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年会的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想讲三点意见。

第一，应当认真总结过去二三十年在提高发展质量方面的经验教训

最近中央领导提出了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总要求，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据我理解，高质量发展跟高速增长有两个主要的区别：

首先，高速增长依靠投入的增加，而高质量发展依靠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其次，发展较之增长在内容上有所扩大，包括许多社会方面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虽然没有集中提出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但它所包含的一些重要内容已经在政府的施政方针中提出了。例如，“转变增长方式”，通过提高效率支持增长，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提出的。中国在1995年制定的 “九五计划”中也正式做出了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的规定。“十五”期间走了一点弯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以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一直延续至今。后来又有一些提法，比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着眼于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等等，核心都是提高增长的质量。至于社会发展方面的要求，根据我的记忆，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开始强调了这一点。

现在集中地提出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说明过去在一些方面做得不够好。所以，为了实现这一总要求，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我们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才能使新的措施真正取得实效。如果重复过去某些无效的做法，就会延误时机。

第二，政府要做什么

我认为，为了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政府主要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一套好的体制。什么是好的体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做出了既全面又具体的规定。现在应当对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336项改革措施一项一项地进行检查，明确已经做到了哪些，还有哪些改革没有完全落实，需要加紧努力。总之，需要做实改革，而不是空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往往是高屋建瓴的，但是如果不能落到实处，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最近碰到好几件事，使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存在缺失。

海南省的一位县委书记跟我说，他有不少苦恼。其中之一，是当地有适宜于种植热带作物的气候条件，但是没有好的作物品种。我觉得很奇怪，二十多年前我们参观就在这一地区的“热作两院”（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时，曾经对它们展示的奇树异果叹为观止。既然有这样的研究院，加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市场化改革，怎么会没有好的品种问世？这位县委书记答复说，“热作两院”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有一个县属的热带作物研究所，力量也很单薄。

基础研究，特别是农业科学的基础研究，由于它突出的外部性，是各个市场国家政府大力扶持的准公共部门，也是我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着力点。我听到的相反情况使我感到震惊。

社科院工经所原所长在体检时发现胃里有一个占位，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光学胃镜了。我从网上查到，中国磁控胶囊胃镜技术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但是医疗体制不顺，虽然国家药监局已经批准四年多了，但除了少数地区，这种技术并没有在医院中得到广泛运用。这不但耽误了胃部肿瘤的早期诊断，而且使中国的先进产品不能在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持下打到国际市场上去。

除了建立体制之外，政府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政策。过去我国的经济政策是以“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中心或者为核心的。现在要求是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需要检查现有的政策和将要出台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不符合的就要及时改正。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不过许多主管部门已经习惯了用行政命令对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技术和不同地区做出扶植或抑制的规定，要把国务院的《意见》落到实处，恐怕还要做很大的努力。

第三，理论界需要加强对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来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提出要警惕和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出现。我们知道，明斯基对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他指出，按照新古典综合，对系统性金融危机有两个应对办法：一是大政府用赤字财政进行救助，二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市场注水。但这些办法只能延缓危机，与此同时反而加深了矛盾，酝酿了下一轮更大的危机。因此，他主张用更极端的凯恩斯主义方法改造金融体系。我并不赞成他的主张，但他提出的问题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总是沿用新古典综合的老办法去应付。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和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

本文为作者2018年2月2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