书凝结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探索。
从美国早期的邮政和电讯网络发展，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学，在环环相扣的历史演义中，席勒为我们展现了在争夺通讯网络主导权的艰难博弈中，国家、国际组织、通讯运营商、大型商业用户等影响信息网络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如何相互促进或相互掣肘，并最终促成了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的权力格局。
一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要从新大陆的历史说起。从十八世纪晚期开始，政府运营的邮政系统就在美国的早期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向西部开疆拓土、驱逐北美的原住居民、开展农产品贸易、挫败欧洲的殖民计划，这些拓展国家和资本生存空间的任务都离不开邮政网络提供的服务。
当美国还是一个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时，传播网络这种需要高度组织化和大量资本、技术投入的行业很自然地由国家来投资和运营。而当十九世纪的内战结束之后，美国迅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和金融业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时，将信息传播重新划为一个私人资本的领地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将电报、电话、信息处理等行业的运营权交给私人资本，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退出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与此相反，如果离开美国政府的扶持，信息传播产业不会在这个新兴工业国家中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
发现和认定国家力量在信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正是本书颇具启发性的贡献。正如作者的概括，美国的传播系统“一方面将排他性的优先地位赋予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以及商业用户和商业用途，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和根本意义上，依赖着美国政府”。
在“帝国”崛起的漫长岁月中，领土扩张所需的勘探测量、地图制作、信息沟通，工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控制需求，世界大战和全球冷战中的网络通讯、数据处理、精密武器研发等都常常使美国政府成为专业信息处理设备和网络服务的最大买家。政府在关键领域的采购和投资源源不断地为私人资本主导的信息传播业输血，而国家组织和投资的技术研发则为信息处理和网络通讯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这些直接的培育，国家还不遗余力地为传播业的发展创造法律和制度环境。席勒的研究显示，作为一个工业革命的后发国家，对先进技术的抄袭和窃取为美国信息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颇有意味的是，在美国最终发展为主要技术出口国的时候，它又转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盗版侵权大肆批评，帮助维护本国大型企业的海外利益。
然而，仅仅从服务性角色上来理解国家在信息传播业中的作用还远远不够，由于传播网络运营商和大型商业用户之间经常爆发供求关系上的矛盾争端，国家还必须在垄断、定价等关键问题上进行裁决：西联电报公司对竞争对手的兼并、贝尔电话公司遭遇的反垄断压力、AT&T在扩张过程中遭遇的抵制，都离不开国家机关的决断。这些决断的依据绝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公正原则，甚至也不是对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的简单回应，而总是凸显出资本主义在整体上对长久发展的期许。在席勒梳理的电信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为了扶植新生的商业∕科技力量，国家在很多时候会选择接纳商业用户的诉求，限制网络运营商的发展，不允许传播领域的行业利益阻碍整个国家资本主义向前迈进。这种着眼长远的清晰意志和具体执行中的狡黠果断打破了有关西方历史中技术和市场自我进化的神话，也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不是“国家的资本主义”。
席勒的电信史研究向我们展示，美利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国家力量和资本力量协同促进、逐步扩张的历史，而信息传播网络正是这种在横向地理空间中不断延展的“强力意志”进行生产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基础性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几百年的历程中，资本主义必须打破任何试图阻碍它对传播网络进行全盘操控的理念和机制，无论它是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服务方案，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主义方案，也无论它来自一国内部的新旧产业矛盾，还是来自国际间的争霸竞赛。
二
“天定命运”的道路自信指引着新大陆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壮大，到了“二战”之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此时，美国的大型企业原本可以借由战后的优势打破旧的殖民体系约束，抢占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的主导位置，构建一个金字塔般的商品、技术倾销网络。然而，美国资本主义终究不是一架简单的利润机器，时势的变化最终让它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
“二战”后遍布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给持续数百年的文明等级体系和全球不平等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这种来自外部的威胁使得一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共识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达成。美国果断地做出众多让步，放缓了称霸全球经济的步伐，甚至主动帮助老牌殖民国家重建工业基础，向冷战前沿战略要地的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在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中，资本的侵略性也被相应削弱，扩大社会福利和强调公共服务的自由主义治理方案必须在国际时局的制约因素中来理解。
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持续几十年的让步，只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一旦国际局势改变，新的政治力量就会登上历史舞台，推动资本主义回归单极扩张的正轨。尼克松总统任期前后，美国的内政外交开启了重大战略转型，被抑制多年的资本力量开始获得释放。
席勒成书前在北大的系列演讲最初即被命名为“网络与尼克松时代”，足见他对这一时期传播政策转型的重视。他的研究表明，信息处理和网络技术之所以在此时获得快速发展，本身就是重重危机下的“政治选择”。正是因为这一领域对于“秩序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尼克松政府才迫不及待地与大型商业用户联合起来，最终将信息传播业从“伟大社会”的福利方案中“解救”出来。
首先，从尼克松时代开始，计算机、软件等信息科技行业获得了大量政策优待：政府的角色受到严重限制，企业几乎不承担任何社会福利责任，而以工程师为主要劳动力的科技企业也同时规避了传统工会文化的影响。一旦这个产业领域发展壮大，美国的整体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都将随之变化。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正是一个“非凡的历史转型”：围绕网络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如今正在渗透和攫取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新经济和新科技让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主导了单极全球化秩序，却也埋下了毁灭的隐患。实际上，围绕二〇一六年美国大选出现的政治危机（硅谷科技企业、传媒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职业知识阶层与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文化隔阂、政治疏离）正是几十年前这场产业转型的持续后果。
其次，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领域的发展不仅本身成为一个规避社会矛盾的经济增长点，它所带来的通讯效率提高还对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发展至关重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外包意味着这些跨国企业不再需要承担本国的高额劳动力成本，这使得发达经济体中的产业工人在丧失了工作权利的同时，也丧失了政治权利。由此可见，数字资本主义对于经济危机中的美国来说真是一举多得的战略选择。
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种对企业自由权利的追求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美国市场内部。如何以自身的利益为主导，设计和掌控一套覆盖全球、标准统一的通讯网络一直是美国参与全球传播规制的核心诉求。实际上，从铁路网、海底电缆、无线电传输一直到互联网时代，对全球传播网络主导权的争夺从来都是帝国主义的题中之意，只是在冷战后期，全球通讯网络的霸权主导者开始由美国来扮演，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的国际通信系统”，即不仅实现统一标准下的全球网络联通，而且实现美国对这一联通网络的绝对主导。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这一霸权目标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与之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愿轻易放弃这个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都十分重要的领域，他们在国际电信联盟、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等协调机构中不断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二是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与许多拉美国家一起致力于推动改变全球通信权利的不平等秩序。这突出反映在不结盟运动提出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诉求中。这些挑战带来了复杂的权力博弈，席勒指出：“尼克松一九六九年就职后的十年，标志着通信和信息领域展开螺旋式地缘政治斗争的十年。”
这一竞争性局面一直延续到数字化网络通讯的早期：标准不一的通讯协议、分而治之的区域网络、互不兼容的计算设备、国家对数据主权的保护等使得普遍联通和互操作性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席勒的档案研究发现，早在尼克松时代，美国就已经形成周密的数据网络政策方案，其核心策略是“将私有线路作为越来越多的互操作企业网络的基础”，尽力满足大型企业用户对计算机通信的需求，让这些公司围绕共同的目标紧密团结在一起，实现私有网络的跨国扩张，并最终从物理网络走向附着其上的协议和软件，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商业资源、数据资源和对外投资实力打破以国家为单位的区域保护力量，实现充分的自由化，最终统合全球数据网络。在尼克松时代的政策指引下，经过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并肩作战，美国的骨干网络（NSFNET）逐渐扩散为一个覆盖全球的互联网，而这一网络中关键政策的制定权基本上被美国垄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随着互联网成为一个国际“基础设施”，一系列以美国为主导的互联网国际治理机制开始形成，互联网也成为“全球化”时代资本自由流动的基石。
三
进入二十一世纪，数据网络已经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辅助性的传播系统存在，而是高度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那些关于互联网崛起带来全球大同的意识形态鼓噪看起来既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也没有超越信息地缘政治纷争的格局。金融危机的阴影和一个多极数字资本主义的可能趋势都让“美式和平”的愿景仍然难以实现。
席勒在本书中重点关注了数字化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通过对美国、西欧、日本和金砖国家互联网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他再次强调了形塑数字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只有在政治的坩埚中，新型的技术能力才能被催化。”
在欧洲，新的监管框架对美国企业保持警惕并着眼于为欧洲资本开放更多空间。斯诺登事件所引发的数据主权和信息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限制美国公司扩张的正当性。欧盟国家一方面要顶住美国政府和企业关于“保护主义”的批评，对谷歌、脸书、苹果等公司频繁发起诉讼、提高税收，另一方面也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振兴欧洲数字化的行动计划。在俄罗斯，消费者网络蓬勃发展，本土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牢牢占据着垄断地位，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都试图让这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在美国的轨道之外谋求发展。然而，相对较小的经济体量和比较有限的文化辐射能力，还是限制了俄罗斯成为信息地缘政治战场上的主要竞争者。
相比于欧盟和俄罗斯对数字经济自主性的明确追求，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日本、“粉红潮”已经退却的南美、经济总量有限且政治冲突不断的南非，还有奉行亲美路线的印度都难以对美国数字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虽然这些地区的本土企业也在网络经济的浪潮中获得了不少利润，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新经济发展战略，但是较高的主权不完备性最终将牵制他们成为独立的竞争力量。
比较而言，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是全球信息地缘政治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部分。它不仅在吸引大量境外投资的同时避免了国外资本的控制，还“越来越成功地为本国企业保留了高增长的市场”。通过“互联网+”计划和“十三五规划”，国家已经明确地将促进本国信息产业发展作为未来的战略目标。此外，更让美国感到沮丧和警惕的是中国公司正在努力向外推进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的移动通讯服务商和通讯设备制造商已经大规模走向海外，并取得了卓越成就。
中国的发展会最终促成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多极发展吗？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见闻，二〇一六年在卡拉奇的中国移动分公司中，我目睹了数千名本地员工正在忙碌地运营着巴基斯坦用户量最大的4G网络；二〇一七年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四达时代分公司中，我聆听了这家北京民营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壮志雄心，如今他们已在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开展了有线电视数据传输业务。如今，在世界各地，这样的中国传播企业不在少数。随着更多的通讯运营商和设备提供商走向世界，以中国资本为依托的传播网络将对国际传播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会改变以往美国建构的信息资本主义模式，还是最终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浪潮融为一体？
当今的信息地缘政治中，一个古罗马式的单极霸权体系看来危机重重，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修昔底德意义上的霸权竞争，但是却往往忽视了葛兰西式的霸权概念最初并不指向国家间的权力秩序，而是直指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如今的数字网络已经渗透在军事、制造业、农业、金融、零售、物流、城市管理等所有关键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在主要国家内部，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传播都已经成为发展的引擎。平台经济所构筑的“生态系统”、数据资源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人工智能所预期的科技革命一方面让大型互联网企业成为经济政策的焦点，掌握了大量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却加强了劳动力驱逐，扩大了贫富差距，制造了文化隔膜，在这个意义上，对信息帝国主义的超越，应该同时指向对信息资本主义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