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4月 第2期（总第 212 期），爱思想网已获期刊授权。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时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坚定地走 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时俱进并且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出经济体制上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还体现出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整合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8）02-0008-06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退出中国大陆的一百年间，地主阶级政权（清政府）、 农民阶级政权（太平天国）、资产阶级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政权（南京国民党政府）都不能解决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振兴发展的问题， 即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由弱到强，经过28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与时俱进。

一、1978年以前的探索和社会主义道路

1949 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此结束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扫除了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华民族以新的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革命、没收官僚资本、民主建政、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一系列运动，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但是，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人均资源匮乏的贫穷落后问题，却不是靠革命本身能够解决的，如何在“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条件下，突破 “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就摆在了刚刚执政三年的中国共产 党面前。

自1840年中国被迫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开辟的全球化体系以后，中国的发展就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制约。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台湾海峡危机、 越南战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战略时，不得不受世界形势的影响，并将国家安 全放到首位来考虑。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驻军台湾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1953年8月，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 美国与台湾举行了首次海空军联合演习。1953年9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秘密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 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根据协定，国民党军队的编制、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

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本来美国第七舰队是以 朝鲜战争期间“维护台湾海峡中立”为借口而进驻的。 而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台双方又签订了这样一个协定。它是继1950年6月美国宣布向台湾派遣第七舰

队以后，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势力范围的又一重要部署。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美国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12月，台湾当局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1954年

1 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1954年９月８日，美国推动 的《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此时， 台湾成为美国完成对中国大陆环形包围圈的最后一环。1955年1月24日和28日，美众、参两院分别 以410票赞成、3票反对和83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国会正式授权总统：为保证国民党控制台澎，可动用美军保卫国民党控制的任何区域，也可采取其他必要措施。①

美国阻止中国统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径，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面，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上面。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得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 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②

1955年2月，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说明时也解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国防的关系：“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我们还必须有国防上的考虑。大家知道，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之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为了建设一只强大的、现代化的、包含各个技术兵种的人民解放军，以便收复台湾，保卫我国领土，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我们不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③早在1953年，当梁漱溟认为农民太苦时， 毛泽东就是用工业化是“大仁政”的道理，来说服党 内和民主人士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

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确定了，但是资金问题并没有解决，被美国断言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新中国，又受到西方世界的敌视和封锁，庞大的建设 资金从何而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④，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39亿美元。1952 年，我国的城乡人均储蓄只有1.5元，国家的外汇储 备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⑤1952年，中国天然原油年产量为19.54万吨，为旧中国天然原油最高年产量8.2 万吨的2.3倍。难怪当时毛泽东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⑥如前所述，经济极端落后和非常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和随后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此时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严峻形势下， 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

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了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 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

应该指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是也的确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部分预期目标：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 展最为突出，它们保证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的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 高了人力资本。

此外，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体现出来，例如：通过集中财力保证了“一五”时期三分之一的重点项目在国防工业；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通过“工 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精神激励来替代物质激励不足，等等。但是上述这些优越性就总体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已经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即越 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1978-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失 误不仅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到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不仅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人民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正如邓小平在1977 年12月尖锐地指出那样：“人民生活水平不是 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⑦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 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4月他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 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⑧

迅速改变人民生活贫困的迫切愿望，特别是睁开眼看世界后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很快就突破了前三十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

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也 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一，根据战后三十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改变了我们对待外部环境和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国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中国也由此真正摆脱 了战时经济的束缚。

第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对其正确的判断，也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农、 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真正实行了新中国三十年来一 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第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必然是“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 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而这种改革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诱导下，加上“放 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上下结合的、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强大改革动力， 中国共产党终于在80年代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三个过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从而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道路奠定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第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自然出现了市场调节，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它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这个目标到十四大上则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 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和创新。

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猛增到2011年的47.2万亿元，增长了128.5 倍，年均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在世界各 国中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是，这三十多年来，在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时，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不仅有违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导致了 内需不足、社会不和谐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进展迟缓。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高度重视建立和谐社会并提出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收入、改善分配结构，使得经济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成为 “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截至2010年底“，十一五”规划中的八项民生指标全部完成：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前达标，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500万人。2011年开局的“十二五”规划则提出：在保持城乡居民年均 收入增长7%以上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 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进入完成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冲刺阶段。

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将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党治理国家能力现代化放在突出位置，提出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今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又提出：“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 完全适应。全党必须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抓住机遇，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下决心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障碍和弊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⑨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使得一方面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成功地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也导致了资本主导和分配上的“马泰效 应”，并进而侵蚀到党员，尤其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使不少人忘记了党的性质、使命，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少数人走上了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道路。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立即 制定了“八项规定”，提出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进而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作为四个战略布局之一，制定了一系列党内监督问责条例法规。中共十九大更进一步提出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充分体现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原则和目标。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⑩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这个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重大关系，就指出：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 式和执政方式。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长期以来形成并有效地依靠投入为主的由外延性、粗放型发展方式，随着工业化的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的约束，必须转向依靠创新和提高效益为主的发展转向内涵型的发展。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工业化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后，那种赶超型的后发优势、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红利”开始消失，而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升级所导致的 传统产能过剩和“资本沉没”，都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转入中速或低速。我国的经济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 接近年均10%的高速增长，无论是从发展的波浪式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实际上这个调整期在2008年就已经来到，只是在“保增长”的刺激政策下又延续了几年。另外，从世界经济来看，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2008年开始，也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深度调整期，而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中 的中国，必然要受到其影响。因此，201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11年的9.3%降至7.8%，到2015 年进一步降至6.9%，中国经济从而结束了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与这种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转换动力，克服“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困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

在消除贫困方面，十八大以来实现了重大突破，并制定了时间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92年又提出“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要彻底消除贫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条件下，怎样抑制贫富差距也是世界各国没有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束缚，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和按要素和贡献分配的体制。但是作 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提了出来。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5年11月习近平 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 党的重要使命。”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四个转型同时进行的：一是工业化，二是市场化，三是城市化，四是国际化。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虽然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明确的共同富裕目标，但是由于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闲置在收益非常低的农业，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发展是硬道理” 决定了加快发展处于优先位置，而分配则要服从这个大道理，因此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分配上就处于主导地位。上述四个变化，尤其是市场化所产生的“马泰 效应”，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当1997年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后，尽管内需不足第一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我国实行了扩大内需政策，由于国际市场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国内消费也由“衣食为主”的温饱型向“住行为主”的富裕型升级。加上基础设施欠账很多，投资空间很大，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受出口和投资的拉动，中国经济不仅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呈现出“重化”工业化的特点，房地产、铁路、公路、基本建设等迅猛发展。虽然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行了“反哺”和大量 “惠民”政策，财政也开始了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大了公共品的供给和“均等化”，使得收入和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是成效尚不突出。2015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并以此作为指令性指标。 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显示出党中央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的决心。2013年以来的五年里，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 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

① 《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②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

③ 《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93页。

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⑤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⑦《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第1版。

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第1版。

⑾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http://www.china.com.cn/liang hui/fang tan/2016-03/01/content-37909596. htm，201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