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实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推动了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的改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推动下，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快速成为重要“引领者”，回应了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期待。中共十九大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来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上的新思想、新战略，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之一，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全球治理转型注入了新动力。本文讨论了中国全球治理外交的新思想与新战略，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多挑战。

关键词：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转型 全球治理外交 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外交

本文原刊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

编辑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年：2018年6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实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国际格局进入大调整、大转型的新时期。与此同时，2016年以来，国际社会接连发生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社会政治影响扩大，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国际乱局与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共十九大上高举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平发展的大旗，对国内外形势作出科学判断，提出中国外交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新思想、新政策，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作用的期待与疑虑。

一、国际关系失序与全球治理转型的挑战

在经过高歌猛进发展的20年后，美国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步入了调整期。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力量转移加快发展，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进入战略收缩时期，美国与西方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世界快速崛起，它们迫切希望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获得与其新增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很明显，面对新兴经济体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通过增强二十国集团（G20）的作用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但它们仍然拒绝对二战后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与规则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从某种程度上讲，面对经济、政治、安全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普遍存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国际关系的“失序”现象日益严重。

第一，传统西方大国走向政治孤立主义，逃避国际责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孤立主义思潮在西方获得不少市场。比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倡导美国应坚持孤立主义，减少国际义务，将主要政治资本用于国内建设和发展。[1]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竞选口号赢得大选，2017年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球移民协议》，实施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政策，贸易战全面开花；削减联合国费用支付，大肆减少承担的国际维和义务。英国“脱欧”、欧洲反难民运动等表现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对欧洲传统大国的影响。欧美大国的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使得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更加严重。

第二，美国等西方大国不愿在国际机制中让渡权力，拒绝对现有国际机制进行大的实质性改革，使得全球治理体系转型遭遇巨大阻力。现行国际治理体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建立的，它们在政策偏好、投票结构、人员配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尽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力快速上升，国际实力分配在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国际体系改革方面行动迟缓，不愿意让渡权力。最明显的例证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获得新兴经济体的帮助，美欧发达国家同意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是，美国以国内理由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多年，延缓了国际体制改革的步伐。[2]虽然美国国会2015年批准了上述扩大新兴经济体投票份额方案，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也从44.06%上升至47.19%，但是，都未能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旧有投票架构，凸显现行国际体制的不平等性。[3]国际安全体系的改革更加迟缓，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时期的安全同盟体系安排，拒绝按照“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思路对现有国际安全体系进行调整。

第三，新兴经济体间发展不平衡，部分国家实力衰退，影响了新兴经济体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整体影响力。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格局，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深入发展，依赖于能源原材料出口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内部矛盾激化，出现政治与社会动荡。此外，受到传统边界纠纷、“一带一路”等因素影响，中国与印度关系受到冲击，也影响了新兴经济体之间进一步形成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合力。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与新老力量互动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全球治理的转型。[4]

第四，国际治理“碎片化”阻碍全球治理转型。在多边贸易体制问题上，西方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迟迟无法达成妥协，致使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长期僵局，当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宣判多哈回合谈判“死刑”。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长期难产情况下，美欧日曾推动自我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等双边或多边自贸协议安排，使得全球贸易治理机制进一步“碎片化”，加剧了统合全球治理体系的难度。[5]治理“碎片化”问题同样存在于国际安全、发展等领域。

第五，最重要的是，全球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与日益增长的全球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热点地区宗教、民族、地缘政治等矛盾和冲突未能得到很好解决：“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北非地区部分国家陷入动荡、内战，西方政治军事干预以及地区大国的介入使得秩序与和平迟迟无法恢复：叙利亚内战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基础设施投资，致使其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部分所谓“失败国家”沦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流行疾病、毒品、人口贩运等全球性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全球治理机制，加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才能得到解决。但是，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些问题上主要大国特别是美欧国家试图减轻负担，专注于国内问题，不愿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将长期困扰全球化的世界。

二、十九大全球治理新思想与新战略

中共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与全球治理转型困境做出了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外交的新思想与新战略。主要形势判断包括：[6]

当代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集体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因此，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是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需要。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发展，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同时显现，增加了世界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些问题反映了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后果。这些挑战是对人类社会的共同考验，凸显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综合研判，党的十九大得出结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将继续处于深刻复杂变化之中；对中国来说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掌握战略主动，影响、塑造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是扩大中国国际影响的重要途径。

针对国际社会存在的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十九大做出了回答。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视为其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中国梦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崛起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通过自身稳定发展和对外开放，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动力；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建设，为人类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作出新探索；通过建设性参与解决国际地区问题，为国际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通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世界长远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并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之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全球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方向目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十九大倡导提出各国秉持相互尊重原则，共同追求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相互尊重是前提，公平正义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要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积累条件。[7]

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的目标。中国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既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者，推动国际体制改革，加强全球治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与庄严承诺。[8]

三、中国全球治理外交的努力方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推动、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明显上升了。在过去五年，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及满足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动国内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奋发有为，大大推进了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朝向“引领者”“领导者”身份转变。十九大之后中国的全球治理外交将延续过去五年的做法，并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与全球治理外交中碰到的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全球治理外交可能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致力传播中国有关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引领国际社会全球治理思想、理论体系的变化，推动形成新的全球治理共识。

过去五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顺应时代潮流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内容涵盖全球治理的所有领域。中国呼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理念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丰富发展了双边、多边关系治理的理论体系。在国际发展与经贸关系中，中国提出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编织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国际安全治理上，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际安全观。在全球治理上，中国提出要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针对近期西方国家兴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中国坚定地支持全球化与开放经济。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9]中国用自身改革开放的例证说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个国家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革开放就能获得发展，也只有彼此开放相互合作也才能找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办法。

中国有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与新思想获得积极的国际反响。但是，一些西方人认为将中国看成是全球化的捍卫者，是完全搞错了对象，他们认为中国的诸多政策如限制国内市场准入、严管互联网恰恰是反全球化的。[10]美国商务部长罗伯特·威尔伯（Robert Wilbur）甚至认为中国是最善于使用“自由贸易”的旗帜包装自己，中国本质上是保护主义的典型。[11]对于中国提出的互利双赢等国际合作的理念，一些西方人认为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

针对西方某些人对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与政策的误解或歪曲，中国下一阶段最重要的是加大传播宣传力度，用西方公众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解释，与此同时，在落实中国新理念与新政策上下功夫，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全球治理理念政策是真诚、可信和可行的。

第二，深化亚投行、新发展银行和“一带一路”等国际机构和国际倡议的作用，进一步打造全球合作伙伴网络。

亚投行、新发展银行、“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务实合作的成功范例。这些中国倡议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反应与合作，亚投行更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与西方主要经济体合作的范例。这些中国倡议搭起了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为中国建立了广泛的“朋友圈”，扩大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尤其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融入了中国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它提出时间不长，已经获得了很多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全方位地倡导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领域合作，促进跨区域经济发展，体现了共享共建共有、互利双赢的新理念。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有100个左右的国家与国际组织签署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接”合作备忘录。[12]“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写入上海合作组织声明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这表明中国提出的以国际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方案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中国作为全球治理引领者的地位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在管控“一带一路”有关项目财务与地缘政治风险的同时，也要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宣讲“一带一路”的国际安全意义，它有助于热点地区国际、国内冲突的解决，给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繁荣。

第三，维护多边主义与联合国的权威，推动多边机制改革，使现有机制与规则反映全球政治经济新现实与实际需要。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需要承担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紧密，利益共生不断深化，各国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相互联系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各方都会受到影响。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13] 因此，“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也是进一步完善多边机制、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前提。[14]

中国始终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5]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中，习近平呼吁，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坚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解决南北发展失衡等全球性问题。[16]需要指出的是，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方案不是取代现行国际体系，而是对现行多边国际体系的补充，中国的新倡议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西方主导的多边经济体系改革的作用。

第四，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与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不断提升，它们的实力地位与需求应当更多反映在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中。中国提出扩大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权与话语权，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中国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与机制的变革，增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在全球气候治理、金融治理与安全治理中，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案和主张，包括发展中国家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全球气候治理责任，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话语权等主张，这些主张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与支持。2016年中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峰会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列入议程，并获得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采纳。

第五，促进全球安全对话，推动全球安全体系的改革，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指出，新旧力量此消彼长，世界权力将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该过程实质是霸权更迭的过程。[17]纵观国际关系史，霸权更迭或者权力转移过程多数都是依靠战争实现的，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很难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针对“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搞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游戏，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中国领导人强调，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18]中国强调，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大国需要加强在全球治理框架内的合作，通过集体协商、政策协调，避免单个国家政策效果的相互抵消。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统一政策，有效避免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维护了全球经济的整体利益。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利用亚信会议机制，倡导树立区域安全观，共创安全治理新局面，提出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建立真正开放的国际安全机制，共同应对安全挑战，逐步摒弃冷战时期形成的地区与国际安全同盟安排。当然，国际安全治理体系的改革将是全球治理改革中最为困难的一环，作为国际安全同盟霸主的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安全同盟的安排，其仍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

四、中国全球治理外交的挑战

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边缘”参与者向“核心”参与者、引领者或领导者的转变进程将加速，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不断加大。[19]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的体量以及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和体制上的差异，美国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抱有不少疑虑与偏见，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仍不时出现。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应对这些国内外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景将会变得更加遥远。具体来说，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需要克服的内外挑战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与西方在与中国关系中，开始更多强调“战略竞争”的一面，不利于中国与美国、西方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协调。

中国经济2017年开始恢复高速增长，中国发展模式在发展中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快并购西方高技术公司，引发美国与西方普遍的疑虑与不安，西方出现联合抵制中国影响的苗头，甚至不排除再次联手“围堵”中国、开展“新冷战”的企图。当前美国等国提出的“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目的就在于妖魔化中国的海外政治与文化影响，抵制日益上升的中国国际影响力。[20]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了2018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列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将对华经济关系定性为主要安全威胁之一，以及对现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西方大国确立的全球秩序”的挑战。显然美国政府改变了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高度评价同中国“前所未有的合作”并称中国为“战略伙伴”的调子。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接连对中国采取贸易法“232”“301”条款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迫使中国打贸易战。欧盟与日本等国也可能迫于美国的压力或自身的利益，联合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当前中西关系的“战略竞争”气氛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无疑将不利于中国的全球治理外交与大国间的政策协调。

其次，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将长期存在，将直接制约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21]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抓住历史机遇期迅猛发展，但也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着力消除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问题，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22]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需要我们增强内部凝聚力、向心力，需要战略耐心与定力，但同时这些内部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中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国际领导力。

最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政策导致二十国集团机制被“虚化”，中国突破现存国际体制“圈层”结构将遭遇更大的阻力。

二十国集团（G20）虽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被确定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但是该机制存在一系列局限性，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包括非正式性，共识决定缺乏约束力；机制层次多，决策效率遭到质疑；“合法性”质疑。特朗普上台后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使得二十国集团机制切实发挥作用更加艰难，中国试图通过推动“建章立制”、“坐实”该机制的努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难见成效。

所谓国际治理体系“圈层”结构，指的是最外层的联合国体系被虚化，由于主要大国间权力分配与妥协的困难，加之联合国成员数量众多影响决策效率等因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将联合国实质“边缘化”；中间层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各区域性开发融资机构，它们对全球经济仍在发挥实质性作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虽然扩大了参与，但仍无法发挥核心作用；核心层是美国控制的国际安全体系即美国遍及全球的安全同盟网络，是维持美国国际霸权的基石，它至今对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加以排斥，威胁中国的和平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23]由于美国与西方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上述不利于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圈层”国际治理体系将制约中国的全球治理外交目标的实现。

总之，国际关系失序加剧全球治理危机，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在地区与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新期待，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壮大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要求。中国坚定维护开放包容双赢的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推动现有国际机制改革，扩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中国通过加强全球治理机制，在其中发挥引领与领导作用，将是中国和平崛起、实现民族复兴的最佳路径，它是一条将中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和平繁荣目标有机结合的道路。当然，中国要引领全球治理改革，依然会遇到各种内外挑战，只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大国关系，致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将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支持。

[1]［美］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胡利平、王淮海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

[2]王勇：《中国与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G20进程的评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0页。

[3]蔡伟宏：《国家博弈、制度形成与全球金融治理》，《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8期，第110—111页。

[4]陈东晓、叶玉：《全球经济治理：新挑战与中国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14页。

[5]屠新泉、娄承蓉：《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担当》，《学习时报》，2017年3月1日，第2版。

[6]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2017年第23期，第3—5页。

[7]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奋力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2017年第23期，第4—7页。

[8]同上。

[9]习近平：《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1版。

[10]Elizabeth C. Economy, “Beijing Is No Champion of Globalizati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22, 2017，se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01-22/beijing-no-champion-globalization.

[11] “美商务部长：不打算放弃领导世界但当领导不等于做傻瓜”, 凤凰国际iMarkets 2018年1月25日，见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125/15946778_0.shtml。

[12]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进展及2018年展望”，2018年1月8日，http://www.amr.gov.cn/ghbg/qyjj/201801/t20180112_69135.html。

[13]习近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民日报》，2016年6月7日，第2版。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7页。

[15]同上。

[16]《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举行》，《人民日报》，2017年9月5日，第1版。

[17]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Public Affairs, 2011.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3页。

[19]王勇：《中国与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G20进程的评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20]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 “‘Soft Power’ to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December 2017,” see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

[21]Wang Yong,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New World Order,Trends Research & Advisory, December 27,2017, see http://trendsinstitution.org/the-china-model-and-the-new-world-order/.

[22]蒋永穆：《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10月28日。

[23]王勇：《中国与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G20进程的评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