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明史观的构建是包括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文学与艺术在内的我国理论界面临的重大问题。7至13世纪，是我国当代“民族”概念语境下民族关系重构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笔者在“7至13世纪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的研究中，通过汉藏民族文明发展的史实个案的研究，构筑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的立体框架，将7至13世纪汉藏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史实穿缀其中，形成汉藏民族个案与多民族整体史实的历史叙述。
本研究旨在构筑正确的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史观，提出“汉藏多民族文明”的概念，增强中国学者主导西藏文明史研究的话语权。笔者利用藏区和内地留存的藏汉文物资料建构汉藏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以理服人，使国际社会了解汉藏文明交流的客观史实及其构成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内在规律。“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史”是指汉藏文明交流史本身及其伴生的多民族文明交流史，是一种具有可辨识特征的物质文明史，而不是单纯的“汉”与“藏”各自的文明史。
7至13世纪的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主要是通过文物特别是佛教文物呈现的。本研究选择汉藏及多民族艺术个案入手研究文明史，主要内容是以作为文物形态存在并具有时空属性的摩崖碑铭与造像、寺塔石窟及壁画等为纵向线索，穿缀国内发现的传世文物，运用考古学、艺术史学（含建筑、工艺美术史等）、历史学、民族学、语言文字等多学科的方法，对它们科学记录、系统整理并进行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筑“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交流”作为中心论题，重在利用各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文献史料，强调汉藏多民族文物材料所独具的丰富性与真实性特点。研究期冀在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研究中以新材料、新视角，探索其中的内在规律。
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研究首先通过藏汉神话体系、岩画类属、建筑样式、丧葬仪轨的比较，探析汉藏民族之间在基层信仰、意识形态领域的共性，指出其中透露的汉藏民族文明共生关系的必然性。用不同民族的战神图腾和感生神话说明西藏神话与满通古斯草原萨满文明的联系。同时以对藏区各地流行的风马经幡与中原汉地纸马在起源、应用形式及两者内在五行哲学观念的分析，以个案说明汉藏文明交往的内在动因。唐吐蕃时期是汉藏民族政治文化交往、汉藏文明形成的重要节点，唐相阎立本《步辇图》以如椽画笔记录了历史的瞬间；唐蕃联姻、汉地典籍的传入及中原王朝的纪史传统影响了吐蕃历史文献的大事纪年与史传文学；卫藏地方的查拉鲁普、叶尔巴石窟与温江多宫佛塔是中原宗教建筑中心柱石窟与木构密檐佛塔传入吐蕃腹地的见证。吐蕃统辖敦煌及河西地区近70年，敦煌石窟壁画体现的密教义蕴与图像式样对早期西藏艺术有巨大的影响，成为吐蕃时期艺术的重要遗例。莫高窟中唐石窟的吐蕃赞普部以群像程式展示吐蕃王朝对汉地中原王朝思维方式的接受过程，瓜州榆林窟壁画的婚宴场景呈现出吐蕃统辖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榆林窟第15窟天王坐像则以于阗式样毗沙门天王由战神转变为财神的过程昭示民族间的纷争与和解。榆林窟第25窟源自开元三大士唐密的胎藏界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系统，通过吐蕃僧俗艺术家益西央等的摩崖石刻造像与绘画，由敦煌经由青藏吐谷浑古道扁都口进入青藏、川藏民族杂居的西南峡谷地带，造像在流转中融合了唐蕃古道文化融合的氛围，形成公元9世纪前后汉藏多民族艺术交流的立体画廊。文明史认为7至9世纪唐蕃民族的交往模式形成了我国民族之间文明交往的范式，由汉藏民族交往形成的汉藏文明是我国中古时期多民族文明史形成的坚实基础。
9世纪以后，唐、吐蕃衰亡，辽、宋、党项西夏、回鹘、南诏大理此起彼伏，10至13世纪我国从东到西的广大地区进入了重构多民族政治文化版图、建立多民族文明史主体框架的重要时期。唐蕃时期的汉藏文明体系发展至两宋，通过辽、西夏等民族的中介，汉藏文明的共性进一步加强，以汉藏文明为主干形成此时期多民族文明史。本研究从讨论10至13世纪归属中原文化圈的辽、南诏、大理、回鹘、西夏多民族美术个案入手，分析唐密图像衍传至辽宋佛塔形式的图像配置。另外，以云南密教文献和剑川石窟密教造像辨析唐密图像衍传南诏大理时呈现的变化形态、大理国的佛王信仰与禅宗传承；以莫高窟第76窟八塔经变画追溯佛教复兴时期宋辽与宋夏之间各民族经由丝绸之路与印度的交往、贝叶经与佛教图像的传播；以回鹘艺术从汉唐中原审美风尚转向为中亚丝路式样剖析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地域冲突。
以往把持话语权的西方艺术史界将11至13世纪西藏艺术作为印度、尼泊尔艺术的附庸，割裂了此段时期西藏艺术与中国多民族艺术之间内在的联系。事实上，为了因应这段时期佛教的“末法”气氛，应激而起的民族佛教复兴浪潮席卷包括宋、辽、吐蕃、西夏、回鹘在内的诸多民族地区，造塔起寺、求经传法，体系化藏传佛教的兴起正是复兴思潮的成果。与此同时，由于13世纪前后的印度逐渐伊斯兰化，其原本衰微的金刚乘佛教对汉藏艺术的影响逐渐式微。因此，将以西藏艺术为代表的西藏文明的精髓归之于南亚印度尼泊尔系统传承，是以外在的表现形态掩饰了其中的精神本质。笔者通过考察藏西石窟寺，讨论西域石窟造像在藏西交通孔道的东南向延伸，个案辨析藏西石窟形制、图像配置，重点讨论藏西石窟千佛图像与西域敦煌所见北传大乘佛教千佛造像的渊源关系。笔者在集中考察藏区中部扎囊县11世纪后半叶创立的扎塘寺的基础上，辨识其寺院壁画的内容，进而探讨中原汉地法华信仰与图像传入吐蕃的路径。通过分析桑耶寺建筑形制与造像配置，勾勒11世纪佛教复兴之时圆融宗教在西藏的呈现方式。
12至13世纪是汉藏多民族文明关系发展与凝聚的时期。在此过程中，西夏文明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笔者通过考察西夏流传藏传佛教文物梳理吐蕃、西夏历史文化联系，并以敦煌及河西走廊西夏石窟个案的分析讨论12世纪前后汉藏与多民族宗教思想的融合。笔者认为莫高窟第465窟是至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西夏前期保留东印度金刚乘密续图像体系的石窟；榆林窟第3窟的壁画绘制糅合了唐密、藏密与华严思想，是丝绸之路多民族宗教思想的空间展现，而东千佛洞第2窟的龟兹型石窟形制、施宝度母与救八难度母图像完美的展示了12至13世纪两宋、西夏、吐蕃在丝路古道上的文明交流。
元朝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施政使得文明领域内汉藏及多民族关系具有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13世纪的蒙元时期汉藏多民族物质文明更加变化多样，其中融合了多民族文明元素的元代艺术具有强烈的气势与爆发力。本研究首先以元代汉藏佛教文物遗存的考察建立汉藏多民族政治关系史框架，以浙江杭州飞来峰汉藏佛教石刻造像考察西夏至蒙元时期汉藏多民族文明观念的冲突与调适，辨析10至13世纪江南地区吴越地方佛教造像衍变至宋元汉藏艺术主流的过程。研究中以此时期六体六字真言信仰的兴起与传播路径为线索，考察了西夏后裔杨琏真迦最初镌刻于飞来峰的梵汉六字真言如何通过元代朝廷蕃汉僧官流布于东南沿海，积聚于大都，传播于全国各地。同时，从武威博物馆藏喜金刚与大黑天金铜造像入手解读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凉州会谈，以大都妙因寺白塔讨论城市的白塔象征与汉藏多民族文明的扩展。笔者通过对西夏日喀则夏鲁寺护法殿东壁壁画描绘的龙凤王座形制的分析，表明藏区地方势力对糅合了中原汉地皇权思想的元代朝廷的归顺。文明史独辟蹊径，从藏语词汇变化分析西藏金铜冶炼、金铜造像及其与周边文明的联系，认为藏语词汇“于阗”（li-yul）、“琍玛”（li-ma）至“紫金琍玛”（zi-khyim li-ma）的演变，可以考察藏汉佛教艺术对作为佛教圣地于阗文化认知的推动，考察佛教图像与造像技术的发展及其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对应关系，乃至汉藏与不同民族之间物质文明共同发展的轨迹。
居庸关是塞外草原连接华北京畿腹地之间官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元顺帝时在此设计建造的过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巍峨见证，是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现今各界只将元顺帝“报施于神明”、元人自认“壮丽雄伟，为当代之冠” 的过街塔看作藏传佛教的佛塔，实际上没有领会设计建造者的雄心大略，无意中忽略了过街塔更大的价值。笔者对元代最能代表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的居庸关纪念碑式建筑进行了重新考订，从塔身建筑及造像来复原设计者将西夏蒙元时期的多元信仰熔铸于过街塔建筑的绝妙构想。
11至13世纪或者说宋元时期是包括艺术在内的多民族中华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包括丝绸之路东段河西走廊的民族交融地带，是本时期汉藏与多民族文明重构的时空交互地带。在印度中亚佛教衰微后，汉藏佛教与多民族佛教艺术以中国境内丝路，特别是以河西走廊为舞台，上演一场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大戏。这种融合趋势导致了此期汉藏多民族文明史的重组与变革，使之与前代民族艺术关系呈现不同的面貌，真正形成了有内在演进规律的图像风格关联。可以这样说，11至13世纪吐蕃、宋辽、西夏蒙元文明研究最大的突破，在于我们将由地域及宗教文化特征形成的、相对孤立各个民族的文明事项置于11世纪至13、14世纪中国多民族艺术史所依靠的政治文化交流的宏大网络中，作为这一时期重构真正意义上的汉藏多民族文明史最重要的共有元素。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