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现在只讲我做学问的主要经过和为什么会把重点放在孔学及中国思想史方面。
从1913到1920年，可以说是我入私塾、死背经书时期。我生在福建的德化县，这个县到处是山林而又崎岖不平，非常闭塞，‘全县只剩下一个前清举人，听说只他有一部《史记》而又秘不示人。我边在农村做农业劳动，边入私塾读书，被拉去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神位”前行开学礼以后，就是天天死背儒家经书，背得最熟的是《四书》，光背诵而不了解其意义，真感痛苦；一直到了懂得它的内容之后，才觉得幼时死背书的好处，自恨没有多背些古书。现在无论是自己和别人的有关著作，那怕只差一个字，我一看就知道其非原文。这比之一部分中青年人，我和读过私塾者都是占了便宜的。内地崇拜孔圣人的空气非常浓厚，我当然也不可能不是一个尊孔者。
到了二十年代的前半，是我去永春打学问基础时期。永春是我的邻县，我称它为第二故乡。那里有一个省立中学，校长是前清举人郑翘松，他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他藏书相当丰富，我就向他借先秦诸子书来读。这么一来，有得比较，我就逐渐对孔子和诸子一视同仁了。我的知识就扩大到诸子的哲学、《史》、《汉》的史学、唐宋八家的文学等等，特别是用功研究韩文、《史记》、《庄子》，也能背诵其大部分，主要目的在于模仿写作古文。后来把文稿带去北京发表，张恨水、梅光羲等都看出我对于韩文研究有一定基础。
我坚决要离开文化很低的内地到文化很高的北京去深造，遇到的阻力可真不少，有经济上的阻力，有思想上的阻力，我主要的回答是:我宁愿到北京饿死，也不愿留在家乡平安地过一生。“人生无处不青山”、“死到沙场是善终”。
从1925年到1928年，是我独自远上北京从师问学时期。我因闽南发生战事迟到，来不及报考新开办的清华学校研究院，于是特去拜望王国维，请他指示“应当怎样研究经学，要从哪些主要著作入手”。他面谈和复书都指出段(玉裁)、王(念孙)著作和《史记》、《汉书》等书的重要性。他勉励我:“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这是我到北京第一次得到的前辈鼓舞和深刻教育。我从王老师这人想到许多重大问题:他只有大学问而没有什么大资格大名气，可见一个学者在实学而不在什么虚名。他宁做教授，不做院长，足见学术专家的地位和贡献并不下于行政领导。他的《殷周制度论》、《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书，令人想见学术专著在精不在多，在质量不在数量。他在政治思想上是清末遗老，在学术成就上几乎首屈一指。学术与政治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固然不好以其政治倾向而否定其学术贡献，可也千万不要以其学术贡献而肯定其政治倾向。他对于古文字学的基础比同时的学者都好，所以他研究殷周古史的成就也比同时的学者都大。我对于他特长的甲骨文未免望而生畏。同时，我又把关于评论先秦诸子思想的一本稿子请梁启超指正，他用“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等语来郑重勉励我。由于我在中学时代就仰慕他的大名，多读他的大作，一旦接到他的来书，真是喜出意外，无比感动。从此时起，我更加努力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也是我决心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正式开始。梁启超等在教育上真是“循循然善诱人”！
当时的北京学术界，仅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导师，文字学方面有沈兼士等，旧文学方面有马裕藻、江瀚等，新文学方面有周作人、刘半农等，历史学方面有朱希祖、陈垣、柯动态等，考古学方面有俄人钢和太等，艺术方面有叶瀚等，西洋哲学方面有陈大齐等，佛学方面有梅光羲、李诩灼等。陈寅恪也招青年学子跟他考证梵文本某佛经。权威学者群集北京，真是极一时之盛！
我觉得很需要多方面地向他们学习，而又自苦没有多少工夫去向他们学习。结果只能就历史学、哲学、佛学等方面去向这些专家质疑问难。生平师长之多，以此时为第一。好得北大研究所和清华研究院不同，它全是自学，没有年限，用不着上课，因此我非常满意，主要生活是:一、经常去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看书。二、访问各导师，同他们接谈学术问题。三、自由地间断地去听一些课和学术报告。但因为我很穷，住不起公寓，只好住在宣武门外的永春会馆里，从城南到城北，距离很远，每次跑来跑去，既浪费时间，又疲劳不堪，难免影响了我专心一意的学术研究。
我在北京求学时期，正因为不必上课，就先后考上两个研究所，以资比较。另一个是孔教大学研究科，校长是康有为的高足陈焕章，听人家说他既是前清进士，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我也很想“识荆”与受业；那会料到我考进后，他约我谈话，要我第一、精读董仲舒、何休的著作，认为董、何的看法才是孔子的看法；第二、对孔教要先信后学，不信孔就不能学孔。我一听见，大起反感，就开始同他辩论，以为:第一、汉代经学分为今文古文两个学派，经今文学派的许多奇谈怪论反而不能代表孔学。第二、我们做学问，应当先学后信。因为先信后学是主观的，是宗教家的语言；先学后信是客观的，是科学家的语言。他要我写出关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书稿，我交上后，他又叫我去谈话，说我大方向不对头。我此时觉得我们彼此已经没有共同的语言；加以后来的一个冬至节，他在孔教大学内大庭中举行祭天大礼，小菜一碗一碗地排列到十来桌之长，他独自一个人头上戴一个自做的大概是竹片做成的什么古冠，大讲“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经文，丑态百出，令人作呕！我自有知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遇见哩。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上他的当了。我心中想着:我是来北京求学的，不是来入教的。北京高等学校中，北大和孔教大学，真是处于对立的地位。
1929年，我在告贷度日之后，由蔡元培介绍，开始到上海一个大学教书，又被学店老板高度剥削，过着就业失业无定和半失业的一种生活。最值得我纪念而终身难忘的倒是三十年代去南京国学图书馆读书和搜集思想史料时期。我利用失业的时间，入住图书馆，每天吃咸菜稀饭，经过馆长历史学家柳治徵的特别关照，得以自由搬书阅书查书，有时每天搬到几十部书，馆员也不敢表示厌烦。我只有一些晚上去同柳馆长谈学术和掌故问题，经常每天自己规定必须看书十六小时以上。其步骤是:一、书目的自备。自己买一部该馆印出的《图书总目》集部五大册，放在桌上，先熟悉一下，以备随时在其中作记号。二、借书的范围。凡诗、词、歌、曲、赋之类以外的所有历代文集，一部一部的依次序翻阅下去，遇有重要的资料，就在《图书总目》上注明某篇某节某行某句，以便将来请人代抄，让自己赶快多看些书。结果从数万卷文集中搜集到数百万字的思想史资料。这种读书搜集材料法，可以说是矿工开矿式的，也是蜜蜂采蜜式的，它是再好也没有的一种读书搜集材料法。
我自从此次住馆读书以后，深信人要有两个老师，一为活老师，二为死老师即图书；活老师固然可贵，而死老师的可贵又超过活老师，活老师也是从死老师来的，死老师是“太上老师”，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我过去读的两个研究所比之大图书馆，实在有如小巫之见大巫。
我过去对一些国学大师、史学专家过于盲目崇拜，到了此时才发觉他们也未必完全正确，例如章太炎的考据均田井田思想，以为历史上只有几个人，我却查出几十个人。陈垣的《史讳举例》一书，我做学生时不敢说一个“不”字，此时就为它补出好多类例来。才真体会到古人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学无止境”。北大研究所的研究生，期限是由自己规定的，期满可由自己延长。我自认一辈子都是研究生，永久不会毕业，自己到死也不会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我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所可惜的是，此后再也没有此种机会了！我至今还羡慕此种生活哩。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同郭沫若、杜国库等发起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在地下党领导下，同张志让等发起“上海大教联”，并成立一个文化研究所。我在各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之多，此后没有超过这二、兰年的。当时的某大学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都以孔夫子自居，而痛斥我为少正卯:“言伪而辩，悖逆反动”。我对文化界的尊孔派，也写出不少文章，予以揭露。
解放以来的三十年，对我来说似乎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有所提高、学术文化上有所突破时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遭遇“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精神上的痛苦和学术文化上的损失，比起北洋军阀、国民党、汉奸日帝任何统治时期都来得惨。我心血所聚的积稿，尤其是《中国思想史通论》一稿七十多万字，至今下落不明，最使我伤心！
也算得是“坏事变成好事”吧，“四人帮”把我从历史学系调到哲学系，不许我搞教学和科研，我就利用空闲时间钻研和温习佛学，发现佛教的三纲思想比儒法二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佛教各宗的观点，原来也是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的。
我从考进北大研究所到现在，一直在企图总结孔子思想体系。直到六十年代，才大反自己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根本看法，而深信不疑地肯定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
一九七九年十月写于复旦大学
來源：《蔡尚思全集集外集补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