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南海争端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澳大利亚作为南海地区的域外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经历了从“观望”到“公开介入”的重大调整。一方面，对因中国崛起带来的亚太地区结构和秩序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由此对在南海地区的国家利益所受“威胁感知”程度上升是澳大利亚南海政策调整的内部动因；另一方面，美澳特殊关系作为外部变量也对澳大利亚公开介入南海争端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受此影响，未来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政策趋向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但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依赖程度的加深，其南海介入政策将“常态化”，而外交立场表态将“模糊化”。

【关键词】南海争端；澳大利亚；中国崛起；美澳特殊关系

近年来，随着美国等域外国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围绕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争端愈演愈烈，南海逐渐成为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焦点。澳大利亚作为南海争端的“利益攸关方”，其政策立场在2010年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后发生了从“不持立场”到“公开介入”的转变。本文拟从澳大利亚安全利益、对中国崛起安全威胁感知、美澳特殊关系等方面对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进行剖析，以期对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未来政策走向进行预判。

一、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溯源与演进

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南海地区。当时为履行美澳同盟义务，澳大利亚曾派飞机飞越南海水域监视苏联船只和潜艇行踪。但彼时澳大利亚只是将南海地区视为冷战时期监视苏联军事行动的途经区域。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基廷政府将“融入东南亚”政策逐步扩展为“融入亚洲”政策，在政治经济交往中与中日韩及东盟国家保持密切联系。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可以追溯到1994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其中表现出对南海声索国主权领土争端的担忧，并呼吁有关各方“谨慎应对”，之后基本确立了相对中立的政策立场。但2010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澳大利亚打着南海争端“利益攸关方”旗号开始高调介入南海争端。纵观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基本经历了从“观望中立”到“谨慎介入”，再到“积极介入”的演变过程。

（一）坚持中立观望政策阶段

在凯文・陆克文（Kevin Rudd）（2007-2010年）和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2010-2013年）执政时期，澳大利亚政府对南海问题表态相对克制，在南海地区争端中基本持中立态度。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南海政策主要表现为“并无介入南海的意图和实际行动，仅敦促南海争端有关各方遵守国际法，维持南海地区现状以及制定南海地区统一行为准则，呼吁争端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恶化”。2009年，在澳国防部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并未提及南海问题，仅出现“澳大利亚虽在东南亚地区未受到直接安全威胁，但维持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符合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的表述。

此时的澳大利亚尚处于对南海地区国家利益认知的初始阶段，同时也未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2012年11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吉拉德在东亚峰会上表示南海地区“航行自由”对澳大利亚意义重大，但也同时表示澳大利亚在南海领土争端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2013年澳大利亚在国防白皮书中首次提及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南海领土争端，呼吁争端相关方利用基于国际法的南海行为准则来共同管控南海争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迈克尔・韦斯利（Michael Wesley）也将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定义为优柔寡断外交（Pusillanimityof Australian diplomacy）。

（二）从谨慎介入到公开干预政策阶段

托尼·阿伯特政府（Tony Abbott）（2013-2015年）执政时期，澳大利亚逐渐摒弃中立立场，以南海地区“利益攸关者”身份谨慎介入南海争端。该时期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虽表面恪守置身事外的中立立场,但其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已愈益展现出对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支持迹象。在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2015年12月至今）执政时期，以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为节点，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经历了从“谨慎介入”到“公开介入”的转变。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澳政府不再将自己视为南海争端的局外方，开始公开介入南海争端。一方面声援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南海主权诉求；另一方面隐晦甚至公开反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和行为，对华态度趋于强硬。尤其在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澳美日三国随即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谴责中国的南海行为主张，要求中国确保南海水域“航行自由”，遵守南海仲裁庭的最终仲裁结果。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集中体现在2016年版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上不选边站，但关注岛礁建设，反对为了军事目的对南海岛礁进行填海改造，也反对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违背的领土声索与海洋权利，尤其对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进行的陆地建设活动表示担忧。”进入2017年，随着中菲关系逐渐改善，南海争端重新步入对话和谈判的轨道。受此影响，澳政府对南海争端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但其以介入南海争端为契机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一方面，澳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JulieBishop）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做中国值得信赖的伙伴，中澳关系“稳如磐石”；另一方面，在2017年7月中国与东盟就解决南海问题积极进行多边对话之际，澳大利亚却伙同美国、日本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遵守海牙仲裁庭的非法仲裁结果。

二、南海仲裁后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新变化

2016年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立场日趋强硬，在多个公开场合抨击中国南海行为。一方面，澳大利亚在仲裁案后开始公开介入南海争端、联合美日等域外势力对华强硬表态；另一方面，2017年后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的对华态度虽有所缓和，但其跟随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共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未发生实质性调整。

（一）公开介入南海争端，对华强硬表态

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结果出台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以强硬的外交言辞敦促中国遵守南海仲裁结果。2016年7月25日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澳大利亚联合美日共同发表涉及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反对任何有可能改变南海现状的强制性、单方面的行动，要求中国确保南海水域的‘航行自由’，遵守仲裁结果。”进入2017年后，在南海局势总体稳定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仍联合美日发表声明，要求有关国家（中国）停止在南海地区填海造地和军事化设施建设；敦促中国和菲律宾遵守所谓的“国际仲裁决议”。可见，澳大利亚已改变置身事外的中立立场，开始强势介入南海争端，成为影响南海地区局势和权力竞合博弈的重要变量。

（二）以“南海争端利益攸关方”之名，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

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澳大利亚以南海“利益攸关方”身份积极介入南海争端。表面上看，澳大利亚介入南海是为了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实质上是澳大利亚政府基于美国压力和对华威胁感知对中国崛起做出的一种政策反应。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积极加强与美日菲等域内外国家联合，试图在美国的领导下构建在南海地区共同遏华制华的国际战线。2016年7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访澳期间宣布，美澳政府要一同构建“太平洋联合阵线”，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加强两国军队的联合训练，以应对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挑战。

三、澳大利亚南海政策调整的动因

（一）澳南海国家利益所受的“威胁感知”是其南海政策调整的内在动因

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和最终归宿，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核心驱动力。鉴于国家利益具有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特点，在时间跨度较短时期内，仅仅通过国家利益难以有效解释该时期一国对外政策和行为调整的原因。为此，本文引入“威胁感知”概念，将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所受威胁的感知程度作为影响其南海政策调整的内在动力，试图为澳大利亚南海介入原因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威胁感知也称威胁认知，是一国对现有威胁或未来潜在威胁的一种预料和感受程度。威胁感知（Threat Perception）由“威胁”与“感知”两方面构成。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分别从权力和观念角度对威胁感知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威胁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失衡的衍生结果。威胁的产生主要源于威胁输出方输出的客观威胁，没有客观威胁，就没有对威胁的感知过程。而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感知”是对客观局势的一种主观心理推测和判断，是对现实威胁的选择认知和主观判断。基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解释，国家只有对现实威胁进行主观判断后，所形成的威胁感知概念才具有意义。当一国对现实威胁的感知程度不高时，即使面对明显客观的证据，该国也不会动用资源进行预防和反制；反之，在威胁被一国感知时，即使他国并无恶意,该国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进行应对。

国际关系中的威胁感知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一国基于历史和现实情境而对其它行为体威胁行为进行主观威胁感知、理解、识别的过程。威胁感知与行为体受到的刺激行为密切相关，客观的威胁事实只有通过社会建构被行为体感知后才具有意义。在澳大利亚南海地区安全威胁感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崛起和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在南海的主权纠纷是客观事实，澳大利亚视其为客观威胁，而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后地区秩序和结构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中国“群体外国家”身份的认知、澳学界和政府现实主义政治思维、大国崛起历史经验等因素是影响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安全威胁感知程度的主观驱动因素。

在南海争端中，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感知包括单元和体系两个层面的意涵：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现实国家利益所受的威胁感知是其威胁感知单元层次的意涵；澳大利亚在亚太战略性利益所受的威胁感知，即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后亚太地区秩序和结构不确定的担忧是其威胁感知体系层次的意涵。

从客观威胁角度分析，在体系层面上，中国崛起加速了亚太地区权力结构的转型进程，在亚太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化格局。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竞合也使世界权力中心和大国间的主要矛盾逐渐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在单元层面上,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的南海主权争端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安全困境，使澳大利亚愈加对亚太地区结构和秩序的不确定性表示担忧。从现实情境的主观威胁感知角度来看，澳大利亚不仅将中国与南海当事国间的一般性主权纠纷责任单方面归咎于中国一方，还将中国南海维权行为视为对既有基于自由、规则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潜在威胁，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威胁。

基于以上分析，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国家利益所受的威胁感知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境而对威胁信号进行的主观认知建构，核心原因在于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担心在中美大国博弈中一旦出现中国主导亚太地区秩序的情况，澳大利亚能否在新的秩序中维持既得利益和既有地区角色与地位。伴随澳大利亚国内对其南海国家利益所受“威胁感知”的不断提升，为应对潜在威胁，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公开介入南海争端，追随美国加入亚太“制衡中国”的阵线。

（二）美国因素是推动澳大利亚南海政策调整的外部推力

由于美澳安全依赖关系的特殊性，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和立场与美国及其同盟国保持一致，美国因素在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中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澳大利亚虽有介入南海、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但受限于国家实力，无力单独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快速崛起。奥巴马政府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后，中美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的权力竞合博弈日益激烈。通过跟随美国介入南海，澳大利亚既避免了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又可借助美国表达其南海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通过与美国结盟换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承诺，美澳同盟一直成为澳大利亚外交与防务政策的基石，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核心保障。澳大利亚在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架构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维持了七十多年国家安全，因而维持美澳同盟关系和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成为澳大利亚的核心安全利益。美澳关系是能对澳大利亚安全利益和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特殊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因素对澳大利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国家政策层面,成为澳大利亚人的一种心理寄托和维系身份认同的纽带。在美国公开介入南海争端后，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和表态一直是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对象，尤其是当美国南海政策从过去的“选择性干预”调整为“公开性干预”后，澳大利亚南海政策也相应做出调整，开始以南海地区的“利益攸关方”身份公开介入南海争端，将南海问题同本国安全利益挂钩。美澳在南海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和立场，通过倚重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澳大利亚不仅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弥补自身实力不足，还可以平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因此，作为外在动因的美澳同盟因素增强了澳大利亚深度介入南海争端的信心，加速了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

（三）提升“中等强国”地位是推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政治考量

自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一直坚持“中等强国”（MiddlePower）的国家身份定位，冀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近几年来，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加之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战略支点作用，其在对外行为中积极提升在地区事务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诉求愈益强烈。2012年发布《亚洲世纪白皮书》后，澳大利亚更为重视融入亚洲的战略进程，把成为亚洲有影响力的大国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受“中等强国”外交思想影响，澳大利亚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在东盟及南海争端各声索国间充当“调停人”角色，呼吁利用多边机制、国际法准则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澳大利亚配合美国插手南海事务不仅迎合了部分东盟国家南海争端国际化的需要，也提升了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增强了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干预能力，提升了澳大利亚强国形象。如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所言，“作为依附美国的中等国家，澳大利亚并不奢望像大国一样拥有独立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但希望能够对自己控制范围以外的域外事务做出有效回应。”

四、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未来趋向

进入2017年后，南海局势逐渐缓和。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的表态虽总体趋于缓和，但其跟随美国介入南海、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澳大利亚在不同场合通过同美国、日本发表联合声明，继续要求中国遵守海牙仲裁庭的最终仲裁结果，并在国内热炒“中国威胁”，频频对华强硬表态；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对南海问题表态时较为谨慎，明确表示不会参加美国组织的南海联合巡航行动，在与中国官员会面时避谈南海问题。澳大利亚之所以会在现阶段采取防范与借重中国并举的谨慎应对方式，实际上是出于中美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考量。澳大利亚深处中美大国博弈的漩涡中，偏向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会损害其利益，而这是澳大利亚政府不愿看到的。但随着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不断加深以及美日印澳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逐步成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常态化”。受此影响，澳大利亚仍将奉行“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既定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自主外交空间，借南海问题增加其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树立区域强国形象。

（一）南海介入政策“常态化”与立场表态的“模糊化”

进入2018年，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调整。在安全环境问题上，在经历一年的执政适应期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大国间的战略竞争重新确定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并逐步推进美日印澳旨在“遏制、围堵中国”的“印太菱形包围圈”的构建。同时，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焦虑感不断加深，对华表态日渐强硬。在此背景下，虽然中菲关系缓和使得南海域外势力失去了插足南海的借口，但澳大利亚仍然就南海争端问题频频对华发难，在多个场合批评中国南海行为主张，对华态度强硬。受“对中国崛起威胁感知”上升及美澳特殊关系因素驱动，未来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的介入程度非但不会减弱，反而会有愈益增强的趋势。

但另一方面，鉴于澳大利亚对中美两国的在经济和安全上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澳大利亚政府仍将在南海争端中保持“不持立场”的模糊化中立姿态，极力避免在中美（南海）博弈中“选边站队”。在美国退出TPP后，中国在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秩序主导权更加稳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因此，虽然澳大利亚通过南海争端遏制中国崛起的初衷并未实质性改变，但其在南海争端中的官方表态和立场更趋模糊。2017年3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雅加达出席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峰会时表示，“我们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行动（包括与印尼在南海地区联合巡航），澳大利亚与印尼将致力于在海事安全方面提升双边合作”，“两国的话题将主要集中在合作与协商领域，不会超出这个范畴”。但同时也需要看到，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表面上的“中立”姿态难掩其“紧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实质目标，当面对美国施压时，澳大利亚又返回到先前“南海遏华”立场。2017年7月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解决南海问题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之际，美澳日三国再度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遵守海牙仲裁庭的非法仲裁结果，妄图离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可见，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和立场的模糊化程度与亚太地区权力结构的转型进程相关联。当处于权力结构转型初期时，美国对澳大利亚施加的影响力大于中国，但随着未来中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的影响日益深入，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的表态将会更加模糊，与中国的关系也将更加紧密。

（二）倡导利用多边框架解决南海争端

澳大利亚未来将继续推进同东盟国家的多边合作进程，呼吁南海争端各方尽快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并切实遵守,强烈反对强势性单边行为。根据澳大利亚防卫与战略研究中心制定的未来南海政策选择报告，澳大利亚未来将继续以国际规范、国际法维护者姿态呼吁南海争端各方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和平解决争端；呼吁南海争端相关方澄清在南海地区的主权要求并寻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主权争端；鼓励争端各方通过双边、多边安全和协商机制解决海洋边界划界问题。

自南海争端局势恶化以来，澳大利亚一直积极推进南海争端各方通过多边机制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确保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能切实管控争端各方的南海行为。2015年3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凯文·安德鲁（KevinAndrews)在亚太安全峰会上指出，“澳大利亚反对任何强制或单边改变南海地区现状的行为，敦促中国同东盟各国尽快对实质性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达成一致。”此外，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南海争端声索国效仿冷战时期的美苏达成的“美苏防止海上事件协定”，共同协商建立“避免误判、减少对抗、管控危机”的南海地区危机管控机制与海事行为协定，用以规范南海水域飞行器及船只的行为，避免由于缺乏共同规范、准则而导致不可预测冲突事故的发生。澳大利亚将在南海争端危机管控中承担协调、推动者角色，推动南海地区各国建立覆盖面更广，更具权威的南海争端管控机制，扩展南海地区规范性行为的适用范围，预防南海争议地区由于误判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2017年南海局势有所缓和后，澳大利亚继续敦促南海争端各方尽快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转变为具有约束力、可操作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以此约束南海争端各方行为，避免冲突和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行为发生。

（三）呼吁各方通过共同开发分享南海资源

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倡导南海争端各方在不放弃其领土领海主权的前提下，联合开发南海资源，通过互利共赢弥合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澳大利亚未来南海政策选项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南海局势恶化的原因在于各国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无法做出让步，因此，缓和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必须另辟蹊径，在承认各国主权诉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开发南海地区，呼吁南海争端各方通过资源共享、共同管控实现互利共赢”。此外，澳大利亚将南海地区渔业资源共同开发也视作其南海政策的组成部分。《报告》指出，“鱼类在迁徙过程中不受海洋边界限制，南海地区各国只有通过合作形成共同监管机制并监督执行，才能避免南海地区渔业资源过度捕捞现状继续恶化。澳大利亚未来将继续积极推进南海地区渔业捕捞共同监管机制的构建，通过多边论坛，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推动敦促南海争端声索国渔民遵守跨国渔业协定，共同管控南海渔业资源开发，维持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在推动南海各声索国共同开采南海地区油气资源方面，虽然澳学界认为在缺少法律依据的南海争议水域进行油气资源的联合开发困难重重，但澳大利亚仍将继续支持南海争端声索国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共同探讨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可能性。

（四）继续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军事关系

随着中美战略竞合博弈格局在南海地区的形成，澳大利亚和其它南海国家均面临着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地缘政治压力。基于南海地区对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均具有重要的安全利益，未来澳大利亚可能会在加强本国海军军备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与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将合作扩展至传统安全方面。在2016年《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政府就明确表示“将致力于推进与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的共同防务合作，帮助东盟国家构建东南亚地区（南海地区）安全海事环境，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2017年9月至11月，澳大利亚以“促进地区安全合作”为由，在亚太地区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印度洋—太平洋奋进2017”军事演习，既为了彰显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为了提升与南海、东海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在加强同南海地区国家军事合作关系的同时，澳大利亚也加快本国海军军备建设速度。2017年澳大利亚通过海军军费预案，将在未来投资89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600亿元）进行海军造舰计划，这也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军备建设。在未来政策实施中，澳大利亚将与东盟国家共同提升国防军力以应对南海地区安全挑战；通过双边、多边防卫合作及军事训练帮助东盟国家有效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帮助东盟国家搭建以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为主体的地区安全架构。通过搭建以东盟国家为主体的南海地区安全架构，不仅加强了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的存在、介入力度和反应能力，也提升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获得了东盟对其外交倚重。

结 论

南海问题看似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对南海岛礁归属的双边争端，但本质是中美大国博弈在南海地区的局部体现，是中美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和地区秩序、规则构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澳大利亚作为南海争端的域外方，其跟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立场转变并非单纯跟随美国的“联盟逻辑”使然，更是出于安全威胁感知层面的考量。具体来说，澳大利亚担心中国崛起将会对亚太地区的秩序和结构产生重大冲击，对中国崛起后地区秩序主导权及地区秩序和规则变化的不确定性日益感到担忧。美澳在南海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形成体系层面上的利益共识，最终推动澳大利亚公开介入南海问题，成为加剧南海争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就目前情况看，澳大利亚未来不太可能会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姿态，但会继续与美国及其盟友保持相近立场，以平衡和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减弱对其自身的安全冲击力度。但随着中国对亚太地区结构和秩序影响的进一步深化，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将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模糊化立场和表态，其南海介入程度也将趋于缓和。（注释略）

作者：刘昌明 孙通（作者分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2018年第2期《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