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深化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注入先进文化活化乡村精气神建设现代乡村文明，打破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制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创新实施理念，精心谋划精准试策，建设田园综合体，加强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首先，乡村振兴是厚植中华文明根基、发展现代文明的需要。中国是农业大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文明时代的巅峰，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中华文明，正是建筑在这种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相当长时期中，以渔樵耕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1]为代表的中华农耕文明，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占世界总财富的三分之一。[2]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所体现的哲学精髓，孕育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应时取宜、守则慎独、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培养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邻里相帮等核心价值理念，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所崇尚的爱国、创新、和谐、环保、低碳的文化理念不谋而合。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赋予了中华文化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基因和厚重感。不仅如此，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发展出高水平的农业与手工业，成为全世界的生产中心。丝绸之路不仅为世界输送了精美华贵又实用的商品，还将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北非）联系了起来，对人类文明的交流发展起到了大动脉作用，中国作为这一动脉系统中的心脏持续了两千年之久。农耕文明所造就的中国富足与繁荣，成为那个时代众多航海家和探险家寻找到达东方的发财致富航路，从而最终造成地理大发现的最初原动力。因此，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十分优秀，是中华现代文明的根基，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
其次，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区域和人的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蕴育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发展到今天，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分享着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带来的红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红利、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真正惠及到广大农村和农民，占人口以及地域面积绝大多数的农村，存在着明显的“不充分”。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短板”。
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一切资金、技术都需要自己筹集。因此，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城乡二元政策，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暗税、直接对农业农民征收农业税的明税、低价征收农村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抽取农村剩余资金和优秀的农村人力资源进入城市等方式，牺牲农业保工业，牺牲农村保城市，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3]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长期只在城市中实行，农村和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这种对农村、农民只取不予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偏斜政策的实施，对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推进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城市化，虽然有其必要性，但中国农民和农村为此付出的代价惨重。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剥夺农村、农民的政策被固化，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尽管与之前相比，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村与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藩篱被逐步拆除，但要素流动在收益驱动的作用下，几乎是由农村向城市单向的，造成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农村要素存量濒临枯竭，出现大面积的乡村凋敝景况，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到2001年国家才开始反哺农业和农民，2006年全部免除农业明税。中国大多数发达的城市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农村要素流动又有明显的自西向东的特征。人们习惯用夜晚的灯光亮度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状况，在我国的夜晚灯光图景上，灯光亮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大面积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灯光是零星分布的，西部的许多农村地区一到夜晚就一片漆黑。这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佐证。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如此之众的农村与农民不能生活在发展带来的繁荣之下，农民即便进入城市也仅仅成为城市底层，这体现了身份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管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还是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都不符合以人为核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在这些不平衡当中，农村与农民发展落后，是导致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因此必须振兴乡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初衷，才能确保城乡一体，区域收敛，群体同乐，实现中国发展的全面性。
再次，乡村振兴是推动新型城市化、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新型城市化被西方学者称为21世纪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大事，也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状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和引擎。但是，传统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通过扩城建楼，被动地吸纳农村人口进城上楼来实现的，是通过一种资源消耗的外生动力来实现的。尽管这种方式在城市化初期能够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特征，“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农民工大多数并没有真正扎下根，离“居民身份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市民化，从事职业的非农化”还很远。因此，只有通过乡村的振兴，将城市和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筹考虑和安排，实现城乡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按照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把城乡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在全国兴起的特色小镇建设，就是结合新型城市化和振兴乡村两大战略的探索性实践。特色小镇强化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将环境容量和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发展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乡村，让小镇在山水中，山水在小镇中，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明增长”、集约发展的内生化道路，打破传统的二元体制带来的弊端，既振兴了乡村，使农民在乡村就能够变成市民，过上与城市居民相同甚至更好的生活。同时，通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产业开发，有效解决大量的人员就业，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走出一条更贴近现实的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
最后，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每个人在各自的精细分工范围内生活，技能越来越单一，与大自然的接触，甚至与周边的人的接触都越来越少，像马克思所说的，专业化分工造就了畸形化的工人。虽然我们分享着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红利，但同时因为过分的专业化少了许多技能和情趣，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分离越来越严重。实际上，人不仅是物质的人，还是精神的人，人是需要全面的、实现体力与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发展。中国农村普遍出现的凋敝现象，使得广大的农村居民虽然仍以最原始的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努力为生计奔波，却无法满足物质上的小康，精神上仍然处在贫瘠的荒原，无法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城市文明；同时，城市人前往农村贴近自然的去路也因此受阻，依旧过着千篇一律的、枯燥的、缺少个性的城市生活，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的今天，精神世界却依旧找不到归属。孕育几千年的乡村文化，乡土气息，是人类精神极好的养分，缺少乡土文明的滋养，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情。因此，乡村振兴不仅是中国城乡平衡发展的要求，也是城乡居民充分发展的需要。乡村振兴了，城乡互动活跃起来，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提高了社会整合效率，使城市人在闲暇时忘却辛苦，到乡村去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花草，发现快乐的田间野趣，寻找先祖农耕文化的气息，享受悠然自得、令人流连忘返的高品质生活。因此，乡村振兴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增添精神慰藉，带来全面充分的发展。
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型的需要，更是由城市偏斜到城乡融合，实现中国社会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需要。乡村振兴是一种新思维，它将唤起乡村精神的回归、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农耕文化的复兴。一句话，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生活富裕、农村和谐美丽，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农村的具体落实。但是，要使乡村振兴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到2020年基本形成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取得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的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就需要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精神文明、社会治理、农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入手，按照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寻找有效的路径。
通过深化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来实现乡村振兴。改革创新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和动力源。深化乡村改革，增加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制度性供给，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的活力，提升农村的市场化程度，重点是提高“土地”这一农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市场活力，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市场格局，放活经营权，使土地成为农村、农民最活跃、回报丰厚的要素，有效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有恒产者有恒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的预期，给他们吃了长效定心丸，有效避免了经营者在土地上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增强了他们保护土地资源、增加资本投入的信心。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来实现乡村振兴。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工业革命4.0，大数据、互联网+等广泛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将这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农业有机结合起来，将现代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信息技术、耕作技术、喷灌技术等注入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构建起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延长产业链，融入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同时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各类形式的农业企业，发展农业证券、保险，扶持高科技农业企业到国内外、境内外上市融资。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减少低效和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由数量型迈向质量型，由农业大国转变为农业强国。[4]
注入先进文化活化乡村精气神建设现代乡村文明实现乡村振兴。文化是乡村振兴之魂，山川秀美的乡村注入先进文化才能显现出精气神，没有文化的乡村注定会死气沉沉。因此，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的单纯的对乡村文化输血向文化造血转变，使中华文化中的和谐、孝道、五伦等在乡村中展现出时代风采，寻回乡村文化基因，重构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美德重新归附到乡村之体上，回归到广大乡民的生活当中。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建设乡村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文化活动室等，活跃乡民的文化生活。“魂”与“根”相对接，乡土的温度得到延续，乡民心中沉寂已久的信仰和价值标准得到复苏，从而提升乡民道德水平、改善乡村社会风气、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为乡村持续健康发展和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
打破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制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乡村振兴。衰败的乡村烘托不出繁荣的城市。乡村不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只是一句空话。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首先要去除市民与农民的身份差异，摆脱束缚在农民身上的种种枷锁，按照统一的标准实施上学、就业、就医、养老和保险，城乡居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其次是政府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标准在乡村进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水、电、气、路、网络、通讯、卫生、垃圾处理等现代生活设施，教育、医疗、银行、保险等现代服务设施，实现公共设施“七通一平”，即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讯通、热力通、道路通、煤气通和场地平整，让农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各种现代文明，真正使城乡结成命运共同体。乡村振兴的钱从哪里来，财政保障是基础、是“指挥棒”，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流向乡村；农村的自我发展是根本，是聚宝盆，是内生动力；激活乡村沉睡的要素和市场是关键，改革创新是激活要素的驱动器；金融倾斜是重点，是乡村振兴的“撬动杆”“吸铁石”；社会资本参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5]乡村振兴了，城市才更有活力。
通过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必须有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作保证。传统的乡村治理是碎片化、能人化、家族化，法治意识淡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水平远远不适应乡村振兴的需要，导致治理效率较差。因此，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建立起乡村治理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的善治模式。法治化就是要提高村民法治认识水平和法律保护意识，教育农民牢固树立学法、懂法、爱法、护法、用法的思想观念，厚植法治文化，奠定坚实的农民法律保护基础。德治就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以德化人，以德育人。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进村务公开，发挥社会各类人才、新乡贤等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鼓励乡民建立诸如生态环保、文化建设、道德文明之类的NGO参与到乡村现代治理之中，走乡村善治之路，实现治理有效、乡风文明。
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
乡村振兴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必须实施的一个战略。英国、美国和韩国等国家根据本国的发展情况，先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启示。
英国以保持乡村活力与可持续性为目标，重视乡村规划和建设，鼓励乡村采取多样化的特色发展模式。英国乡村地区的特色建筑、风土人情能够得以完整保存和延续，得益于该国政府强化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实行城乡一体规划管理模式，严格控制乡村开发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乡村居民点规划分类引导，20世纪50年代实施“村镇发展规划”，后又转向“结构规划”。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大城市出现拥挤和蔓延现象，居民开始回归乡村，“逆城市化”的出现对乡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优美宁静的环境受到了威胁。为此，英国加大对自然景观地区的保护力度，制定严格的乡村保护法，支持公众加入乡村地区建设，建设乡村公园，划定乡村公共通道。2000年，英国出台“英格兰乡村发展计划”，加强对土地、水、空气和土壤环境问题的监督管理。2007年，加强乡村环境保护，大力扶持乡村企业发展，创建有活力和特色的乡村社区。2011年，英国政府设立乡村政策办公室，在发展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拥有较宽松的自主决策权。
美国十分重视规划的权威性，规划一经批准，就不得随意更改。政府对于乡村整体布局要求严格，需要高速公路贯穿其中，并要求整体建设过程中保证乡村“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讯通、热力通、道路通、煤气通和场地平整”的“七通一平”，环境保护也是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政府和开发商共同承担。美国对乡村规划实行严格的功能分区制度，明确划分土地使用类别，通常用道路、景观区和绿化带分隔不同功能区，如划分居住区和农田的主干道和高速公路；农业产生区和居住区之间用公共空间走廊和主干道作为缓冲；用道路和景观区隔离商业功能区与居住区。
韩国自1962年开始实施“经济开发5年计划”，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无数年轻人涌向城市，城乡发展差距随之扩大，乡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自然环境状况差。20世纪70年代，韩国还有80%的农户住在茅草屋、家里点油灯，生活条件很差。为了改善乡村面貌，韩国倡导了“新村运动”，第一阶段是改造乡村基础设施，第一年按村民的意愿无偿提供近20种环境建设项目费用与物资用于全体村民受益的亟须基础设施建设及村庄整治；第二年制订了“支援优秀乡村”计划，按照基础、自助、自立3个类型有区别性地支援乡村建设。政府还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乡村经济，鼓励发展畜牧业、特产农业，兴办乡村工厂。第二阶段政府支持发展“新村运动”的各类民间组织，成立“新村庄建设中央会”，提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协调服务等，出台扶持奖励措施，大力发展乡村金融业、流通业，加大调整农业结构，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加强乡村人文环境建设，倡导农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加强乡村民主法制教育、国民伦理道德建设。通过持续的努力，韩国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农民收入提高，文化素质也随之提高。
根据英国、美国和韩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其中积累的共同经验和给我国提供的启示主要有：
一是立足本国国情。在进行乡村规划和建设时，三国都从当地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和发展机遇等方面加以考虑。美国和英国以立法为主，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韩国力求政府主导的形式，采取激进发展方式，促进乡村整体发展。尽管各国发展道路略有不同，但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政府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上是一致的。
二是准确定位主体。三国明确了政府与乡村内部职能界限，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促进农村繁荣，同时明确农民为乡村建设主体，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三是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完善基础设施，乡村社区普遍建有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教堂、广场、运动场以及菜场、购物中心等商业区，还建有运动场，供居民休闲锻炼，社区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保证老人有去处，小孩有地方玩，闲人有书看。
四是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尤其重视发展乡村旅游业。没有产业发展就没有就业，这样的乡村也就无法振兴。英国、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注重发展乡村旅游业，在乡村规划与建设中，充分注重对自然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利用生态文化优势，培育生态经济理念，保持自然的原真性，变生态资源为生态效益，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把乡村打造成都市“后花园”，将农业打造成旅游农业，农田改造为景观农业，农产品升级为旅游纪念品，以生态项目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其收入。
五是注重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建设。三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注重规划和各项制度配套建设，在政策、资金、制度等各方面为其提供大力支持。
六是鼓励公众参与。在英国、美国和韩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公众不仅可以在规划阶段参与，还可以通过座谈会、规划展示论证等多种方式参与规划的前期研究。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各国均十分注重公众参与的法律权威，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没有经过公众论证的规划得不到主管部门审批。公众在规划执行和建设阶段，积极履行监督责任，必要时可以对不合乎规划要求的行为进行申诉。
总之，国外在乡村振兴中很多的奇招妙计，如韩国的休闲农业的周末型农场、“观光农园”；日本的生态交流型旅游；欧洲的乡野农庄型的“民宿农庄”“度假农庄”、露营农场，适应欧洲居民习俗的骑马农场、教学农场、探索农场和狩猎农场等；法国普罗斯旺鲜花主题型乡村度假胜地；澳洲葡萄酒庄型乡村产业与乡村旅游等，[6]既可以作为衍生品的开发地，又具有丰富的观光旅游价值，值得中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色小镇建设中吸收和借鉴。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大战略，意义重大，需要规划先行，精心谋划，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能刮风搞运动，更不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
第一，要创新实施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要让农民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现“业兴、家富、人和、村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与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一致，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实施中必须以全新的理念，不能用传统的方式，单纯地给点钱物、安排几个项目、派几个干部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从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角度来统筹考虑，强调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社会进步，只有这样乡村才能真正振兴。
第二，精心谋划精准试策。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具体谋划和精准试策，换句话说重在“实干”。实施“扶贫解困、产业提升、旧村改造、环境整治、文化传承”的“五大行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抓手。“振兴”首先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然后再来谈“振兴”，否则“振兴”只能是一句空话。脱贫脱困以后的乡村人口要能够保证不返贫，就必须有就业，因此就要产业提升，要将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在发展优质农业、特色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网购、电商、旅游等第三产业，为农民解决就业实现增收。旧村改造可以采用“小规模聚居、组团式布局、微田园指向、生态化建设”的“小组微生”模式。这种既适宜于平原，也适宜于丘陵和山区、既适宜于新建聚居点，也适宜于改造旧村落模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干净整洁，有文化品味和内涵，因此，在富裕起来的基础上，要进行环境整治，加强文化传承。
第三，建设田园综合体。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了建设田园综合体，就是以农民为主体，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田园社区有机结合，四位一体，宜居宜业宜游，是美丽乡村新形态，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是乡村振兴的标志，是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的一种尝试和创新。田园综合体建设要遵循乡村演进发展规律，从乡村与城市、新村与产业、村庄与自然、村庄与村庄、村庄与历史文化等多种关系中，去找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它们之间互动、融合、和谐、差异、传承和自治等带规律性的东西，既保障城市资源能够向乡村配置，又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农民群众内生动力，有效解决好人、地、钱等问题，使乡村振兴落到实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加强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从法律、制度建设上加以规范，做好“人”“地”“钱”“组织”“文化”五个方面的文章，才能保证这一战略实施的可持续性。一方面需要尽快出台《乡村振兴法》，从法律层面上规范这一战略实施；另一方面要“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弥补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制度供给不足或空缺，保障战略实施的规矩立在前头。在组织上要使“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真正落在实处，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人人真刀真枪地干，要素真金白银地投入，乡村振兴战略时间表才能如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