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间，人已中年。想想70一代本土学人的成长，总体上伴随着中国研究的进展。这几乎是必然的，正如我所说过的，学术在本质上也是贸易，同样适用于比较优势的原则。而在现阶段，在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的同时，中国研究恐怕仍然是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这样说，证明我胸无大志。

比较优势不是政府干预出来的，而是被我自己发现的。1998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国有企业改革，那时我还是一个硕士生，刚刚开始写论文，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研究方向。于是就从就业体制的角度写了一篇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就业体制转轨中的渐进改革措施》，投给了《经济研究》，很快就被接受了。据说当时的《经济研究》甚至会拒绝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而现在，等自己有了一些名气，同样会被《经济研究》拒稿。即使有幸文章被接受了，从投稿到发表，过程也可能两年之久，甚至更长。如果知道了这些，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完全可以更加坦然一些，专心做好研究，少想自己受到了年龄和名气的歧视。

关于中国研究，我一直觉得，研究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尤其是当这个国家是自己的祖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在我博士毕业前后那段时期，正当数理模型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大行其道。在当时的高校，经验研究的方法还没有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流，也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可用的数据，所以我自己也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2001年的时候，我将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投给了法国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会议，居然被接受了。结果到了会上才大吃一惊，居然很少人在用理论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后来我下定决心要补经验研究的课，但是又苦于没有很好的数据。于是我和陈钊就从省级面板数据开始，把统计年鉴的数据一个一个的输入到电脑中去。当时我们俩一个人录入，一个人同时校对，建起了省级面板数据库。后来有了我们第一篇经验研究论文，就是发表在2004年《经济研究》的《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边学边做，其中还存在一些今天看起来非常幼稚的问题。但历史就是这样，蓦然回首，发现问题多多，恰恰证明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展非常之快。幸运的是，由于我们较早地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关注了中国非常重要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使得这篇文章成为引用率最高的中文文献之一。

对我个人而言，可以这么说，2004年有关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章，直接开启了之后我的一系列研究，对我的影响一直到今天。2005年，《经济研究》发表了我的《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直接关注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收入差距是不是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个问题放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当时在中国还没有这个方面的研究。现在回想起来，坚持研究重要的问题是我从《经济研究》那里得到的鼓励。放在今天，由于微观实证研究的各种因果推断方法大行其道，像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样的主题，可能因为难以应用到“高大上”的方法，恐怕已经很难被更年轻的一代关注了。这是经济学的进步还是退步？此问一出，佛祖当捻花微笑。

在我们这一代跨入经济学学术界的时候，国际化还刚刚起步。一直到今天，可能在很多人那里，中国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仍然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不同领域。那些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我的同龄人们，甚至还可能刻意回避中国研究，以避免被人认为仅仅是中国问题专家。而今天在国外读书的中国学生已经开始大量研究来自于中国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改天换日了。在这种中国研究和国际学术界逐渐融合的过程中，我始终觉得，既然是以中国研究为对象的，那么自己的文章就首先需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然后再回答如何产生了学术上的创新。《经济研究》作为本土经济学杂志的领头羊，恰恰是因为它刊载大量与中国实际有关的文章而备受关注。我自己的一些理论工作也认为，有关中国研究的创新，需要结合既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需要对中国的制度背景有准确的把握。比如说，在区域经济学里通常假定生产要素是跨地区自由流动的，但是中国却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陆铭、陈钊、严冀，《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类似的，在国际上，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是城乡间不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模型，但是在中国却并非如此。我和陈钊在2008年《经济研究》发表的《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构建了一个包括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的城乡二元经济增长模型。这些工作直接影响了我最近这些年提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思想始终源于对于现实问题的洞见。有一些宏大问题的解释，并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完成的。《经济研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07年的时候，当时仍然是“青椒”的我和王永钦等同事们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大国发展道路的分析框架，并结合研究文献和我们的思考，形成一篇纯粹文字的文章（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当时抱着试试的想法，投给了《经济研究》，没想到却很快被录用了。这篇文章从制度基础出发，剖析了中国经济的经验与困境，能够成功发表，表现出了《经济研究》的前沿意识和开放精神。此文的引用率高，恐怕也是因为我们较早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今天的年轻学者，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来对一些大问题做一些系统性的思考？这一问，佛祖又该笑了。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必然与制度背景，历史起点等发生关系，即使人的行为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即使我们不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制度背景和历史起点的差异也是现实存在的。这一学科性质就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必须是多向度的。如果我们把创新简单定义为增加新的知识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研究就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是为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证据；第二就是为那些具有中国特色制度背景和历史起点的问题提供新的发现、理解和政策建议。这两者无法截然分开，甚至是相辅相成的。我发表在《经济研究》的文章和我自己一系列中国研究的起点就是中国特定的制度和历史。为此，我一直提醒自己，经济学的很多理论模型都是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比如不存在扭曲性的政策，不存在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而中国经济问题常常需要在市场经济模型中加上一些政策性的“磨擦”。因此，不要盲目地把基于中国特殊性看到的现象，视作给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有时候，直接将中国数据嫁接到既有理论上，得到的证据似乎可以推出“加强管制”的政策含义，但恐怕那些现象恰恰是中国过度管制和政策扭曲的结果。有一些哪怕发表在中外文顶尖杂志的文献也存在“误读中国经验”的嫌疑，对此，我曾以“城市最优规模”的经验研究为例进行了批评。我指出，根据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倒Ｕ型关系，有些超大城市看上去似乎“太大”了，这不是“城市最优规模”的证据，而是因为中国的超大城市严重地制约了土地、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此处不再赘述。（具体参见：陆铭，《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我们在争论什么？》，《比较》2017年第2期。）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经济研究也必然面对着与国际接轨和与国际经济学界对话的需要。直到今天，在我不同的研究里，我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写作。如果是特别有中国政策涵义的研究，我会倾向于用中文来写作。但是如果一个研究具有比较强的一般含义，同时又更符合国际经济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强调，那么我就会更倾向于用英文来写作。在中国研究与国际学术界逐步融合的过程中，由《经济研究》等期刊引领的中文文献正在逐步成为中国研究前沿。一些对于中国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问题，理论的基础还不够扎实，现有的数据质量和丰富程度也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着不小的差距，通行的因果识别技术也未见得能够有恰当的制度背景来作为应用。但是对于有重要价值的题目，也必须要做，至少可以启发后来更为严谨的研究。我关于户籍制约消费的研究（陈斌开、陆铭、钟宁桦，《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消费金融专辑）》2010年）就是首先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之后，我们才又在新的数据和估计方法之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发表在几年之后的英文期刊上。近年来，我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技能互补性的研究，也是首先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梁文泉、陆铭，《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城市规模影响服务业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微观证据》，《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尽管国际经济学界特别强调经验研究中“干净的识别”，但我认为对于开创性的、重要的研究，像《经济研究》这样的杂志可以一如既往地给予更大的支持。我这样想，是不是在把经济学往不科学的沟里带？对于这个问题，佛祖啊，你想笑就笑吧。

此文也许恰巧是个“40自述”，从此别再叫我“青年经济学家”。回想过去与《经济研究》共同度过的青葱岁月，我只默默提醒自己，——

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别忘记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