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老师的小图书馆
记者：您出过一本书叫《老猫的书房》，您的书房非常令人羡慕。现在有什么变化？
江晓原：那本书里面说的书房已经没了。我搬家了，书房又大了一点。搬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书摆不下了。我这个人有一个偏好，或者称之为毛病也行，就是我爱看纸质的书，我不愿意看着电子版的，比如说你网上要查资料，那是没办法。但凡你想好好地读书的话，我不愿意读那种电子版的书，所以我总是要找一个纸质的书来看。
我现在其实很少买书，大多都是出版社的朋友送的，这个在学者中比较少见。一般的学者有时候出版社给他送书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不会特别多。而我这些年有好多的出版社的老总朋友，都是以前我跟他们合作过。我出过的书，加上各种新版，肯定超过一百种。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和那些优秀的编辑变成朋友。而优秀的编辑过一些年，他就会变成编辑室的领导，这个规律是很明显的。结果现在我的朋友中总编社长就有好多，然后我在书店里看到本书，我只要发一条短信或微信给出版社的老总说你这个书我喜欢，明天他就会快递到我家里来。更多的是他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书，他们出了书就会主动给我快递过来。
而且这种关系中没有功利的性质，比如说我把书快递给你，是为了让你给我写书评，不是这样，是因为觉得你会感兴趣。当然在他们希望我写书评的时候，人人都是讲情面的，我能写就写。比如说我在你们周刊上写过的一个书评是一本译林出的书，《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译林出版社经常给我寄书，然后这一次他们说这本书希望你写评论，很多情况下我也会写。我每年大概会评论十几种甚至更多的书，但是这种评论是独立的。我和出版社说，你让我评论的书，我不能保证我一定是说这个书好，万一这书不好，不好我也得说。我的评论是如实进行的。
另外我一直在《中华读书报》编一个版，现在是逢双月有一版，叫作科学文化。那个版是我负责约稿、组稿的。评论什么书完全由我自己选的，跟出版社没关系，真正是独立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版上很少会评上海交大出版社的书，我甚至还回避。
记者：您还喜欢一些古书，可能就得自己淘了是吧？
江晓原：对，也淘。以前我那些老总朋友还在当编辑、还没成长为总编社长的时代，我确实自己去淘。那会儿还有很多实体书店，所以我老逛实体书店。在我研究生时代，我们一群同学把北京市的中国书店搞成一个图，然后每次决定走哪条路，一条路上能经过尽可能多的门店，然后这么一路扫荡过去，这是周末进行消遣的一个重要活动之一。我在北京的时候是82年到88年，在北京念博士。那时候我们住在现在的社科院的大楼后面。那个时代有很多实体书店，后来实体书店渐渐消亡了，你爱逛书店也没得逛了。有一阵到国外逛逛，等到中国人口袋里钱开始多起来，在国外买书可以随便买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实体店已经开始消亡。
现在我们书店其实跟美国的情形挺像，就是说如果还有一点实体书店的话，这些书店都把真正原来意义上的卖书的这部分变得很少了。更多的在那卖什么童书、小孩的玩具文具，然后卖咖啡，然后哄孩子玩的地方，都变成这样的地方了。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大概七八年前，我女儿在美国毕业，我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她知道我爱逛书店，就预先给我发了什么纽约十大著名书店，结果我逛了三家，就跟她说不能逛了，根本没意义。那些店都濒临倒闭，剩下的卖一些童书什么的，偶尔有诗人在那儿搞活动，把诗集搁桌子上，反正诗集也没人买了。最后发现纽约最好的实体书店是大都会博物馆开的书店。因为这个地方是外国游客居多，外国游客还愿意买点美国的书，因为那些书可能在国内暂时还没有或者买起来麻烦。书店要有书不断进来，书店才值得逛，那种濒临倒闭的书店，很久都不添货了，根本就没逛头。现在我们这里我有时候也买书，我就在网上买。我一般网上买书都是有目标的，想着要买某本书，我就直接找到它，把它买了。
现在虽然实体书店它消亡了，逛书店这种乐趣也没了，但是我现在已经有5万多册藏书。我把家变成了一个小图书馆，我就住在图书馆里。家等于是图书馆附带的生活设施，你可以住在里头。我现在逛书店的乐趣就改为逛我自己的图书馆。因为它积聚到了一定数量，在以前的话它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了。我在这图书馆里经常逛着玩挺开心的，而且毕竟我这里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书，出版社的朋友还经常给我补充新进来的，所以小图书馆有时候逛逛，你要在这里消磨一下午是没问题的，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我没有背叛科学”
记者：您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本行是天文学，然后还有科学史、科幻、性学。您是怎么做到的？
江晓原：外人会有这样的印象。实际上我还是相当保守的，你看我读书的兴趣，包括看电影的兴趣，是没有限制的，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是有限制的。电影方面，我几乎只写科幻电影的评论，我很少写别的电影，尽管我观影的品种是没有限制的，我什么都看。
我写文章的时候，其实也就那么几个方向。除了天文学、性学、科幻，最近这几年我热衷于做西方科学期刊的社会学研究。这些顶级科学期刊背后的那些黑幕，《自然》算是所有这些刊里头相对最干净的。但是它的做法是这样的：主刊是一个牌坊，经营了快150年也不容易，这么高大上的牌坊，不会去把它弄脏，他们那些挣钱的，都通过子刊去干。对子刊上那些破事，主刊不碰。子刊拿起不义之财来，那是毫不手软。近几年我这方面的文章写过不少。
有人觉得好像什么东西热了，比如霍金去世，我就写一大篇文章谈霍金。实际上那篇文章是我七年前发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的。只是有个公号的编辑，看见霍金去世的消息，半小时后，他把我那篇文章发到公号上去了，结果成了他的公号上有史以来点击量最大的爆款。这是以前下过工夫的，只不过刚好这会儿有突发事件了或者这个人去世了。后来办公众号的那个人很自豪地告诉我说，我那篇文章两天内至少被24家公号转载。有人说我什么都写，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写霍金，第一因为他跟科学史是直接有关的，他自己是科学史的一部分。另外他讲的那些学问是跟天文有关的。所以讨论霍金对我来说并不是很离谱的。你肯定从来没看见过我谈论财经金融之类的事情，那些我从来不碰的。还有好多领域我都是从来不碰的，我写作的领域也就是有那么几个小块。当然这几个小块隔得远一点，所以有的人会有一个印象，觉得我什么都谈。
记者：这些年您好像写过不少反思科学主义的文章，这应该挺得罪人的吧？
江晓原：这些文章近十年来写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个科学主义者，你想学天体物理这种专业的人肯定是科学主义的，他肯定觉得科学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比什么都好。一直到我开始研究科学史以后，研究生开始，我在中科院念科学史。科学史念了若干年之后，对这个领域渐渐有点了解之后，我的科学主义的立场才动摇了。这个动摇完全是被动，我并不是我自己要背叛它，因为你做科学史，你就会发现科学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必然被颠覆掉了。比如说我有一篇比较流行的文章叫《科学的三大误导》，第一个误导是科学等于正确。很多人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之前都会说，这还用说吗？科学当然等于正确。我们平常在话语中也是这样假定的。我们说“你设计得很科学”。可是从科学的发展，你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来，科学它就是不等于正确。这样我的思想逐步有个演变，到了大概十年前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反科学主义者，在这三个事情上都是持否定态度。第一个是科学等于正确，第二个是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三个是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一个科学主义者是相信这三条的，就像我当年是科学主义者，我也相信。而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一定是对这三条都是持否定态度。
我写的那篇《科学的三大误导》后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北大出版社出的我编的《科学史十五讲》教材，现在国内好多高校上课用。出版社希望在新版中让我添加几篇文章作为附录，其中就包括这篇。
你一旦变成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你对当下的很多科学争议，比如说什么转基因主粮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碳排放、核电要不要搞等等，这些争议在反科学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之间，往往立场是明确对立的。
比方说人工智能，我可能是在媒体上反对搞人工智能最激进的，包括自动驾驶、算法决定你在手机上看到的内容。后面这个问题非常致命，它将颠覆我们对于真实的观念。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我们的媒体主要是纸质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它们也许会在某些特殊的时间或者特殊的事件上隐瞒真相，但它们很少能够颠覆真相。
以前的问题是公众会觉得我们信息短缺，人们想知道更多的真相。现在不是信息短缺，完全是信息过剩。信息过剩比信息短缺要可怕多了。因为信息短缺时，你要斗争的事情，就是要让你能获得信息。但是信息过剩是把好多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信息放到你面前来，你需要选择，你自己选择。我们为什么要依赖媒体，其实是依赖媒体去帮我们选择信息。尽管媒体在选择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它也有它的利益诉求，或者它的利益代言等等，但反正你自己是不可能去完成筛选的。你看现在每个人手机上看的都是当年袁世凯看的《顺天时报》，都迎合着你，给你推送上来。
自动驾驶主要是立法的问题。主要是法律要跟上，要确定如果出事，谁来负责任。22号我要到北京去你们三联书店组织的一个论坛，他们给我的题目叫做“科幻世界中的人工智能”。其实关于人工智能的各种各样的弊端，在科幻世界里几乎都已经被人想过了。自动驾驶汽车如果撞死人，你该找谁去？你是找车主还是找造这个车的厂呢？它撞死一个人，你是界定为谋杀，还是界定为交通事故过失杀人，还是界定为一个产品的技术故障？如果界定为机器人杀了人，厂方就可以辩解说，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故障，这里不存在谋杀。你们要是把这个事情判定为谋杀，就等于承认造的机器人是有人权的，否则谋杀的主体在哪儿？类似这样的东西，科幻小说和电影里早就反复讨论过。自动驾驶这种事情我觉得它虽然处理起来也很啰嗦，但不是那种看不到光亮的隧道那种感觉，后真相时代是一个看不到光明的隧道。黑乎乎的，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知道摸到哪去。所以对人工智能我一直持否定态度。
这些我介入的争议，我所谓介入是指我发表过文章的，比如关于转基因主粮，现在可能中国极少数几篇学术文本中，有一篇就是我和我的学生发表在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的，我们对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社会学分析，其中有一些明确的结论，比如给公众试吃转基因主粮是涉嫌违法的，以及许可证颁发、转基因主粮的优越性是否站得住脚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