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天涯杂志”
我是距离这里最近的与会者，家里离这里就几百米。如果不是一个小山头挡住视线，你们可以直接看到我家的屋顶。大家有兴趣的话，闲时可以散步到那里，到我那里喝茶。
那个房子是1998年建的，当时国务院还没有下文件，禁止城市居民到乡下买宅基地。盖房的时候我并不在场，只是委托一个朋友打理，我说就盖成砖墙、柴瓦、木门木窗的那种，尽量低调，同农民打成一片。后来才发现农民根本不愿意同我打成一片，他们的房子全都是瓷砖、铝合金，甚至来几个落地窗和罗马柱，洋别墅的式样。这样，我那个房子就变成一个老土的房子。
我刚入住的时候，农民也不大理解。那时正是进城的高潮，大部分有点钱的人都会搬到城里去，至少到长乐镇——你们上午看过的地方，然后是县城、省城、北上广一类地方。所以他们觉得你来到这里，要么是脑子进了水，要么就是犯事了，来这里躲债、躲案子……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后来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但也不大知道作家是干嘛的。比较有见识的人，以为作家是记者，或者是秀才，会写对联、写祭文的那种。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与文学毫无关系。事实上，写对联就是乡村最大的文学运动，遣词造句是很讲究的，经常要被人挑剔来挑剔去的。我写的《马桥词典》《山南水北》，他们后来也偷偷地看，而且猜里面的谁是谁，要“对号入座”。我在书里写到一个神医，一个江湖郎中，其实名字也换了，地名也换了，但那个人物原型一看就知道我写的是他。他被我写成“神医”，其实有几分得意，但不满意我把神医写成了个“塌鼻子”。“我不是一个塌鼻子啊，我的鼻子长得很好啊。”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想找到我把这个鼻子的事说清楚。
这里原来建制上是一个乡，去年合乡并镇，同另一个乡并成了一个镇，叫三江镇，有人口将近三万。很多人以为乡村和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其实不是，至少不尽然。据我观察，城市有的问题，乡村差不多都有；城市里有的话题，乡村里差不多也都有。曾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有一次酒过三巡突然问我：韩先生，我要问你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问了好多老师，好多科级和处级干部，他们都答不上来；我看了几十部电视连续剧，也没找到答案。我不知道他要问什么，有点紧张，说你问吧问吧，我尽可能试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爱情和友情的区别在哪儿？这个可真是把我难住了。我说这是一个琼瑶式的问题啊，你问错对象啦。我又说，除了爱情和友情，其实还有交情、亲情、色情……他说，色情我知道，那是吃快餐盒饭，止一下饿，我不谈论那个，那个太低级了。你们看看，一个乡下七十多岁的老头，同我们那些城市里的所谓小鲜肉、小清新呵，纠结的事好像也相差不远吧？
这个地方是汨罗的一个山区。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的下边，现在被水淹掉的一个地方，叫枫树坪，当年中共湘北特委的所在地，印发过《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大纲》的，与巴黎有关系的。为此，光这个乡就出了一百多个烈士。在你们今天上午经过的前面那一个山口，叫梅冲，1944年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那里设过司令部。他们当时想在国民党的区域挖出一块红色根据地，打出一片天下，后来计划失败，又中原突围，回到陕北。我以前对这里也不熟，是当知青的时候来过这里的。那时要买树、买竹子、买木炭，虽然是给集体买，但没有计划指标，所以也同做贼差不多，要挑着百来斤的东西躲过各种路卡，晚上翻山越岭，赶在天亮前走到长乐镇，喝一碗五分钱的甜酒，再一口气挑到我落户的那个天井公社。整个来回行程是一百多里路。那时还没有这个水库。八景峒、向家峒、蓝家峒三个大水库，都是“文革”中、后期才建立起来的。
我2000年重新来到这里，阶段性地居住，带来一辆捷达车，算是这个乡第一辆私家车。好多人来围观，这个说他下个月要嫁女，那个说他明天要开会，都想借车用一下。他们被拒绝之后，不免有些沮丧。我就说，放心吧，二十年之内，你们都有希望开上车。那时我说二十年，还觉得是一个很大胆的预言。其实也就是十年左右，这里的私家车已普及到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有一次他们开党员大会，小客车、小货车停满了学校半个运动场，吓了我一跳——这不活脱脱就是美国景象吗？农村以前最揪心的事是吃不饱，现在呢，一家家开始愁这个“富贵病”，糖尿病、脑血栓、脂肪肝、血脂高什么的。我经常批评他们，说以前你们天天劳动出汗，现在却成天关起门来吹空调、打麻将，这个身体怎么受得了？你们以前几个月才吃一次肉，现在天天吃肉，顿顿吃肉，也是转弯太急了，这个身体怎么受得了？
很明显，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已有了巨大的成就，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没有严重的问题。下面我就要回到今天交流的主题：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如果给中国乡村来一个定位，那需要哪些必要的参照坐标？
历史的坐标
现在我们有些到城里读过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容易再回到故土，不大能接受家乡，倒不是说那里贫穷、落后、土气、青山绿水不再——这些他们大多还可以忍受；他们常常最觉得受不了的，是道德的崩坏，是世道人心和公序良俗的根基动摇。所谓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这种情况在有些地方确实是一种刺心的存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连亲人之间也寡恩薄义，那些年轻人即便一心热爱家乡，怎么爱得起来？美好的乡情和乡愁在哪里？
道德与文化确实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短板，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短板之一。对这个问题光是放一放道德嘴炮，并不解决问题，需要一些冷静的观察。有一次打雷——我在城市住过多年之后，已几乎没有关于雷击的概念了，结果一个雷打下来，家里五件电器全被烧坏，搞得我狼狈不堪。但乡下人以前经常与雷电打交道，甚至很多道德观念也是靠这一类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来维系。所谓“天人感应”“因果报应”“天打五雷轰”……就是相关的说法。邻居告诉我，以前见天色不对，要打雷了，很多人就会及时关心父母：老娘，你是不是要一件新棉袄呵？我这马上就去做。老爹，你是不是想吃肉呵？我这马上就去买。这些话一定要靠近门窗大声说出来，让老天爷听见。为什么呢？因为老天听见了，在很多人看来，雷电就不会殃及其身了。
问题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但是现在我们装上避雷针了，雷公电母不起作用了，我们的老爸还能不能吃上肉，我们的老妈还能不能穿上新棉袄？当我们的医疗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降低伤病的危害；当我们的救灾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减少洪水、干旱、山火、蝗虫的危害，总之，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减少，那么靠“老天”管理世道人心的机制还灵不灵？替代性的机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先人。在西方，人们常说“以上帝的名义”，但中国人爱说的另一句话是，“对得起先人”。先人，或说祖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上帝。祖宗意味着名誉和尊严，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公共监视和家族压力，多少能约束人的一些行为，但现在呢，这样的作用恐怕也大不如从前。将近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乡村青壮年正在进入城市，成为流动、混居、相互陌生甚至处于匿名状态的农民工。祠堂基本上消失；祖坟也不再出现在房前屋后；周围没有族人们的身影；甚至连邻居也极不稳定，三天两头得重新辨认；碰到清明节、亡人节（七月半）、重阳节，在城市里也没法上香烧纸，没法建立和加固一种与先人仪式性的对话关系。如此等等，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因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祖宗这个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虚化。这也是我们需要有所准备的一个历史过程。
当然，对于道德管理来说，历史性变化也不全是负面的。以前的乡村人情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人情是把锯，你一来我一去”，隐含着一种先存后取的互助机制和期权关系。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些贪官的案情，也许能发现有些当事人无奈的隐情。比方他们来自乡村，以前家里穷，考上了大学没学费，怎么办？于是就把亲戚、族人们请来吃一顿饭，意在收礼金，拉赞助，相当于融资和参股，借助家族或村社的合力来对付高昂学费。那么问题来了，当他学成就业、升官晋级以后怎么办？他欠下那么多债，看起来软，实际上很硬，能不偿还吗？他一个科长，一个副局长，工资就那么几个钱，若不利用权力介绍个工程、安插两个人头、揩一点国家的油水，又拿什么来回报？有一个村的书记曾对我说：教育真是特别重要呵，一个地方关键是要出人才呵。你想想，将来读大学的多了，我们在财政局有人，在交通局、农业局、水利局也都有人，我们就能多吃点社会主义；就算他们全部成了贪官，不要紧呵，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人总要回家盖点房子，修点路吧。
你们不要笑，这个书记是真心诚意这么说的，很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简洁和务实。他觉得一个人读书做官，不捞点钱怎么回报家族和家乡？由此可知，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也是道德和文化的关联条件。所谓“人穷志短”——相反，一个人脱贫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独立一些，更阳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笔学费而背上沉重债务，受制于某种人情关系网的枷锁。这就如同工业化能带来妇女解放——没有工业化，女强人再多也困难重重；有了工业化，妇女们想不解放都不行，谁都拦不住。这里面都有一个历史变化的水到渠成。
那么，为了补上道德与文化这块短板，与其着急和开骂，就不如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注意各种新的资源、新的方式、新的机会，以便于拿出有效的治理举措。
世界的坐标
如果说历史的坐标是纵坐标，那么世界的坐标就是横坐标，需要我们做一些横向的跨地域比较，以便我们对问题的把握更准确，更有分寸，更切合实际，更少一些愤青式的轻率。
中国的人情传统源于漫长的农耕定居历史，与欧洲人的游牧史迥然有别，这个老话题我们就不说了。这里说一说土地政策的问题。我在印度、墨西哥看到过巨大的贫民窟，所谓世界上三大贫民窟奇观，只差一个巴西的没看了。你们可能看过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满世界的乞丐和流浪汉，就是那种景象，像一望无际的海洋，五光十色的“垃圾”海洋，把城市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谁看了谁都会觉得恐怖和窒息，觉得轰的一声天塌了。稍懂得一点经济学的人肯定知道，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肯定出了大问题，土地政策一定是失败的。简而言之，因为土地私有化，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失地的农民无路可走，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而虚弱的城市和工业又吸纳不了他们，于是只能把他们排拒在城外，成了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些孤岛型城市的海洋。只有在这里，人们才可能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意义，理解土改的意义，还有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意义。说实话，以前我觉得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制度——农民就这一点点田土，人均几分地，顶多一、两亩地，鸡零狗碎的，怎么形成规模效益？怎么走向“大农业”？生产、销售、技术创新的高成本怎么降下来？……我也曾差一点赞成土地私有化，差一点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解决失地农民的谋生问题。但我看到国外的贫民窟以后，发现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少经济学家说，如果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立刻可以通过卖地获得可观的原始资本，就可以自主创业，进城做生意等等，促进现代化和城市化。但我在海南工作多年，亲眼看到不少郊区农民发了土地财，卖地以后腰缠万贯，手上戴几个金戒指，兜里一掏都是美元或日元，但一两年过去，两三年过去，他们的钱很快就挥霍一空，无非是赌博、嫖娼、吸毒、养二奶，三下五除二就被打回原形，重新成了需要社会救助的穷光蛋。由此可见，所谓人们都是“理性人”的启蒙主义假设，以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财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大半是书生的想当然，具有极大风险。只有从实际出发，我们才可能知道，为什么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却是社会巨大的稳定器，是给一大半老百姓社会保障托底。其微观经济效益如果不是最优，但至少有宏观的社会效益最优——至少让中国不至于成为全球第四个贫民窟大国。为广大农民工留一条谋生的后路，这种安排也为工业经济应对波动周期，提供了充裕的回旋余地和抗压能力，形成另类工业化道路的“中国特色”。西方媒体把中国的“农民工”普遍译成migrant labour（移民工），完全漏掉了亦“工”亦“农”的义涵，在这方面的理解上一直不得要领。
事实上，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东亚社会，也都是警惕土地兼并风险的。大体上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建设、农业发展相对成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经验值得借鉴，比欧美经验更重要。欧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为他们碰上历史机遇，抢上了工业化的早班车，已把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当成他们的“农村”，自己当好“城里人”就行了。即算他们还有一点农业的问题，但基本上没有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只有farmer（农场工），没有peasant（农民）；只有farmer这种现代身份，没有peasant这种前现代身份；不像我们这里是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三农”总是捆起来说的，现代/前现代的双重挑战是需要一并应对的。欧洲多是“雨热不同季”，土地好，气候不好，即气候不大宜农，因此历史上从未有过东亚这样深厚的农耕传统。这样，他们的经验离我们太远，参考价值不大，更不可作为发展范本。有人想让中国重复欧洲历史，比如也把农村人口比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从未重复过他们的中世纪、殖民时代，为什么就一定要重复他们那种“都市化”？
东亚当然也有内部的差异性。比如，我曾注意到台湾的村庄大多人气旺，晚上万家灯火，寺庙香烛熏腾，“空心村”的现象少见。后来才知道，台湾就那么大的地方，村里人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坐一个捷运或大巴，骑一辆摩托，也是可以回村和回家的。这使他们宗族、村社、部落的格局都相对完整和稳固，一时半刻没法被掏空。相比较而言，内地幅员太辽阔了，广西的农民工去北京，贵州的农民工跑杭州，一去就是数千里，晚上怎么回村？“白天进城晚上回村”的生活模式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一点，这一个地理幅员条件的制约，现在内地的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文化、乡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等问题，都多出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困局。有时要找个能干正派的年轻人当村长，配强几个业余的组长，还真不那么容易。连划个龙船，跳个广场舞，都可能人力短缺。那么，内地与台湾这一差异，是否会影响到今后两岸文化承传和建设的差异，会怎样影响各自教育、民俗、公益、经济、政治、城镇化进程？
凡此种种，恐怕都是有意思的课题。
发现故乡和乡土书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主题。今天我就此谈了一点零散的体会，算是起个头。谢谢大家。
（本文为2017年8月17日，在湖南汨罗八景村的一个演讲，已经作者本人修订。初稿整理者：崔国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