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有这样的记载。可见早在孔子的春秋时代,作为邮驿性质的“置”已经存在。到了两汉时期,“置”这样的邮驿机构已遍布全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描述的就是当时驿路上的情景。邮驿交通的发达是汉帝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大汉气象的写照。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悬泉置遗址发现以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近千年的“置”这样的邮驿机构,其建筑规模如何、功能性质如何,我们是不清楚的。

悬泉置以及在此发现的23000多枚悬泉汉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两汉时期最为完整、丰富的档案材料。作为从汉到晋前后使用了400多年的、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悬泉置的汉简自然也是研究两汉丝绸之路你来我往的最为珍贵的文献档案。

丝路上的千年驿站

悬泉置的位置在今天瓜州县以西、敦煌市以东,两地政府所在地各60公里的地方。南面,三危山余脉在离此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形成天然屏障,山下悬泉置等人居之处赖以生存的水源悬泉水出此山中。

根据汉简的记载,悬泉置隶属于敦煌郡效谷县,全称应是“效谷县悬泉置”。悬泉置的主体建筑是50米×50米的正方形坞院,土坯砌筑。门朝东开,四角有角墩。院内用于工作人员办公和客人住宿的房屋有大小不等近30间土房。院外东面和南面还有如马厩等一些附属建筑。这里的人员定额有官卒徒御37人,有员马40匹,传车10至15辆。除养马外还饲养一定数量的牛,有牛车5辆。

这里的主要工作分两类:一是传递公文信件,也包括私人邮寄的信函和物品,二是接待东来西往的官员和行旅。每当朝廷用兵西部,皇帝的诏书、朝廷的紧急公文以及出征将士的军情急报,也都经过悬泉置传送。

据载,在敦煌郡东西300多公里的通衢大道上,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共有九所,每所间隔30公里左右。悬泉汉简提供的丰富信息与史书的记载相互补充,让我们得以见识当时的丝路繁华。

汉王朝与西域关系的见证

悬泉汉简记载的来中原朝贡、通使、和亲、纳质、受封、学习的西域各国有30多个,时间范畴从昭帝到王莽(公元前86年至公元23年)长达100多年,基本上反映了汉匈相争到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以及西域内附、丝路畅通的历史。

这些具体生动的材料在传统史籍中找不到。比如:匈奴西边日逐王降汉,这是汉匈关系的转折点,是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汉书》上有记载:“(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 日逐王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秋降汉,次年四月受封,前后近十个月时间,大部分时间行进在从西域到京师的路上。

浩浩荡荡一万多人马,选择什么路线,怎么走过去的?悬泉汉简有记载。神爵二年八月,朝廷御史大夫专门发文给酒泉、敦煌,安排布置接待事宜。同时还有悬泉置派人迎来送往以及有关开销的记载——先期到达的是日逐王和少数上层人物,其余上万多人马并未与之同行。这上万多人马或者是中途逃亡了,或者是反叛被镇压了,或者是留在原地安置了,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材料都有力地印证了日逐王归汉、西域这一辽阔地域纳入汉王朝统治的历史史实。

汉代经营西域,同乌孙的关系最为重要。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最早乌孙与大月氏都在敦煌祁连间,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古老民族。张骞两度出使,就是奔着大月氏和乌孙去的。汉朝与乌孙的关系始终是汉与匈奴、汉与西域关系的晴雨表。悬泉汉简中有大量关于乌孙的记载,汉乌联合出兵攻打匈奴、解忧公主年老思土返回京师、冯夫人锦车持节斡旋于汉乌之间、乌孙内乱致使和亲公主滞留敦煌等等,都在路过悬泉置时留下的原始记录中。《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共18枚简,为一完整的册子,弥足珍贵。长罗侯常惠曾经六到乌孙,他和使团第五次去乌孙国商讨和亲时,在悬泉置的过往人数和所消耗的食物数量等事宜在简中一笔笔都有详细记录。

再如龟兹,是当时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国家中人口、户数仅次于乌孙、大宛的第三大国。当时的龟兹王降宾以乌孙公主女为夫人,因“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从此开始与汉朝关系的新篇章。“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种典型的文化交流对西域地区有着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悬泉汉简记载了龟兹王夫人来汉朝觐见时,悬泉置为之布置的床帷和仪仗,“堂上置八尺床卧一张,皁若青帷”,给人增添了驰骋想象的依据。龟兹王在位几十年,后因年老多病,汉朝曾专派“御医”两名,守护左右长达五年时间。

悬泉汉简保留了大量西域都护府设立后直到西汉末年西域30多个国家前来京师路过悬泉置停留的珍贵记录。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总领西域,而对西域各国不采取内地的郡县制而仍其旧俗;在重要的战略地区驻兵屯田,以保障不受匈奴侵犯并负责地方治安;对大国如乌孙和龟兹辅之以和亲,结昆弟之好;注重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等等,对西域广大地区进行了有效管理。从汉简材料还可看出,西域各国通过频繁地来汉活动,依附感归属感和向心力不断增强,他们需要汉王朝的强力保护。这些通过史书记载和出土汉简的相互佐证变得十分清晰。

汉王朝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见证

张骞西使,最早到达的地区就是大宛和康居。要想了解大宛和康居2000多年前的历史,除了汉文史籍如《史记》《汉书》的有限记载外,悬泉汉简就是极其重要的史料来源。实际上张骞两度出使以后又过了十年,李广利远征大宛,汉朝的声威和势力已经覆盖到河中地区(锡尔河和阿妈河)。悬泉汉简中关于大宛的记载,丰富充实了汉与大宛关系的历史。如:“大宛贵人食七十一·凡三百一十八人。”318人中可能有其他国家的人,也可能是按人次累计,但就71人的使团,也是够庞大的。还有,“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悬泉置。”这是贡献的骆驼死到悬泉置的记载。其实,这种贡献只具有象征意义,主要体现政治上的羁縻关系。

康居与汉朝的关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康居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下,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态度,都属于外交史上正常的动态反映。悬泉汉简关于康居的记载,大都属于往来通好路过时留下的记录,主要反映两国间的正常来往。比如一则汉简全面记录的是敦煌太守府发往酒泉太守府的平行文书,时在公元前52年3月8日。康居王所派使团从使者、贵人到从者,一共76人,随行大牲畜78头。这在当时中西交通的大道上不能不算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接待这样一支庞大的使团,沿途如敦煌、酒泉等地的地方官员必须认真办理,否则要受到朝廷的追责。康居使团所带78头大牲畜中,有贡献的马匹和骆驼若干,有私马、驴、驼、牛若干,前者是给朝廷的贡物,后者可能是使团人员自己的乘驾。至于牛,或可为沿途遇到困难时,以供宰杀食用。

大月氏是曾经活动于河西走廊的一个古老民族,后来一迁伊犁河流域,再迁阿姆河流域,最后定都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大月氏西迁后经过百多年的经营发展,其中的贵霜强大起来。关于贵霜帝国的历史中外学术界都有很多重要成果。但是从大月氏西迁到贵霜帝国的形成(取公元30年一说)这段时间,缺乏足够的材料。悬泉汉简中关于大月氏的记载主要分布时段在公元前半个多世纪,正好弥补了这段时间的空白。

西北地区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悬泉置遗址以及所出悬泉汉简,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能从中找到鲜活的资料,随着时间的绵延,它的意义会更加突显。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