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区九段。在日本对外的历次战争中，它作为国家神道的组成部分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解决靖国神社问题，本质是能否正确对待侵略历史以及如何祭祀甲级战犯。
一、靖国神社内的供奉对象及靖国神社对甲级战犯的态度。目前靖国神社供奉着在历次战争中为天皇而死的所谓国家“英灵”，从最早提出“尊王攘夷”的吉田松阴到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皆在祭祀之列。除在幕末维新及西南战争两次内战中死去的军人之外，其余绝大多数是在明治以来的对外战争中丧失生命者。1978年10月17日，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板垣征四郎、武藤章七人及在服刑中死去的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东乡茂德、白鸟敏夫、松冈洋右、永野修身七人共计14人的甲级战犯的灵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顽固坚持被判战争罪的人死后被政府与一般战殁者一样认定为“公务死”。从这个意义上说，甲级战犯不应属于战争罪犯之列。关于对甲级战犯分祭问题，靖国神社称，神社内祭祀的是为天皇献身的“英灵”，经过招魂仪式，他们的亡灵便成为靖国神社的神灵。从神道信仰上讲不可能分开祭祀，即使战殁者遗属都赞成，基于日本传统文化及现实困难实行分祀也会面临诸多问题。
二、靖国神社的管理及资金来源问题。1879年将东京招魂社易名为靖国神社，此时神社规格列为由皇室负责奉献币帛的“别格官币社”，这一规格就使得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社。按当时的规定，靖国神社由内务省、陆军省及海军省三方共管，全部经费也由陆军省单列。日本战败后，盟军最高总司令部于1945年12月发布了“神道指令”。禁止日本政府给与神社经济和政治支持，禁止以政府官员身份参拜神社，废除学校的神道教育，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1947年生效的《日本国宪法》中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1952年，靖国神社正式成为“宗教法人”。在上述法律和机制的约束下，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大量的国家管理的神社失去了原来的特殊地位，神社中的神官们也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但是，尽管神道教的国家宗教地位崩溃了，但靖国神社在日本遗族中仍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战后，靖国神社竭力争取日本广大战争遗族这一特殊社会团体。在神社举行仪式时，也会邀请部分遗族代表参加。日本曾通过修改《遗族援护法》和《恩给法》等法律法规，承认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有罪者的遗族与一般战殁者遗族一样领取遗属抚恤金，这在无形中支持了日本后援靖国神社的政治势力。1964年，由日本遗族会发起的国家管理靖国神社的签名运动居然获得660万人的支持。此后，日本遗族会和靖国神社方面多次要求政府以国费负担靖国神社举行的慰灵活动。在宗教法人这一招牌下，目前靖国神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团体和个人的捐款、出售纪念商品和广告。随着国内遗族成员不断去世，靖国神社的腰包也会瘪掉，今后将面临资金短缺等现实问题。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议作为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自主解散，最终成为国家管理的特殊法人。日本较有影响的《中央公论》杂志第七期上刊登了以“外交的品格”为题的访谈。其中，麻生太郎也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其上述主张。
三、从历史和现实看，靖国神社问题之所以成为敏感的国内政治问题及外交问题，其最主要原因是日本政治家和国内右翼势力沆瀣一气、互为倚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是否参拜”和“应否国营化”等问题一直是战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连续六次参拜。这既是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孳生品和小泉巩固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小泉本人的独特的个性使然。
靖国神社曾起到过侵略战争精神支柱的作用，这一点在保革对立“55年体制”存续的38年的历史中，日本的在野党、民主团体和广大民众，客观地说还比较警惕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危险动向。随着“55年体制”的解体，随着日本政局的分化改组，保守势力在日本政坛连连得势，革新政党涣散无力，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迹象愈发明显。政治总体保守化在历史问题上突出表现为首相、阁僚及国会议员执意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而制约力量则相对减弱。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自民党和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极力鼓吹正式参拜的案例。同时，日本国会的部分议员还成立了“报答英灵会”、“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等团体。每年的春秋大祭特别是8月15日当天，靖国神社内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2004年1月16日，自民党通过了本年度的运动方针，申明为了“维护和平的信念”及对“为国捐躯者表示哀悼”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连续六次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也正是基于这一日本政治的尴尬现状。当然，这也是小泉巩固执政基础的需要。他不顾国内舆论和国内正义力量的强烈反对，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是意在争特定政治势力的支持。现有日本的遗族人数大约为1000万，在遗族中较有影响的团体是日本遗族会，该会自1953年成立以来一直充当自民党主要集票机器的角色。小泉鉴于自身政治理念特别是“拉票”的需要，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彰显自己的强势地位，同时也自觉地充当了右翼势力的代言人。
也不能排除，这亦是小泉的独特个性使然。外交决策研究的认知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尔曼认为：在特定的外部限制下，“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世界观、他个人的政治风格可能影响其政府的外交战略，从而使国家的外交具有不同的特色。”作为首相的小泉本人无疑是分析日本外交决策认知模式的极为恰当的个案。从决策模式看，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带有很强的个性色彩。2001年4月，小泉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内阁首相，其政纲和形象以标新立异著称。其在2001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公约中就载明将在“终战纪念日（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尽管招致了日本国内外舆论的抗议和抨击，但仍我行我素，坚守其声称的“这是个人的感情问题”。8月3日，在他的电子杂志上，小泉写道“每年参拜一次，是信念使然”。小泉还对记者说：“日本首相出于对战死者的哀悼而参拜是正当的”。作为“大众迎合主义的典型”，舆论对小泉还是有一定制约作用的。如日本媒体最近披露的昭和天皇对靖国神社1978年合祀甲级战犯不满的“富田笔记”。天皇称：“甲级（战犯）被合祭”，“自那之后我便不再去参拜。这是我内心的想法。”昭和天皇的这番谈话旋即在日本政坛和舆论界引起极大的波纹。另外，今年国内舆论尤其关注靖国神社问题，这客观上对小泉也形成了制约。为了事先探测国内舆论对首相8月15日参拜的反映，政府专门委托调查公司实施了舆论调查，针对“首相15日参拜将作何评判”这一问题，赞成者稍稍领先于反对者。“富田笔记”面世后，国内围绕小泉参拜的慎重论也上浮。7月下旬小泉指示“再做一次调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确认“富田笔记”对舆论有多大的影响，因而再调查极有必要。随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反对参拜的声音较赞成参拜的声音大幅增多。是否参拜，首相看来要自主决断。日本《每日新闻》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当日刊登了一幅漫画，形象地道出了小泉的“苦恼”，即一方面要实现自己关于“8月15日参拜”的公约，另一方面又要回避来自国内外的批判。8月12日小泉在公邸中没有会见任何人，一个人独自沉默。2001年4月小泉首次就任首相。在当年的夏天，首相是否一定要参拜靖国神社？围绕这一问题，加藤弘一、山崎拓两人和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连日协商。但五年后，加藤和山崎两人都和小泉失和。是否参拜也渐渐变成协调人缺位状态下的“孤独的决断”。小泉基于个人错误的历史观，最终选择的依然是一意孤行煽动军国主义的这一政治举动。该行为既背离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亦有悖于现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因而必将招致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反对。（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