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害怕听到这样的消息，却越来越多听到这样的消息。
前天刚刚从海外回来，今天听到昌平突然去世，实在是太震惊，也多少有些伤感。我和昌平认识，是1980年代在一次杭州的学术讨论会上，距今有三十多年了。近十来年我从北京到上海，离得近了，来往就更多一些，不是我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是他到复旦大学。特别是前些年，他的妻子包国芳还在，差不多每年春节我们都去他在松江的家聚会，在一起的还有钟元凯夫妇，我们两人和钟元凯虽然更早认识，但从彼此认识到成为朋友，记得似乎也开始于那次杭州会议。
之所以我们三家常常聚在一起，想来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年纪相仿，昌平和元凯比我大一些，也不过大四五岁，算是“文革”后出道的同一代学人；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对唐诗有兴趣，元凯和我都参加过章培恒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元凯负责初盛唐，我负责中晚唐到宋代。而昌平曾师从施蛰存先生和马茂元先生，早就是唐代文学领域的专门家；三是我们都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有这么一点儿渊源，昌平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元凯则“文革”后在北大中文系读硕士。昌平是一个大哥型的朋友，特别好张罗聚会，又因为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做领导工作，有时候也拉着我们做一些事情，记得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要编一部诗歌鉴赏辞典，他就反复鼓动说，最好我们三个人把唐诗全部包干，也许，最终可以凑成一本够水准的精选本唐诗艺术分析，可是我们都太忙，元凯那时已经当了苏州铁道师院的领导，昌平也已经当了第一编辑室主任，而我早就志不在文学，只能算一个“票友”，所以各自写了几篇就不了了之。
不过，昌平却是唐诗史真正的专家，他从1980年代起陆陆续续发表有关唐诗的论文，几乎篇篇精彩。记得1990年代初，有人建议广西师大出版社编一套“跨世纪学人文丛”，我就向编辑提议请他也来一本，于是他把这些有关唐诗的论文编成了一册《赵昌平自选集》，我想，这大概是他生前唯一一部比较集中呈现他对唐诗史研究的学术文集吧。此后很多年，我一直在催促他把整个唐诗史写出来，就在今年2月上海文史馆春节团拜会上，我还提起过这件事情，可是他先在出版社当总编辑，被各种琐事纠缠，后来又当版协主席，为各种公务操劳，直到退休也没有拿出来，再后来他夫人包国芳先他去世，他更是无心于此，现在已经是广陵散，想来真是可惜。
听到昌平过世的消息，心情很压抑，止不住回忆历年来昌平兄的往事，奇怪的是，好些事情都想不起来，倒总是想到他在包国芳去世后，那种难以自拔的伤感、追悔和悲哀，好像有好几个月，他都缓不过来，实在让人担心。为了给他宽心，有一次王安忆和李章拉了我们，在城里请他吃饭，记得饭桌上我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必然要面对生老病死的事情，身边亲友渐渐见老，也有的亲友渐渐离去。这话原本是宽慰他的，可是现在轮到我自己，也不得不如此自我宽慰。从2006年到上海以来，十二年间，先是章培恒先生，接着是朱维铮先生，再接着，是陆谷孙先生，能深谈的朋友陆续故去，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寂寞。虽然“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兰亭集序》说得没错，我当然知道这是人生必经之路，只是昌平兄还不满七十三岁，不免太早了些，好些事情，包括前面说的《唐诗史》也没有整理出来，现在说起来，能说的，似乎也只有遗憾二字。
2018年5月21日下午匆匆写出，无暇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