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

关键词：秩序 历史 历史变迁

围绕建立秩序而展开的斗争，是人类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历史的发展，是以新秩序战胜旧秩序为标志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化所折射出来的历史变迁，都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体现在新旧秩序转换过渡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节奏。

一、历史的发展始源于建立新秩序

远古时代第一次新秩序是以父权制代替母权制为标志的。早在远古时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尚未产生之前的传说时期，人类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公社经过繁荣时期到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解体。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跨度最大的一步，这个阶段最显著的变化是母系氏族社会原有的秩序被瓦解。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出现则是远古时代秩序变化的第二个标志。始自大约五六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以陆续逾时千年为周期依次发展出了大黄河流域的大汶口、龙山、齐家、二里头等文化，文字的雏形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时代，铜器普遍地发现于齐家文化中。当时各氏族内部已有了贫富分化，甚至可能出现了奴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瓦解、私有制的产生是远古时代“于神话传说之外”“进入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1]这一时期，以父系家长制氏族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十分活跃，许多部落发生了阶级分化，因而形成为军事联盟性质的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期间经过不断的战争与接触，终于在林立的部落集团中出现了“协和万国”、“班瑞于群后”的氏族集团。传说中的尧、舜、禹在古时众多的部落酋长（万国）中崛起，使军事民主制联盟的部落联盟成为当时的基本秩序。到作为禹的儿子的启的时代，军事民主选举制度遭到私有权发展的破坏，取而代之以世袭制度的秩序，从而在我国诞生了第一个雄踞于“万国”之首的、被后来称为“夏王朝”的夏后氏国家机器。第三次新秩序的建立是以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产生为标志的，这一时期迫使贵族“平民化”，一部分夺取了土地的“自由民”社会地位上升。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这部著作产生于社会激变与大分化的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秩序正在向“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2]的新秩序转变，这种转变打破了王族对土地和奴隶的垄断，王族之外的另一部分人争夺土地和奴隶的斗争破坏了旧秩序，使旧贵族在新秩序中感到“无恒安处”。历史的发展以封建生产制秩序的建立和奴隶制秩序的瓦解为标志。而反映历史变迁的秩序转换使得探讨人生必变、所变、不变大原理――《易经》中得到了观念的提升，一部表面看似周人问吉凶的卜筮之书实质上所揭示的乃是中国无古时代一部由秩序演变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3]周易下经第十九卦“革”卦含有变革、改革之间。“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晦亡。”“革”原意是皮革，兽皮经加工，制造成柔软的皮制品，含有改革、变革之意。这一卦，上卦“兑”是泽，下卦“字：左‘离’右‘隹’”是火，兽皮在水中浸，火中烤，制成皮制品，因而革是一种艰难的动作，亦是一种创新。历史变迁犹如制革，既有改朝换代，移风易俗的变革的一面，也有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创新的一面。

二、创建新秩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

反观历史，人类社会依然还处于一种以“帝国”为主导的秩序控制之下。帝国的产生，在东方有着极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自大秦帝国建立以来，虽然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的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封建王朝，都不过是秦始皇所建立帝国秩序的复制品。春秋战国时代，秦朝起源于一个由“比于戎翟”的弱小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并通过征服各国，最终取胜的艰难历程，历时若一百多年。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秩序的国家。在历史上，秦王朝虽然只是一个历经两朝的“短命王朝”，始皇帝赢政的子孙未能让大秦帝国延续秦始皇“万世一系”的帝国梦想。然而，秦始皇所创立的帝国制度却在改朝换代的风雨飘摇中延续了两千多年。同样，秦代向汉代的转变，也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中国自秦王朝建立封建帝国以来，一种总体上没有质变的社会秩序在改朝换代的渐变中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从本质上说始终没有摆脱“帝王”秩序的窠臼，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往往以推翻皇帝为目标。其领袖人物大多称王称帝，有的建立了新的王朝。直到19世纪中叶，秦朝所建立的万世一系的社会秩序在世界历史的大潮的冲击下开始发生断裂。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由于没有建设新秩序的目标，也缺乏推动秩序转变的力量。因而中国社会只能在旧秩序下徘徊，历史在循环中渐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打断了中国社会历史渐变发展的链条，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挟持的变革力量开始影响并介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再也无法沿袭改朝换代的老路，维持封建社会的正统秩序。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一个古老的王国，从那时起，死而不僵的这个封建秩序的百足之虫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经历了漫长的秩序过度混乱期之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新社会秩序的形成，终于宣告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反思历史，社会秩序变迁的逻辑甬道已让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出编程为秩序格式的历史发展奥秘。在世界普遍走向新社会的过程中，随着信息时代、后信息时代的来临，[4]人类社会的秩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把握社会秩序的变迁转换的趋势，探寻推动这种变迁转换的内在力量，自主地在新秩序的框架下实现社会转型，乃是我们在当今时代进行历史发展的主体性运作的机遇。

西方的历史发展也经历了与中国社会大同小异的过程。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J.F.C富勒在其恢宏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考察了“三个地理性的集团”的战争，认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性大事”是一系列帝国的产生。他认为，主要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的“那些从远古时代一直到李班多（Lepanto）之战为止的战争”，“最主要的政治性大事为罗马帝国的产生”；而李班多以后的主要发生在大西洋边缘的到“滑铁卢之战为止的战争”，“则为不列颠帝国的产生；“自一八一五年以后，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为舞台了”，这个集团虽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但“仍旧依照”“前例演变”“而发展成为另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只剩下了美国和俄国两大战国，富勒说，“假使在明天若发生了冲突，而其中有一面获得了优势，那么下面的那一个帝国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可见思想的穿透力。历史发展的结局显然并没有超出思想家的预言，在美苏冷战对峙45年之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美国幸运地成为“获得了优势”的那一面，而成为富勒预言中的那个活跃在世界舞台的“全球性帝国”。

世界所沿袭的帝国体制秩序是否行将走到它的终结点？这是一个很难直接给出答案的问题，然而历史的轨迹似乎以一种无声的语言在给我们提供着某种警示，徘徊在帝国秩序之下的历史终究有其终结的一天。这个终结是帝国的终结，这个终结同时还意味着帝国的秩序所能容纳的历史发展达到了它的限度。说到帝国的终结，我们必须认识帝国的性质。赵汀阳先生认为，“帝国”这个概念在现代演变成为一个推动了自然朴实品质的改版概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到了19世纪后期才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反思性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帝国主义理论都“假定控制海外资源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自身最大化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系列概念”，“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家制度的超级军事/政治力量而建立的一个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以部分支配整体”的哲学精神表现为欧洲传统的“以一国而统治世界”的帝国和帝国主义理念，帝国在“民族主义原则”的重塑下不仅在精神上失去了“传统帝国兼收并蓄的胸怀”，而且其强权好战方面则被发展到极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都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作品）。“最突出的一点是，按照纯粹理论上的定位，天下/帝国根本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社会。”[5]既然帝国是暴力的产物，帝国是依赖于暴力而维系着的秩序，帝国的存在就意味着暴力必将引发此起彼伏的战争冲突。赵汀阳先生通过对帝国历史的考察，把帝国归结为三种典型的模式：古典的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领土扩张型的军事大国（即罗马帝国模式）；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现代帝国模式，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以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帝国理念和行动原则；全球化时代的美帝国主义模式，“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国家的政治霸权、经济支配和知识霸权从而形成‘依附’格局”。[6]三种典型模式的帝国，其共同的特征都是企图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征服和控制世界，使世界历史围绕一个国家的利益的轴心旋转。控制的主要手段和重心从领土控制、资源和财富的控制到全球性帝国的制度和文化控制。虽然表现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本质上却没有根本的不同。帝国为了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它们都需要建立以帝国利益为核心、服从帝国利益需要的全球秩序。帝国的本性是依赖于暴力维系自己的生存，虽然帝国的制度秩序一直持续地维持了自己的生存。正如富勒所说的，借助暴力的传承，帝国的薪火从罗马帝国传递到大不列颠的，今天又传递到美利坚帝国的手上。在东方的中国，帝国的薪火更是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从大秦传到大汉，从大汉经由一段四分五裂的动荡时期终于传递到陏唐，一直传递给统治了中国260余年的大清帝国。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区域性帝国还是全球性帝国，借助暴力维系自己的生存则是这些帝国的共性。帝国的在暴力的传承下表现出了绵延不绝的强劲生命力，然而，就某一个具体的帝国而言，依靠暴力维持自己生命的帝国最终也都在暴力中毁灭。今天，帝国的链条似乎依然在暴力的传承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然而旧的暴力不断地催生着新的暴力，同时旧的暴力最终都为自己的所催生的新的暴力所毁灭，是帝国秩序得以延续和存在下去的方式。帝国的秩序的存在将令人类历史徘徊不前，事实上这种处于循环的秩序状态中的历史已经先验地决定了全球性帝国美利坚帝国的命运。美国的命运取决的于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沿袭帝国秩序还是改变这种秩序，美利坚帝国站在“十”字路口，人类的命运站在“十”字路口。如果继续走以暴制暴的老路，任何强大的帝国都将在暴力中为新的强大的暴力所取代。而一个沉浸在旧秩序的强大帝国，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综合国力，这个国家决非推动历史前进道路的开拓者，而是使历史滞留在过去的历史“遗老”。以维持一国霸权的帝国秩序显然是没有出路的，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推行单边主义的全球性帝国在处理世界性事务上面临的种种困境已经宣告了这一点。正如英国学者布鲁厄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一词一般是指更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7]帝国的秩序只能造成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状况，造成冲突和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已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这种不平衡发展规律中揭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战争的结局是旧帝国的衰落或灭亡与新帝国的崛起，世界在帝国的秩序下轮回循环，历史在帝国的秩序下徘徊停滞。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质上以一种曲折的形式反映了帝国秩序的命运。冷战是帝国秩序下暴力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福山所谓的“世界大同”状态下“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阶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等都是对后帝国时代的一种展望和描述。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实质上就是“帝国时代的终结” [8]

新秩序是历史走向新阶段发展的前提，建立新的秩序是当今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前提。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地方性”日益消失在“世界性”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问题都联系着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都联系着其他地方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没有世界观”（no world-view）的“世界”――即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属于世界整体的世界利益、世界制度和世界秩序。我们的时代，虽然个人的、地域的或民族的东西日益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然而能够整合不同利益的“精神”、“制度”和“价值意义”上的世界并不存在。这种矛盾的现状，实质上暗示着一种能够给历史在其未来提供发展出路的新秩序的雏形。帝国秩序的局限性，本身蕴涵着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在赵汀阳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在思考或许可能的世界制度的问题上”，“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和伦理学的优势（virtue）”，在“反思世界性利益”方面“具有世界尺度”，是一个“冲突最小化”而“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生态”的模式。[9]然而，“天下”模式毕竟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帝国的实践”，直到今天仍然是“缺乏足够的实际条件”的“关于世界制度的初步理论准备”，这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0]显然，世界性利益不能仅仅是观念，而且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利益。从观念到利益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弥合这条裂缝的条件显然得从“理念”以外的现实世界中去寻找。那末，未来新的国际秩序应当是什么呢？中国伟大战略家邓小平已经预言到在帝国之后，世界将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邓小平于1984年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1]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乃是后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虽然由于人类至今仍未彻底地消耗掉“帝国”这一旧时代馈赠予我们人类社会的遗产，使得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在现时代一个也没有解决，但是随着帝国秩序的瓦解，新秩序的建立世界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程。

三、对秩序的主观把握是历史发展的观念向度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尊君的社会，自夏商迄明清，王权一直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君、家、国一体的君主专制政体使帝王成为国家的占有者和社会的主宰，由此产生了人们对君权的崇拜。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政治文化，一言以蔽之，即尊君。历史发展的这种状况已沉淀在丰富的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之中，观念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体现了历史主体运作历史的自觉意识的不断觉醒。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2]显然，这是一种历史的价值观，强调了名实关系、名分地位、言行规范、制度准则等不同层面的秩序内涵与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种历史的价值观还强调了历史的存在方式就是发挥稳定性的社会秩序对无序和混乱的整合作用，使偏离、违背或反历史的现状归于历史。在规范和秩序的整合中，让社会上各阶级、阶层依据一定的社会地位（名分）行事，从而让整个社会达到“天下有道”的历史境地。自孔子以来，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系统性、理论性、权威性、深层性地发展与积淀，为新秩序观的产生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奴隶制文化给先秦改革家们的“阻抗值”。[13]思想家们是以批判旧秩序展望新秩序来重建新时代的历史的。龚自珍主张“逆”社会；洪秀全提出光明世界代替黑暗统治；章炳麟指出中国必须由封建社会转向资产阶级民主，必须批判神权、皇权和儒学；康有为提出建立无九界的“大同之世”，主张采用“托古改制”的访求来实现两种文明的新旧转换。

而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其历史道路虽然在具体的演化形态上不同于中国社会，但在实质上确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和规律。历史发展都是以一系列秩序的变迁和转换所表现出来的。产生于希腊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急剧转变时代的荷马史诗，刻画了当时人们对时运多艰、荡析离居的希腊社会现实的深刻印象，揭示了作者最朦胧的以社会秩序激变为特征的历史转折观：历史有其社会秩序演变的特有节奏；历史的进步通过英雄们对正义（私有制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生与死的搏斗来实现。荷马史诗之后出现的赫西阿德的叙事诗，用现实、几乎是记录式的描写表达了一种社会秩序转变的思想。诗中叙述人类社会的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时代等不同的社会秩序。此外，希腊的悲剧也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与秩序的联系。古希腊一些重大的历史悲剧都是以历史重大转折与秩序变化为原型。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复仇女神》反映了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秩序变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展现了希腊英雄时代社会秩序转变特征；《请愿妇女》描写了古希腊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提休斯改革。马克思从旧制度灭亡和新制度产生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悲剧意识中内涵着秩序变迁的历史发展寓意：“当旧制度还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ancien régime［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是悲剧性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正是通过悲剧性的秩序转变、悲剧式的牺牲，获取“凤凰涅槃”后的新生。赫拉克利特哲学是希腊历史进入文明后向古典时代转变时期的精神产儿，他是第一个用转折范畴构造“世界－秩序”（Kosmas）生成与发展的哲学家。中世纪教父哲学著名代表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他描述了在“光明”与“黑暗”两种秩序的斗争中所发生的历史转变过程。[14]他认为，历史是“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两种秩序的转变。[15]这种转变被他描绘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进步过程。欧洲近代乌托邦文化思想家们把设计新秩序当作人类崇高理想对现实变革实践的诊断与建构。对于历史主体来说，社会变革不再是“适应”，而是超前建构，一种理性的设计。在圣西门看来，“人类精神进步的最高律则主宰着一切”寄寓着历史的进步。他不仅使我们瞥见了封建主义时代以及工业主义的新秩序，某些方面甚至瞥见了我们这个时代技术本位、计划性、管理性的社会。康德把创建新秩序视为人自身的事，视为人的理性创造。他认为，“大自然要使人类完完全全由其自己本身就创造出来超乎其动物生存的机械安排之上的一切东西，而且除了其自己本身不假手于本能并仅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美满之外，就不再分享任何其它的幸福或美满。”“人类并不是由本能所引导着的，或者是由天生的知识所哺育、所教诲着的；人类倒不如说是要由自己本身来创造一切的。”[16]人所创造的秩序或历史变革，由于受人性中“一切走向改善的秉赋和能量”的牵引，它显示了历史必然性的法则。

以上只是粗略地概要扫描了思想史上从主观上把握秩序，使历史的发展在观念中运作的一个向度。窥一斑可见全豹，人类历史进步同社会秩序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的发展有赖于新秩序的建立。然而，新的社会秩序并不完全是被动产生的，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也可以在自觉把握历史趋势的基础上，适应历史的发展而能动地构建适应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社会秩序。人类寻自己社会秩序的构建也是历史转折发展的观念把握。

[1] 刘起（字：左“钅”右“于”）：《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 《小雅·北山》、《大雅·瞻卯》。

[3] 在《易经》中，秩序转换的本质被理解为“蛊”，即腐败与革新。“蛊”是周易上经第十八卦。“蛊，无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随卦倒转，成为蛊卦，彼此是“综卦”随和容易同流合污，以致腐败，腐败就需要革新，革新需要随和众利；两者交互为用。“蛊”是皿中的食物，腐败生虫，象征着历史的衰败。历史中的衰败包藏有元始与亨通，演变的结果，天下又会重建秩序。“利涉大川”是说天下混乱正是向前迂进有新作为的时机，变可理解为历史进入“涉川冒险”之时。“甲”是小干的开始，引申为事件的发端，甲的前三日是辛（同“新”，即自新意思）；历史盛极而衰，将要崩溃，人们事先应有自新的精神，想到即将发生的事端，应尽力防患于未然；甲的后三日是丁，是丁宁的意思。指历史正在转变，应反复丁宁观察，留意不可重蹈覆辙。

[4] 何谓后信息时代？曾是副总统戈尔撰稿人的丹尼尔·平克在其新著《全新的思想》中提出，信息时代正在让位于概念时代，富有创造力和同情心的人将在行其道。21世纪伟大而令人焦虑的外包革命正在促使发达国家的工人被淘汰。法律、医学、会计、金融和计算机编程领域一并令总公司满意的就业遇到了亚洲受过良好教育的廉价劳动力的威胁。此前，当农业让位于工业、后来工业又让位于“知识经济”时，发达国家经历了痛苦的革命。丹尼尔·平克在《全新的思想》一书中指出：信息时代正在让位于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在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富有创造力和同情心的人将大行其道。在价值链上，创造力高于数学能力。工程师，出局！艺术家，请进！他用人类大脑比喻即将到来的革命。左脑负责的逻辑推理工作一度是中上等阶层的有效入场券。但是，平克写道：财富、技术和亚洲正在促使这些大多可以自动化完成的工作成为过时的劳动。在平克看来，未来属于艺术家、发明家、设计师、说书者、保健员和远景思想家，即迄今尚未收获资本主义最杰出奖励的平民百姓。在平克看来，未来的经济成就需要将左半脑的逻辑思维与右半脑的创造力合二为一。（资料来源：《信息时代走向概念时代》，载《参考消息》2005年7月6日第15版）

[5]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6]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7] ［英］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8] 方　立：《文化帝国主义的几种理论形态》，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4875。

[9]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0]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96页。

[12] 《论语·季氏》。

[13] 参见张　雄：《历史转折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4] 参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5] 参见张　雄：《历史转折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16]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