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中国的戊戌变法。这两次维新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的历史背景相近、时间相隔不远，先后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两个东亚前现代国家。它们的目标类似，措施雷同，都是向西方学习，通过政府命令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国家。而且，戊戌维新实际上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榜样、亦步亦趋进行的。然而，两者的成效、结局和命运却非常不同。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一系列改革，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它不仅维护了民族独立，而且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的戊戌维新却是昙花一现，迅速失败，光绪被幽禁，维新人士遭屠杀，改革新政全成泡影。中国不但没有阻挡住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而且在半殖民地深渊里越陷越深。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何以走入了迥异的发展路径？

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维新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维新势力能否掌握政权。只有在推翻或彻底改组专制旧政权、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保护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否则一切都要落空。日本明治维新实现了这一变革。它是以暴力夺取政权作为维新的前提。日本维新者是“藩政改革”的核心力量，在夺取藩政实权、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他们同腐败的门阀保守势力反复较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倒幕的武装力量和基地。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集中力量打击幕府，符合日本民众渴望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心理要求，以结束当时国内由 260 多个藩的割据造成的分裂局面；顺应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以结束列强对日本的侵略；适应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具有极大号召力。1868 年初，维新势力以天皇名义宣告“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幕府旧势力当然不肯自动交出政权，由此日本历经了持续一年半的戊辰战争，最后推翻幕府封建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的更替，通过暴力斗争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明治维新”的先决条件是“倒幕运动”的成功。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维新派却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当时，虽然名义上是光绪皇帝亲政，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诏令。但是，旧政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重大问题的裁决，高级官员的任免，都要由她决定。中枢机关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实权也还在守旧势力的控制下。至于中央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地方拥有军政实权的总督、巡抚等大员，也绝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京城周围的军队北洋三军，则掌握在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手中。维新派成员地位最高不过是四品衔军机章京谭嗣同，能够见到皇帝，起草谕旨而已。而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仍然是个地位很低的工部主事，仅仅见过一次皇帝，在顽固派阻挠下，只封了一个总理衙门章京这样的小官。维新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梁启超只是个举人，连个官职也没有。就是维新派所依仗的光绪皇帝，本身也并无实权。他下了那么多新政诏书上谕，在各级守旧官员抵制下，基本上未得到贯彻执行。由于没有经过类似日本的“倒幕运动”，中国的保守势力仍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没有政权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

中国的维新派为什么不能像日本的维新派那样建立新政权，实现变法？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从客观形势上看，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国内变革时机已经成熟。当时日本农民、市民暴动此起彼伏，动摇了幕府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围绕批准日美亲善条约与选择将军继承人的争论，多年不干预政治的天皇也有了政治发言权，逐渐形成了朝廷与幕府两大政治中心。强藩、下级武士普遍对幕府不满，离心倾向越来越大。1859 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制造了“安政大狱”，迫害维新志士，次年即被反幕派武士刺死，说明双方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接著，1864、1865 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著幕府与强藩的矛盾已公开化。幕府统治处于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之中，维新派及时抓住时机，发起尊王倒幕，抬出天皇，宣布大政复古，并用武力讨伐幕府，取得戊辰战争的胜利，终于推翻了幕府封建旧政权，建立起维新派执政的明治新政权。

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 1864 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捻军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也相继被镇压。此后，下层群众的斗争主要是矛头对外的反洋教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洲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势力让步，依靠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淮系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政权暂时得到巩固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虽然还有洋务派、顽固派、清流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离心力不大，旧政权尚未产生严重的统治危机，推翻旧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