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至4月1日,由《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在贵阳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与会。

文献互证廓清上古史事

上古史事历来茫昧,得益于甲金等出土材料的新发现,殷周以来社会政治制度与历史变迁方显愈益清晰的面相。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田旭东综合分析了关中平原的地理要素、西周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都城范围的战略形势和西周国家的政治行为,以大量考古遗迹与青铜器及铭文资料论证了西周权力中心的建立过程,以及对地方所实行的各项统治制度的真实性。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国忠通过分析清华简《系年》有关两周之际的历史记载,阐明了从西周覆亡、二王并立至平王东迁之间的复杂政治形势,即幽王和太子伯盘被宜臼(平王)母舅申侯所杀而西周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同汲冢《竹书纪年》的记载一致。至于周平王东迁洛邑,则是晋文侯结束了《竹书纪年》所载的二王并立局面后又经历了多年曲折才得以实现;进而揭示出孔子作《春秋》始自鲁隐公背后的隐情,是基于携惠王为平王不那么光彩地褫夺王位之结局,不得不刻意忽略和淡化鲁孝公、惠公在位时(前770—前723年)的这段动荡历史,体现了孔子笔削《春秋》时注重微言大义、维护周代礼仪制度、强调为尊者讳的重要原则。

“伯乐相马”是诞生于先秦时期的著名历史典故,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而传颂至今,在政治、教育等领域产生过有益的思想影响。然而,古代典籍中有关伯乐的记载多有模糊之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以《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古籍中的伯乐记载为线索,对先秦至秦汉间的养马历史和统治者追求天马的史事进行了梳理,指出春秋时期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天下之马”是中国古代养马史上的重要一页,或可视为汉武帝追求“天马”的历史先声。

重考文献本义和文本传承

简牍学的不断发展,为考释传统经典中难以释读的重要片段、深入挖掘经典蕴含的思想史价值提供了重要契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从训诂学和语义学角度对《孟子·离娄下》“非行仁义也”之“行”的意义进行了重新考辨,认为此“行”并非“实行”“施行”义,而当训为“言”“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实即“由仁义行,非言仁义也”。故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地施行仁义”,而是反对言行不一的“假仁假义”;又指出清华简《厚父》篇第五简的“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中“乱(治)下民”与《孟子·梁惠王下》引《书》中“宠之”一致。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是正确的;孙奭、朱熹“宠之四方”的断句,完全不能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玲重新考订了敦煌汉简846号的内容,认为该简为汉哀帝元寿年间一件完整的买卖契约,除契约文书中常见的当事人、标的物、违约条款等要素外,该简还难得地呈现了有关担保人的责任与义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孙飞燕以论证清华简《越公其事》与马王堆帛书《君正》思想内涵的近似性为契机,指出勾践为复兴越国而施行的“五政”可视为黄老学说的早期政治实践,并进一步推测越文化与马王堆帛书存在密切关联,而《君正》在成书过程中或曾借鉴《越公其事》。

探寻早期文明发展交流路径

“天圆地方”思想是中国古人宇宙观的集约呈现,对中国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凤先综合分析了《大戴礼记》《周髀算经》等文献及良渚玉琮和红山文化东山嘴祭祀遗迹方坛圆坛等历史遗存中涵摄的“天圆地方”思想,认为所谓“地方”并不仅仅是对大地形状的描摹,从甲骨文“方”的用法来看,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关于天地的空间观念,即殷人认为大地是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正方向的,不同的方向具有不同的性质。“方”一词原初所要表达的蕴意,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

秦汉时期,巴蜀和西南夷地区融入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其区域内部各文化间的关系及其与西亚、南亚的关系已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段渝对先秦两汉时期从中国西南地区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进行了考察,认为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考古中出土的齿贝和珠饰等,体现了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为论证早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活动的存在提供了历史证据。

本届论坛共收到学术论文近40篇,与会学者结合自身研究成果,对中国文明起源、古代社会早期发展等重大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持续深入、加快相关学科构建步伐提供了动力。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