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底，海南省作家协会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我终于接受领导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说心里话，我对作协这一类机构是抱有怀疑的。由于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类文学衙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已经活力渐失，更有少数在市场化的无情进程中败相迭出，苟延残喘。有些在这类机构里混食的人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打着文学的旗号把向政府和社会要点儿小钱然后把这点儿小钱不明不白地花掉。这类机构正当的前途，当然应该是业余化和民间化，但革命没法冒进，原因是现在人员得有个地方吃饭。这就是我也当不成改革英雄的处境。

我明白，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只能上一点儿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在我看来，作协其实并没有太多正经事情可干，比如作家从来不是什么作协培养出来的，开餐馆、拍广告等"以副养文"又有不务正业和自我糟践之嫌，算来算去，别把杂志社的编制和经费浪费了，也算是件事吧。

《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80年代曾经还不错，在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中则人仰马翻，丢盔弃甲。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门觉得你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新闻出版局的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的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但这种困境并没有使我感到绝望，倒是使我暗暗满意和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元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事逻辑。我和一些朋友在80年代末曾经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

正如我之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志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翎，离校还不太久的硕研，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以及随和，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否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没有估计错，她终于在我强词夺理的鼓动下同意伸出援手，暂时中断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接下这一个烂摊子。她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我从1976年开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前前后后已经办过好几本杂志，可以说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份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从另一方面说，本人的人生原则，向来是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在此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学自传中，我还非常潇洒地写道，我这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少先队中队长，而且肯定要在这方面不改初衷。可是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要为一捧烫手的栗子改写人生。

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弱点，是不会对朋友说不。我曾经开玩笑说，幸好我的朋友中间没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将最容易成为窝藏或窝赃犯的人选。这时要把这一捧烫手栗子塞给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韩少功。他对我说，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在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于是，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答应"友情出演"，但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编辑部的会议。因为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穷急了眼的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简直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我在会上谈到了杂志改刊的想法，但是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大多数眼里一片茫然，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兴奋。我也与一位身为文学理论家的朋友在茶馆里深谈了很久，鼓动他来出任杂志社的兼职编辑或者兼职副主编，但他对此基本上没有兴趣，在以后的电话里可以与我东拉西扯，问寒问暖，但从来不谈到杂志。我知道，他的怀疑或冷淡并没有错，他没有理由和义务要把自己的精力搭进这个已经死到临头的《天涯》并且对我的远景描绘信以为真。

产品改型

编杂志就是一种生产，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技术，需要产、供、销环环流畅。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天涯》首先面临着原料不足的障碍。进入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跌入了一个暗淡的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儿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当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样纷纷投入到各种生财的门道上去了，扎钱运动已经成为"跟上时代"的前卫和崇高之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学正在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稀缺原料已被《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尽，其他刊物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显然，在这个时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决不能再去参加各路编辑对稿件的白热化争夺，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买单请客、四处敲门赔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我相信作家朋友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李锐、吴亮、严力等等可以为我们的杂志两肋插刀，事实上这些作家后来也确实在《天涯》一次次展现了动人的文字，在很多方面一次次承担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推进。但越是在稿纸上放血的作家越是出手很紧，企图靠几位老朋友来填满所有版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说，《天涯》生不逢时，必须励精图变，必须为一场持久战另外获取资源和空间。一位个体户曾经对我说过："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这句话事隔多年后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民间语文"的栏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使刊物的供稿者范围扩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日常的语言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民谣等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当代中国有更深入的语言勘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被戏称为"严禁文人（与狗）入内"的栏目，以其"亲历性"、"原生性"、"民间性"受到了读者最为广泛的欢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记》的艺术力量为很多著名小说所不及，曾经使我和很多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而《火灾受难打工妹家书》、《下岗女工日记》、《"文革"支左日记》等等，对中国的"文革"和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重视。我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访问时，一些汉学家即便与文学毫无关系，也会对《天涯》的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他们都注意到了编辑的特殊做法：比如对原稿中的错字病句只标注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种资料的真实原貌。

"作家立场"的栏目也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按照英文writer的含义来定义"作家"，即把一切动笔写作的人都纳入"作家"的范围，当然就使很多学者都有了参与《天涯》或者说与文学会师《天涯》的机会，《天涯》也有可能从大批三流文学来稿中突围出来，得以开发和汲纳文学家之外的广阔文化资源。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堤外损失堤内补"、"作家少了学者上"的策略。我和蒋子丹都预感到这个策略行之有效，因为80年代的思想启蒙大潮渐退之后，经过国际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新的社会矛盾正在浮现，人们对现实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正呼之欲出，90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和"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呈现出一次新的再启蒙即将到来的征兆。相对于90年代文学创作的疲惫和空洞，这一次轮到理论这只脚迈到前面来了，于是再启蒙首先是在思想界发动，理论而不是文学成为了这个时候更为重要的文化生长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次再启蒙使这个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再一次有了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完全改写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版图，在很多方面刷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纪录。关于市场化问题、全球化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民主与宪政问题、大众文化问题、道德与人文精神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权问题、教育问题、传媒问题等等，腐败问题、农村与贫困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后来都逐一成为《天涯》的聚焦点。《天涯》参与或发动了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是这一再启蒙的推动者，也是这一再启蒙的受益者。一批作家化的学者和一批学者型的作家在我们的预期中走上了文化前台，释放了挑战感觉和思维定势的巨大能量。作为这一过程的另一面，这些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了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大大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

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那些事情也不错，但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道"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入设计。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严格地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翔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作为1997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道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雷斯"就是"累死"的意思，"范闻彰"则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我原来以为，有了这一口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就是有事无理的"浅"，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入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儿委屈也忍着。

"一图多议"则是一个列于卷首的小栏目，其功能相当于餐前的开味酒或者小冷盘，调动读者往下读的胃口。它必须有一张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配以两三则观点相异甚至对立的短论，构成正反相攻、阴阳互补、见仁见智的思想张力和辩证视野。这些短论有的是特邀作者写来的，有的是从报刊文章中摘来的，实在没有合用的文字了，编辑们就一人分配一个观点也临时对练起来。事实上，编辑们在很多问题上常常观点各异，差不多每天都在争议甚至争吵，整个办公楼里就这间房子里的高声争吵最爆。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1999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质朴大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以至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入不正当场所"了。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管理改制

蒋子丹为改版开始了全方位的劳碌。审稿是她的主业，组稿是她的强项，一过晚上9点就是长途电话半费的时间了，她的电话打击点总是从中国最北边的地区开始，逐次南移，最后落向广州，使早睡的北方人和晚睡的南方人在睡前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议。现在，排版设计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在杂志社决定自己排版出片后，最初几期都是她守着电脑员折腾出来的，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让两家来接人的丈夫都哈欠连天地一等再等。发行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为了弥补订阅数量的不足，她开始习惯与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老板讨价还价，在一切经营圈套面前明攻暗守，有时几十个电话才能追回一笔小小的书款。到后来，她还必须开车，接送编辑们上下班，这是因为整个机关没有专职司机；她还必须看病，为大家当好医疗顾问，这是因为好几次医生的误诊都被她及时纠正。有人已经建议在她的办公桌上摆一个牌子：蒋半仙，门诊费每次十元。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贡德·弗兰克（G.Frank）老头访问海南，住了三天以后曾经说，蒋子丹是他在全世界所有见到的作家中最没有作家毛病的人。这当然是因为她的一些作家毛病在实干和行动中被大大地打磨掉了。行动是摘除性格毛病的手术刀。行动者大概总是比旁观清议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闲工夫，也总是容易比旁观清议者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团体的本能。

但蒋子丹一旦把团体赛当做个人赛来打，也显露出一个团体的机能失调。这并不是主编的光荣，更不是我这个社长的光荣。在后来的几年里，为了减缓压力充实力量，编辑部陆续增加了一些人手：郑国琳是最早加入进来的，一位小说家，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却老是为自己的青春身材而自鸣得意，号称当过公司的经理却老是在计算页码和字数时一错再错，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自我批评从而人缘极好。张浩文也是一位小说家，是热心推广电脑和网络的"张工"，其实调来前的身份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因此自从他调入，编辑部里多了好些盗版软件和现代主义教条，也多了好些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争吵马拉松，让人先喜而后烦。李少君则是最年轻的一位，面若大学一年级新生从而被蒋子丹取名"李大一"。他本职工作在报社，算是《天涯》的兼职编辑，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的作家和学者们有较广泛的交往，刚好弥补了编辑部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如郑国琳瞪大眼睛说的："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络，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

这些人都算得上我们在海南这地面上淘来的金子，但显而易见，他们刚来时都还较为缺乏刊物编辑的经验，每人一天得退上几个博士或者教授的稿件，作为审读者他们也还有学养的不足。编辑部订阅了《哈泼斯》、《纽约时报书评》、《批评探索》等数种英文期刊，但能够读懂外刊大要的编辑为数不多。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中国在报刊图书出版这一块到90年代还是官营计划式的管理，刊物是不可以随便拿到什么地方去办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调来任职的，光是户口、住房、编制、职称等等因素，就足以使远在边地的《天涯》无法自由和广泛地利用全国的人才资源。这使《天涯》在承受产品销售市场化的压力的同时，还没有享受人才流动市场化的好处。为了对这一点作出弥补，我们尝试着聘请编外客座编辑，其中有两名特聘编审：李陀和南帆。

两位外援可以在业务上参与，但并不能取代编辑部这一母体的改造。在这一点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书生气。我很明白，现行人事体制的积弊，主要是"铁饭碗"和"大锅饭"总是诱发人的惰性以及社会上常见的内部摩擦，即便是一群铁哥们儿或者大好人纠合在一起也总是难免其衰。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只要一个人没有严重的违法犯纪，是不可能被扫地出门的；而只要有一个懒汉没有受到处罚，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绪就要大受挫伤，整个团体的向上风气就会掉头而下，到一定的时候，连好些初衷不算太坏的领导和群众都会有大势难违，于是不如自己捞一把走人的恶念。1995年底我接手时的海南省作协就处在这种危机的边缘，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多，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更有权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比着看谁更有本领不做事。

当然，我在失望于这种体制的时候，对完全市场化或者自由化的另一种状况并没有浪漫幻想。我曾经目睹甚至亲历过一些所谓体制外的民营企业，那里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铁饭碗"，竞争的压力确实使人们不敢懈怠。但那里的现实问题是太缺少刚性的体制约束，因此要么是"暴君"式的管理之下员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剥削和压迫令人心寒；要么是"暴民"式的内讧之下频繁政变、连连休克，很多短命企业最终都可能心肌梗死式地暴卒。这就是说，如果说体制内多见腐败慢性病的话，那么体制外就多见腐败急性病，各有各的成本和代价。我曾经主持过的《海南纪实》杂志社是一个梁山聚义式的团伙，在海南建省之初的体制空白中，就遭遇过这种急性病。一旦发生危机，在体制外那个自由的天地里，没有暴力的权力简直一钱不值，遏制腐败的权力往往软弱，依托腐败的权力往往强大。我听说好些民营企业竟然纷纷抢戴"国有"的红帽子，甚至顽强地申请成立企业"党委"，其中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是否也是在无奈之下想回过头来借助一些官方体制的遗产来维系企业的内部秩序呢？这种"城内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来"的现象，使热热闹闹的体制改革中透出了怎样的尴尬？

不管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天涯》都须防疫在先：兵马未动，制改先行。这种改制看似激进其实保守，或者说是保守疗法中的激进，不过是把企业民主这个往日革命化（书记专权）和当今市场化（老板专权）都遗弃了东西，真正引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工资这一块不好动，就先从别的方面下手。整个机关以及《天涯》杂志社开始实行一种季度民主考评制，相当于每个季度来一次民选并且加上"生产队记工"。其内容是每个人的表现按"德、能、勤、绩"四个项目接受全体员工的无记名投票打分，然后每个人的得分结果与奖金发放和职务升降挂钩。当然，这个制度主体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为了削弱个人关系和情绪的因素，每次统计平均分时都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了体现对岗位责任的合理报酬，每个人的得分还辅以岗位系数，即重要岗位人员的得分自增一成到三成。还比如，为了照顾中国人十分要紧的脸面等等，得分情况并不公示，但每个人都有查分的权利，以确保考评的公正和透明，等等。我在事前的模拟测试中已经算出，根据这种新法，一个优秀的普通员工完全可以比一个庸懒的领导多拿到两倍多的奖金，可以有可靠的升迁机会。这种奖优惩劣的力度可能已经差不多了。

在《天涯》后来所有的制度实验里，这个考评制可能要算最重要的一部根本大法。可以想见，现在人人都有一票，所有员工都握有打分权，任何不良行为都暴露在群众的监督之下，都会直接带来自己利益的减损和体面的丧失。果然，少数坐惯了轿子的党员干部只经过了一两次打分，就灰头土脸混不下去了，最后自动提出要求调走，或要求提早退休，再不就转过来要求抬轿子，为了得高分而争着抱群众这条大粗腿。这真是民主起义带来的意外收获：机构的减磅瘦身居然轻易实现，省了好些手脚，杂志社的周邻环境也大大改善。连我自己也好几次品尝了这种民主的沉重打击，只是因为我有时候窝在家里写东西，我在这些季度的"（出）勤"得分就敏感地刷刷往下掉。在这个时候，我一边不无委屈，一边又高兴大家动了真格，连老韩的面子也不给了。我想起了当年丘吉尔的求仁得仁：当议会根据他设计的规则用选票把他轰下台时，他闻讯从浴缸里跳了起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民主啊！好吧，我现在也只能挺着肚子尽力模仿着老丘的风度。

我们在选票上开始一步步学习运用民主。我们逐渐发现，民主程序设计是必须悉心讲究的。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由评委们票决青年文学大奖就采用过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和机关两次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觉得民选的候选人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在文艺界各个协会中作协的换届最顺，没有什么人敢去说情要官。

这里也得说一说，民主这一帖药当然也非万能。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比如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见，我们要花几万元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要花几万元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或者要花几万元投入编辑工作的电脑网络建设，只要说用投票来决策，虽然有些人不会计较自己的奖金损失，但肯定也有些人会神秘兮兮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嘛，不劳者不获食嘛，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群众的主流意见。你能让大家全像上帝一样都想到全人类和千秋万代？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些点儿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或者什么委员会，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相反，理智和成熟的民主一定要给自己装上某种安全制动闸。

这一类民主"治内不治外"、"治近不治远"的折腾，走一步看一步，终于使《天涯》走出了危险期，元气多少得到了滋养。《天涯》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冲突中得以自强，我想都得益于这些安内然后攘外。《天涯》当然无意成为圣洁教会，磕磕碰碰的情况也不会少，但无论中外客人，凡是访问过《天涯》的，都对编辑部的效率和气氛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有的编辑在家里深夜读稿或校对，让他老婆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现在还有这样为公家干活的？我也觉得一些同事好过了头：怎么少君半夜十二点还来电话说稿件？有一个客户甚至觉得《天涯》的员工都颇有个体户黑汗水流的劲头，曾迷惑不解地问过：你们到底是私营企业还是公家单位？也许在他看来，一个来自公家单位的人不要点儿回扣，不拖拖拉拉，实在是情理不容。

从这位个体户羡慕的目光里，我看出并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扬者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说过了头。其实我非常赞成把国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给私有者们去办，对公有制度下的懒惰和贪婪深有感触，但同时也对那种"私有化一抓就灵"的简单化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从没有都是身着吊带西裤在书斋里推算效率定律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

新左派及其他

"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蒋子丹曾在文章里写道：

1998年5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已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已被指定为"新左派"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2000年6月，"新左"和"自由"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

其实，"新左派"这个标签至少有两代的历史。早一代，是出现于90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显的流言中，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和陈思和等批评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公敌。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连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应该是这样了：男作家在麻将桌和三陪小姐那里开发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潇洒老外面前操练感觉，市场时代的诗情应该在欧陆风情的酒吧里一个劲地孤独，市场时代的先锋应该动不动就要跑到西域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个性伴侣撒野以示自己决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作出有力反应，拜金专家们却被一些老作家赏识和追捧，被文学新人们央求作序，被刊物请去当策划主持，被报纸请去作专题采访。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他从日本回国，"祖国的江山扑面而来"，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西崽"，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见我还在四处乐呵呵地滥用宽容，他好几次批评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从而让我冲到更前面一些。

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自己的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像，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这个梦想是80年代的果实。从80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场"再等同"资本主义"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等同"中国"再等同"国家"再等同"社会主义"再等同"文革灾难"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是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公式的操执者，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样，我们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来，是实际生活经验让我的头脑里多出了一些问号。我在1988年来到海南，亲历这个海岛市场发育和资本扩张的潮起潮落，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其他人那里积累印象和体会，寻找着思考的切入点。在我的身边，三陪女冒出来了，旅游化的假民俗冒出来了，这是"传统"还是"现代"？警察兼任了发廊的业主，老板与局长攀成了把兄弟，这是"国家"还是"市场"？准脱衣舞在官营剧团的《红色娘子军》乐曲里进行，"文革"歌碟在个体商人那里违法盗录，还有为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发烧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革命文化"还是"消费文化"？……80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在印度、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启蒙公式出现了断裂。"私有制"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市场经济"了，因为休克疗法以后的俄国正在以实物充工资，正在各自开荒种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经济。而"多党制"也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廉能政府"了，因为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官员索贿之普遍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得瞠目结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我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主编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这篇长文。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李陀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发表，他们对《天涯》的果断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了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对阵"新右"或"新自由主义"的风风雨雨，经久不息。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受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由于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抗议和骚乱，这场讨论又与全球性的反思大潮汇合，向下一个千年延伸而去。

这个时候的"新左派"可算是第二代，与90年代初期那个文学"新左派"其实已经很不相同。比如曾被指为"新左派"的很多人对汪晖的很多看法并不赞同，在很多问题上先左而后右，或者此左而彼右。作家李锐就是其中一个。李锐与我相识多年，被蒋子丹称为"热血中年"，似乎是一种高温反应材料，不激动就不能出洞见，不激动就不能妙语连珠，在公众场合总是热血沸腾得让夫人蒋韵大惊失色并连连扯他的衣袖。他写小说在境内外都有盛名，而且所谓"马桥风波"的一场思想报复事件中，在我被打成"文坛窃贼"满身污水的时候，他愤而操笔，仗义执言，完全不顾及自己将要承受的压力和代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频繁地交换电子邮件，争论着由汪晖提出的一些话题。我赞成李锐对革命体制下种种悲剧的清算，但怀疑这种清算是否必须导向对西方市场化体制的全面拥抱。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会使我们产生哪些盲视？正如他在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中说的，知青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我接过他的思路往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革命也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不能完全说服他。

我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张炜和苏童也参加进来。当时《天涯》在欧洲已经因"新左派"的名声远播而在很多圈子里被人们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旅外华人与我相见，都不谈我的小说而只问《天涯》，真使我为自己的小说家身份感到悲哀。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释，以我偏狭的理解，中国人在90年代最忧心的倾向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不是这两者的对抗，老左派怀恋权力，新右派崇拜资本，而我们必须像李锐说的那样"左右开弓"，对权力和资本都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以促成人民的市场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这是我为温铁军一篇好文章改拟的标题，以取代他的原题《现代化问题笔记》。如果硬说神圣的"资本"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那我们就"新左派"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顶有点儿别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在另一方面，我也如实相告：我一直认为"新左派"里面鱼龙混杂，有的人不仅有问题，问题还大着哩。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开出"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救世药方的时候，我为他们想像力的缺乏和生活经验的贫乏感到遗憾。当有些高调人士在强国逻辑之下把中国1957年、1966年等人权灾难当做"必要代价"时，我觉得这些红色英雄其实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手：当年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同样是在"必要代价"的逻辑下屠杀着印第安人和各国左翼反抗群体。左派接过右派的逻辑来批判右派，这种儿子不认老子的事情怎么想也荒唐。

正是基于这一担忧，《天涯》也发表过很多与"新左派"相异或相斥的稿件：萧功秦、汪丁丁、李泽厚、秦晖、钱永祥、冯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设性的辩难。其中任剑涛的长文《解读新左派》至今是有关网站上的保留节目，是全面批评汪晖的重头文字之一。朱学勤、刘军宁的文字也被我们多次摘要转载。有一篇检讨和讽刺美国左派群体的妙文《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还是我从外刊上找来专门请人译出发表的。可惜这样的文章还太少，更多的来稿往往是在把对手漫画化和弱智化以后来一个武松打猫，虚报战功，构不成真正的交锋。我一直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回应汪晖、王晓明、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几只真正的大老虎来跟他们练一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和一把稀泥处处当好人，更没有挑动文人斗文人从而招徕看客坐地收银的机谋，我们只是想让各种思潮都在所谓"破坏性检验"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质量的争鸣。这是我在编辑部经常说的话。我在编辑部里还说过，人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绝对真理，因此无论左右都可能有肤浅之处；但只有一种肤浅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而两种或多种肤浅之间形成的对抗，才有可能使大家往后都少一点儿肤浅。这就是为什么《天涯》的版面更多地提供给"新左派"的原因。看一看周围，在全国绝大多数类似媒体都向资本化强权或强权化资本暗送秋波或者热烈致敬的时候，《天涯》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我们就可能只剩下一种肤浅，即最危险的肤浅。

我想我能够以此说服编辑部内的思想异己者。与很多局外人的想像相反，《天涯》编辑部里倾向"新左派"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占多数。郑国琳几乎每每都要跳起来与主编争辩一番，防止刊物犯路线错误。这与国内外文化界的情况大致相仿。连诗人北岛在巴黎批评美国式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之后，也在会后差点儿受到围攻，人们不能容许朦胧诗居然有国际歌的气味。

当少数并不是受勋得奖，但多数派的人多势众千部一腔更值得提防。我想像将来的某个时候，一旦全国绝大多数文化媒体都活跃着"新左派"的时候，"新左派"的衰败和危机也可能就不远了。如果《天涯》在那个时候还在，肯定又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

我的幸运在于，我的想法得到蒋子丹及同事们的宽容和支持，包括他们毫不客气的挑剔和质疑，都使尽可能迫我兼听，打掉我的一些片面性。蒋子丹以前并不太关心理论，有时被陈嘉映或者李陀关切出一颗理论雄心，大张旗鼓地搬几本理论书去读，要么是无精打采地不了了之，要么是记住几个有趣的句子然后就心满意足。她在学究们的理论面前打了一个哈欠之后，不大像是用思想来思想，而是用感觉来通达思想，是靠实践经验和生活感受之舟在思想的大海里航行。很奇怪，这似乎并不妨碍她后来在理论判断和理论表达上也常有高招出手。对于她所熟悉的人，她有时似乎更愿意用对人的感觉来决定对这个人思想的好恶。她说南帆的思想很诚恳，这是因为南帆给她的印象很诚恳，比如处处想着别人的难处，到海口来开会只要能省钱坐不上直飞班机也不要紧。她说黄平的理论很朴实，这是因为黄平给她的印象很朴实，比如身为洋博士并且刚刚被美国财长约见，但马上像搬运工一样给编辑部从北京随身携来两大箱书，见会议缺了口译员便自动顶上一直译到喉干舌燥，绝不会在见过财长以后就绝不屈居译员身份更不能流臭汗。相反，一个盛气凌人指令编辑们"安排版面赶快发表"的"新左派"，和一个出过一趟国就数年之内每文必称"我在巴黎时"的"新右派"，在她看来都是一路货色，其思想在她看来也差不多是一路货色，肯定都过不了她的终审。她多次狡辩道：主义是人的主义，她认人不认主义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婆娘们就是这么搞的！

其实，细想一下，这也差不多是我这个非婆娘的原则。我也总是更愿意读出稿件后面的人。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还说过："我景仰美的敌手，厌恶平庸的同道，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那些热情而天真的错误。"在同一篇文章里，我曾经对"左"如格瓦拉和"右"如吉拉斯等一些优秀的前人表示了赞美。这是汪晖不大赞同的。

他当时来海口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讨论会，坐在角落里几乎始终一言不发，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淡淡地说："你似乎认为世界上只有好人而没有好的主义，这恐怕有问题。"

事隔很久以后，我才大致揣摩出他当时正在思考和筹划什么，并愿意有所理解。但我不会收回我的话，这大概是出于一种文学专业的顽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主义易改，本性难移。嚣张的左派和嚣张的右派都是嚣张，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进都是正直，而且一个认为大款嫖娼是经济繁荣必要代价的人，当年很可能就是认为红卫兵暴殴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个当年见人家都戴绿军帽于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见人家都染红发于是自己也非染不可的人。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对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势利。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同情心。这一类本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在社会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它创造或消解着主义，滋养或腐蚀着主义，它使各种主义最终沉淀成一种日常的神色面容，让我们喜好或者厌恶。

在这个意义上，《天涯》力求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属于任何派。这个"派"字怎么听也有抱团打架或者穿制服喊万岁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压制成纸质标签的味道。

翻过一页页空白

《天涯》改版后五年了，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或者说没有能力做。我们一次次把深藏于心的想法移交明天。《天涯》至今也还没有实现我最初的一个渺小目标：发行三万份。每年年底邮局报来的征订数字虽然略有增加，虽然已经令有些同行羡慕，但都让我们沮丧。想起当年办《海南纪实》每期都是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了使发行量至少不低于亏损临界点，我们在开始那两年曾经费尽心机，斯文扫地，向公司经理和解放军首长游说，向各大学文科院系发信，出国开会都背着样刊找书店，甚至厚着脸皮一次次给报纸写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计把《天涯》的名字捎带上。干这种事的时候真是来不得什么清高。南京的王干先生后来说我在文章中给《天涯》作广告，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并没有错，他要讥讽要追究当然只能由他。至于他说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也是我和《天涯》用"广告套路"鼓捣出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恶意搅水的小伎俩，在每一次思想冲突中都不会少见。

《天涯》从来没有轻松过。用单正平的话来说：几乎把每期都当创刊号来编。用郑国琳的话来说：每天都是考试。这本杂志在今天虽然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阶段，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还只是有了个开局。它的理论部分仍然不够活泼诱人，我们没办法苛求理论家们在对真理负责的同时还对我们的利润负责。它的文学部分也还很薄弱，艺术栏目更是一直没让我们找到感觉。在缺稿的时候幸好还有蒋子丹的一些朋友来帮着撑住：方方、张欣、蒋韵、迟子建、张洁、王安忆、范小青、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徐晓斌、徐坤、张抗抗、毕淑敏等等，但一代新的文学先锋仍在我们的等待之中。只有行内人才知道，书刊市场的竞争更趋惊心动魄，思想文化的旅程前面仍是山重水复。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在我涉足编辑工作近二十年以后，我觉得社长这个职位应该让给更年轻的人了。

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这篇文稿是《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这是《天涯》在世纪之交一次重要笔会的产物。

各种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盲区，并且直接导致世纪末一些人口密集国家的触目灾难。因此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编辑部就是在这种想法下于1999年底邀请境内外四十来位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老朋友来到海南各抒己见。很多人多年不见，面容已经悄悄走形。比如几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还是个毛头小子，一晃就成了面色发暗的沧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见我的白发肯定也吃了一惊，只是不一定把这种吃惊残酷地向我通告。

那几天真是把会开疯了。除了正式的议程，人们意犹未尽，邀请阿里夫·德里克(A.Dirlik)教授加开讲座介绍美国思想学术动态，邀请黄平也加开讲座介绍三峡工程和农村乡镇企业现状，大会生出了无数小会，以致最后一天从三亚回到海口以后，有人见别人纷纷在整理行装便着急："怎么就不开会了？"

入夜，他们在海滩上久久地散步。循着沙滩上一行行足迹看去，暗夜中不见他们的身影，只有说笑声在腥咸海风中远远地飘来。

我在一棵椰树下听着这些声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的家里，看到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英国著名学者佩利·安德森（P.Anderson）谈他家庭以及谈他父亲在中国生活的长文，使我感到亲切。因为安德森两年前访问海南岛时，是我陪着他去寻访他父亲的遗迹，在海口市面德胜沙老城区一带转游，还因为开车误入单行道而被警察罚了一次款。当时他无意中问起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得知《天涯》讨论过的种种话题，表现出特别惊讶。他说这些都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他很想知道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怎么感觉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们可能的话以后给他邮寄刊物。但他并不懂中文，让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儿奇怪也有点儿滑稽。

我想像他在离海南岛很远的地方打开一本《天涯》，翻过一页页他根本不认识的字。这是他的阅读吗？是的。也许那正是一个象征，而且可能是一个人阅读最为正确的方式：任何字与词都是过眼烟云，都是雪泥鸿爪，都是不怎么重要的。一个人只需要轻轻抚过这些空白的纸页，只需要在触抚中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另一双手的体温。

那么，我和同事们五年来也只不过是编出了一本本空白无字的《天涯》，五年来向读者说了很多的同时又什么也没说。《天涯》将来还要一年年说下去，但同时一年年又什么也不会说。连绵无际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伪证：空白在法庭上从来不足为凭。

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好了，同事们已经一致同意把我的名字从杂志版权页的社长一栏里撤下来了。我祝他们下一步干得更好，而且留下一个私人茶杯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说以后来串门时可能用得着。

二０００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