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中国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三百年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这已经为学术文化界所公认，我就避免重复了。

这个事情的思想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这要看到两个方面 ：它范围之广，超过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而首创之功，却不及先秦诸子，这是一方面。它究竟已在先秦一千多年之后而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不少部分有独创性和集大成，超过了先秦诸子，这是又一方面。

这时期的思想界，尽管范围很广泛，内容很复杂，但基本上是彼此对立的。反过来说，他们虽也可以划分为保守和进步两大派，而二者又往往混在一起。

一、学派与教派

1.程朱派如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等，而顾炎武、张履祥、吕留良、曾静等在哲学上也属于此派。

2.陆王派，以李绂最有代表性，还有彭士望等，而李贽、黄宗羲、唐甄等在哲学上也属于此派。

3.程朱、陆王调和派，如孙奇逢、汤斌等。

4.张载派，代表者王夫之。

5.实际上是法家，如张居正等。

6.实际上是墨家和南宋功利派，如颜元等。

7.道家与道教派，如万历时有《续道藏》的刊出，傅山近于道家。

8.佛教派，如李贽、屠隆和明末四老。

9.天主教派，如利玛窦、徐光启等。

10.反各教派者，如颜元、李塨、王源和袁枚等。

二、各种新思想

就进步方面讲，大约有十多个重要问题：

1.反对尊孔读经问题

李贽的反对尊孔读经在中国古代占有最高地位，然而他(一)忠君，吹捧秦始皇为千古一帝，明太祖为万古一帝，不知尊孔与忠君是一件事而不可是两件事。(二)他尽管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但又吹捧孔子为三教大圣人之一，甚至认为三教归儒。(三)他在三教中最尊佛，往往以佛反孔。

刘献廷实在是根本否定儒家的经典者。他把《六经》贬低到“诸史”和佛教经典的地位，而且同样是古今人自欺欺人的东西，这是何等胆识。又连尊孔读经的后儒也被他斥为守旧而无用之人。

袁枚公开宣传：经未必皆真、经未必皆当、经未必适合于今世、经无效用，孔子还被指名地批评为虚伪庸俗。甚至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戒人为小恶而劝人为大恶。他的反对尊孔读经，在清代学者中不失为头一个人，为其他各学派学者所不及。

2.反对道统治统问题

道统说始于孟轲、韩愈和程朱等，到了明清时代，有熊赐履、魏裔介、陆陇其、方东树等的程朱派道统说，熊吹捧朱熹胜过孔子，陆也吹捧《小学》、《近思录》、《朱子行状》等书胜过《论语》，李吹捧最尊朱熹的康熙“复启尧舜之运”，道统治统复合而为一。有黄宗羲直认王阳明一人足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说，有费经虞、费密父子的帝王公卿更当在内的道统说，有李塨、王源的三代下帝王公卿与程朱、陆王均不应当在内，只有颜元一人“直传尧舜、周孔之真”的道统说。既然有了这么多的道统治统派，便大引起反感，而出现了一些反道统治统派，如李贽根本反对道有什么断续。袁枚认为道统说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他既反对道统的正统说，又反对治统的正统说。戴怐孙则认为“治可言统，道不可言统”。

3、发挥唯物主义问题

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论，王夫之实集其大成。他在气与理的问题上，主张气是万物之本，“理即气之理”。在器与道的问题上，主张“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其道”。在动与静的问题上，主张“静即含动，动不含静”。在行与知的问题上，主张“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与王夫之同时的陈确，在自然观上，主张无神论，在方法论上，主张发展观。在认识论上，反对朱熹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的唯心主义观点。

4.情欲至上的问题

对于天理派来说，这不失为人欲派。前者把二者对立起来，后者把二者统一起来。由于正统派都强调前者，所以引起后一派的反感，从宋到清主张理欲合一者，据我以前的统计，已经有二十多人。现在只讲明清的最有代表性者。

明朱健力倡情欲主义，他否定了无私之公和无欲之仁，认为只要没有情欲，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清袁枚在感情哲学上，堪称古来第一。他认为用由于爱，无所爱即无所用。因此，他反对宋儒勉强的虚伪的绝欲，和佛老僧侣麻木不仁的静坐入定，和无知识无感情的贞孝。对天子多妻制、遗弃野合的私生子、妇女缠足等等无一不加以反对。他敢于认为情欲与生子无关、无后并非不孝、女子被强暴奸污无所为非等等。

戴震与宋儒相反而提倡理欲合一主义、同情同欲主义。他不仅在考证学家中，即使在思想家中也是很伟大的一个。所可惜的是他反对程朱的理学而尊孔孟的礼学，只知程朱的以理杀人，而不知孔孟的以礼杀人。其所以不及同时代的袁枚在此，近人著书吹捧戴震而痛斥袁枚，未免不全面。

清初的王夫之也根本否认有脱离欲的理，王源、李塨等均主张僧道和娼妓、尼姑配合成婚，也含有以僧道为不近人情，而想把娼尼放出来的一点意思。王源且肯定绝欲适成越礼的纵欲。

5.反抗民族压迫的问题

明清间，以清代明，由于民族压迫是空前未有的，而学术思想界的反抗民族压迫也是空前未有的。

李世熊自甲申国变以后，山居四十余年。愤怒而著《狗马史记》等书；大骂满族皇帝和汉奸官吏。吕留良宣传《春秋》大义，说“夷夏之辨”超过了“君臣之伦”。王夫之等也强调夷夏之辨，他认为民族思想超过本民族的任何革命与夺取政权，而道德也只能限于对待本民族而不能同样地用于对待其他民族，真是大汉族主义。

6.主张学者皇帝问题

曾静和以上诸人都是富有民族意识者。可是中国从来没有人提倡学者做皇帝的，有之，自曾静始。他主张皇帝，春秋战国时代应该由孔子、孟子做，南宋时代应由朱子做，明末应由吕留良做。雍正特为此事刊出《大义觉迷录》，悬在学宫。吕留良死后，仍被剖棺戮尸，亲友无不治罪，而且罪及九族。曾静等也于乾隆即位后被杀。清朝以此警告学者和一切汉人。

7.市民民主问题

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最富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者，以黄宗羲、唐甄二人为最有代表性。

黄宗羲的经济政治思想最突出的主张有：一、工商皆本说，中国过去的思想家确实几乎是主张重农抑工商的。二、公仆式的君臣，人君应当为天下而不为自己，人臣应当为天下而不为人君。认为自私自利的君“为天下之大害”。君臣是平等的，共治天下。三、建立与君主同议政的宰相制度。四、建立监督政府的学校制度。五、建立为天下利益的立法制度。他既非同时的顾炎武、王夫之所能比，又异于晋、元时代那些虚无主义式的无君思想。所有他的著作独为清末资产阶级各派所大宣传。这就是他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地位仅亚于黄宗羲的唐甄，提出工商业者的贫富相资说，与现在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相同。他痛斥所有君主专制，公开宣传“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认为君主也同是人而不是大神。认为天下大乱由于人民贫苦，人民贫苦由于官吏不好，官吏不好由于君主专制。

余廷灿也有与黄、唐类似的贵民思想，力主君、相、民平等，君相皆民之说。

8.农民权益问题

张履祥每岁耕田十余亩，终身布衣蔬食，只有对待农工给予酒肉吃。他主张田制必当改革，量口置产，反对贫人牢而富人逸的不平等。

颜元、李塨均主张均田是第一仁政。

王源、刘淳比以上诸人又进一步，王源敢于主张田地归农民所有，官吏不得占有田地。刘淳敢于主张农夫子弟常做官吏，官吏子弟复做农夫的官吏和农民地位对调过来。这二人在封建社会时代的思想界是最大胆、最了不起的。

9.妇女地位问题

中国文化史家陈登原认为“在明时为妇女张目者，惟有一谢肇淛。这是臆断。

明李贽提出男女平等的二元论。徐允禄力主女子不必守寡，男子可以孀妇，夫妇无义可以离婚，离婚无关名节。父母子女不得互相干涉。强迫守寡是不义与不近人情。王文禄敢于指出：古礼制于男子，男子自私，所有重父轻母，轻母是极不孝。

清小说家曹雪芹著《红楼梦》，颇为妇女鸣不平。李汝珍著《镜花缘》，其中的女儿国，更少女子中心社会，男女地位正统封建社会一一相反，如男女的工作、服饰、缠足、婚姻、道德、才能、教育、政权等无不与封建社会相反。这种虚构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因为这是反封建压迫的大胆表示，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时代最为妇女鸣不平的 一种理想。

如果以此二人为小说家的乌托邦，那么极博学的考证学家中也出了俞正燮，他对男子片面多妻、妇女片面贞节、娼妓制度、妇女缠足等等无不加以 痛斥。

10.教育改革问题

李颙认为天地间道理，不应有吾儒与异学、中国与异域、贤人与庸人的界限。不以孔子学反学稼学圃为然。

张履祥主张耕读合一、建立劳动与道德并重的考试制度。还有体用合一、文武合一等主张。

陈瑚主张小学先行后知，大学先知后行。

颜元主张教养合一和贵动反静、贵忙反闲、贵实行而反对不实行的佛学、玄学、理学。贵实学而反对非实学的诗文书画。

11.人口论问题

徐光启以明代为例，从过去推断未来，得出三十年增加一倍的人口论，认为“此自然之势，必不可减之数也，而国计民力足供乎？”国计民力赶不上人口的生育，这个人口论比马尔萨斯还早二百年。

12.从西洋正式传入新宗教问题

明末清代，天主耶稣教正式传入中国，也盛极一时。有了这种资本主义化的新宗教，中国原来的佛教道教等就只是封建化的旧宗教了。以前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现在的天主耶稣教是从西洋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人所共知，从略。特别声明一下，宗教的新旧，只是就其组织方面而言；若论其性质，那就无所谓新旧了。

上述十二个新问题，确实是明清思想界的大特色。明代中末叶思想日益解放，在李贽之前有祝允明，著《祝子罪知录》，被王宏斥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乃知屠隆、李贽之徒，其议论亦有所自，非一日矣。圣人在上，火其书可也”。从李贽、屠隆、陈继儒、谭元春等，下至清初，这个风气仍未断绝，纪昀也痛斥王晖、张潮编的《檀几丛书》“所录皆国朝诸家杂著，......至程羽文之《鸳鸯牒》，取古来男女不得其偶者，以意判断，更为匹配，其序引谭元春之说，谓‘古来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板住，不能成对，赍情而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其语已伤风化。......虽古之贤人不免侮弄，......帝王后妃亦遭轻薄矣。其书可焚，奈何以秽简牍也”。这般老顽固，个个露出又要大规模焚书的狰狞面目。纪昀对明末新派胡骂什么：陈耀文“驳杂异说，诋呵圣贤”。陈氏批评《春秋》、《资治通鉴》是“私蔽盘结，缪戾乖剌”。吴安国“读经诸条，多有驳孟子、辟朱子之语；读史内谓汤武之征诛为逆，而以圣人应天顺人之说为非”。胡震亨“掉笔弄舌，多伤佻薄，愤激世俗，每乖忠孝......调笑及于明神，嘲弄及于古帝，以至明末时事，动辄狂詈”。樊玉衡不应当一文王、周公仅入第二品。张应文《粥经》一篇，模仿《论语》，“托请孔子之言，......殆于侮圣言矣”。如此等等，我们今天的评价可就大不同了。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前述的王夫之、李世熊、颜元、李塨等都比较进步了，可是都属于地主阶级，都很尊孔，注重礼教，而同张献忠、李自成等的农民革命死不两立，有些像先秦时代孟子、荀子、庄子、商君、韩非等的和奴隶革命者以及农民思想相对立。他们的进步性都是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的。以李贽、袁枚极少数人的稍敢表示反孔反礼教，为戴震、崔述等所不及，终不免为旧思想界所歧视。曾静敢于主张学者做皇帝了，可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为限的。黄宗羲、唐甄比较富有市民民主思想了，可以宣扬王阳明那一派的哲理。孔孟、程朱、陆王、佛老在明清思想界的势力还是很大的。这就是明清思想界最大的一个缺点。

(一九八零年六月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