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进行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虽然袭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并未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全部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我国历史和民族问题实际对其思想和理论进行了适当地调整和改造，不赞成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的民族理论，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民族理论，开启了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民族理论构建最大的不足是没有区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不同，混淆了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民族　狭义民族、广义民族　中华民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

作者简介：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观，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长春师范大学助教。吉林 长春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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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进行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被誉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五朵金花”之一。学界对这一时期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主要关注点在于汉民族形成问题，很少有人从民族理论构建视角进行探讨。其实，这一时期民族问题大讨论，表面上看是要解决汉民族形成问题，实际上调整了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的理论，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

1903年，梁启超把欧洲政治理论家伯伦知理提出的民族具有八种特征的民族概念介绍给国人以后，引起了国人对民族问题的关注。1913年，斯大林提出了“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p.294)的民族定义，同时提出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以及“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1］(p.295-301)等观点。即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只有部族，没有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接受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对斯大林所强调的民族四个特征全部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以及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等相关论述存有疑问，开始了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的历程。

1950年，《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1期刊登了张志仁和刘桂五有关民族“问题与解答”的文章，刘桂五在回答张志仁所提出的汉民族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以前是否可以称为民族的问题时说，斯大林所说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以前的“各民族虽然没有完全具备民族的特征，但仍然可以称之为民族。不过它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而是正在朝向这个方向发展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萌芽，汉族才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2］。实际上，刘桂五在这里已经表达了与斯大林不甚一致的民族形成的思想。华岗在1951年重新修订出版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绪论》的中国古代历史部分使用了“民族”一词，也表达了与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不相一致的民族形成的思想。又在《答陈郊先生》一文中强调斯大林“只说资产阶级民族是‘兴盛的资本主义时代底产物’，并没有说在封建社会内就没有形成民族的可能。”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由于国防的利益，即抵御外族侵略的必要，便已出现过中央集权，有了国内市场，有了经济、领土、语言、文化的共同性，因而也就出现了与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虽然有人对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论述表示怀疑，但并没有否定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是在斯大林的相关论述中寻求适合自己观点的答案，再加上大多数人维护斯大林的相关论述，致使“理论界一致认为，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当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都是这样讲的”［4］。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学者试图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1953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发表了《论中国的民族形成》一文①，认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以前不可能有民族，中国民族“是在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形成的”，即认为中国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过程同步，是作为受压迫的民族而形成的。1954年，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②一文，不赞成格·叶菲莫夫有关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观点，提出了中国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认识，正式拉开了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的序幕。

范文澜虽然不同意斯大林和叶菲莫夫等人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但他并不反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个基本特征可以作为基本原理来衡量中国汉民族的形成，并认为在中国秦汉时期，民族四个特征初步具备了。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汉民族是“在独特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具备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

范文澜的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形成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高潮。195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举行学术讨论会，就范文澜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进行讨论。多数人不同意范文澜的观点。有人认为范文澜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特征拿到封建时代去找，很难吻合。有人认为秦汉时代方言仍占优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不过是只有统一的书面语而已。有人认为秦汉时代统一的民族市场并没有形成，不具备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特征等等”［5］。

虽然大多数人不赞成范文澜的观点，但在具体论述汉民族形成问题时，仍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杨则俊即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他认为“十六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民族市场的出现是汉族由部族转变为民族过程的起点”［6］，即认为汉民族是从十六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开始逐步形成的。张正明也认为汉民族是在明代后期形成的［7］。杨则俊、张正明虽然维护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在具体表述上与斯大林的认识也有所不同。章冠英则发表文章，公开支持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的领主经济具有不同特点，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是共同经济生活的反映，“在中国，可以把地主经济、中央集权和民族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形成。他认为秦汉以后形成的民族是“独特民族”，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民族是“资产阶级民族”，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形成的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8］。

由范文澜开创的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的学术讨论，虽然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大多数人仍然维护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自己的民族理论构建并没有完成。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

范文澜提出的中国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虽然获得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但还是遭到众多学者的反对。到了50年代末期，就在一些人想为这一时期颇具声势的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以及范文澜的错误划上句号之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主持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时，需要解决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如果按照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几乎都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都不能称之为“民族”，“只能称之为‘部族’”。当时，“在我国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对于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本民族为“部族”，特别反感，“有人认为，不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是‘民族’，而名之为‘部族’，这是对少数民族的岐视，绝对不能接受”［9］。致使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讨论，隐现出了演化为政治问题的趋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牙含章以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进行了多年探讨，认为50年代出现的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主要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外文著作中“民族”一词翻译的不科学和不严密造成的，遂于1962年春召开了“民族”一词译名统一问题的座谈会。牙含章在会议上指出，汉语表示“民族”这一特定含义的词只有一个，而在英语、德语和俄语中则有较多同类语。如俄语中的“”，都可以作为“民族”一词使用，“在列宁和斯大林前期的俄文原著中，讲到民族时，对这几个词常常通用，但略带一点倾向性，即讲到现代民族时，多用‘’，讲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时，多用‘

’”［10］。而我们在50年代以前，多将“

”一词译成“部族”，而将“”一词译成“民族”。牙含章建议取消“部族”的译名，将“

、”二词都译成“民族”，或将“

”一词译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

”一词译成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或现代民族。这样就可以解决少数民族不愿意称本民族为“部族”的问题了。

会后，牙含章（笔名章鲁）连续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③两篇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形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形成于古代，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就说过‘部落发展成了民族(nation)和国家’”，明确提出了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观点”。“部落是原始社会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9］。同时，他又认为，恩格斯关于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观点和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并不矛盾，认为恩格斯讲的是一般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的问题，而斯大林讲的是“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问题，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涉及到汉民族形成问题，牙含章则认为“汉族这个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古老民族”④，所论与其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部落时代的观点并不一致，也就是说，牙含章认为民族的形成和汉民族的形成并不是一回事，两者不一定同时形成。牙含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引发了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第二次高潮，中国民族理论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次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高潮与50年代主要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不同，主要是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形成问题兼及汉民族形成问题。

施正一、浩帆等人赞成牙含章有关由部落发展成为最初的民族的观点，认为“氏族和部落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民族则是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氏族部落和民族在本质上的不同”［10］。他们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并非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和确定以后才出现⑤。方德昭、文传洋虽然同意牙含章有关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观点，但不同意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观点，认为民族形成于阶级社会初期，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⑥。岑家梧、蔡仲淑也赞成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观点，但不同意牙含章等人有关原始社会已经形成民族的观点，与方德昭等人有关民族形成于阶级社会初期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民族形成于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认为汉民族虽然出现在秦汉时期，但它的“早期阶段华夏族则形成于西周到春秋时期”。认为春秋时代的华夏族和羌狄“言语不达”，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也有很大的不同，“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华夷之辨，体现了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差异，认为我国古代的华夏族具有共同的语言和表现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11］。岑家梧和蔡仲淑虽然将华夏族作为汉族的早期阶段来论述，但他们认为中国的华夏族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并将华夏族的形成和汉民族的形成分开讨论，无疑是在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主要是由牙含章的两篇文章所引发，并由50年代主要探讨汉民族形成问题转向重点探讨具有普遍意义民族形成问题，兼及汉民族形成问题。牙含章的初衷是想通过民族译名解决民族形成问题，虽然多数人认为民族译名并不能解决民族形成问题，但牙含章等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相关论述，这就为他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观点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并赢得了多数人的赞赏。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人坚持维护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但在学界已不占主流，“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认识得到广泛传播。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学者所构建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理论，逐渐为学界所接受，几乎成为20世纪中后期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普遍共识⑦。

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成绩与不足

1.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成绩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虽然采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处理民族事务，但并非全盘照搬、盲目顺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是从一开始就有人对斯大林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后经范文澜、牙含章两次引领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调整了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理论，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形成于古代”民族理论，在中外民族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进行民族理论构建时，虽然不反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但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也没有盲目地、教条地全部照搬，而是结合我国的民族问题实际，灵活运用。比如，我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所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虽然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指导，但并没有遵照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1］(p.295)的认识去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根据我国历史实际，抓住各个民族中最主要的或一个、或二个、或三个、或四个与其他民族不完全相同的特征及风俗习惯，顺利地完成了民族识别工作⑨，这也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对中国古代民族的认识也是这样，既没有强调民族的四个特征缺一不可，也没有强调民族的四个特征都要达到斯大林所说的民族所应该达到的水平和高度。而是根据民族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变化的性质，对各个不同时期民族的四个特征的发展水平和程度作出不同程度的评估，没有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民族的四个特征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同等看待，而是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别。比如，对华夏民族形成的地域条件就不一定要求达到“长城以内”的广大范围，而对汉民族的形成则要求达到“长城以内”的地域条件等等。实际上，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所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和对古代民族的认识，就是在没有否定斯大林民族定义而灵活运用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应该是灵活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民族理论（即马克思和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典范。

2.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不足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虽然取得了调整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理论，构建了“民族形成于古代”的中国民族理论建设的重大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首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民族形成问题虽然讨论热烈，但对民族可以区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认识不足。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时，也有学者提出过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及其划分问题。如杨堃就曾指出，“民族一词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型类”，“狭义的民族，却仅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而言。”［12］应该说，杨堃将民族区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认识，但他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类型”说成是广义民族，而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说成是狭义民族，不知在狭义的“社会主义民族”中是否包括“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民族？如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民族仍在同一个层次的狭义民族之中，这种划分方法对我们认识不同类型民族仍然无所补益。后来仍然有人按照这种方法划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如吴仕民等人就认为“广义的民族概念，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或作为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或作为一个地域内所有民族的统称(如美洲民族、非洲民族、阿拉伯民族等)。狭义的民族概念，则专指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13］(p.3)按照这种划分，不知在狭义的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中是否包涵有广义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美洲民族等，如果包涵的话，恐怕还是混淆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区别。何叔涛则将民族划分为“单一民族”和“复合民族”，是十分可取的，但他也赞成杨堃将古代民族说成是广义民族，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说成是狭义民族的观点⑩，不知古代的单一民族如汉族以及金朝境内所包括的汉族、女真族、契丹族、渤海族等多民族的金朝民族（即国族）的复合民族是否都可以称为广义民族，而近现代的单一民族如汉族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合民族是否都可以称之为狭义民族，如是，其有关“单一民族”和“复合民族”的划分又失去了意义。

翁独健等人也提到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问题，他们认为“可以把民族区分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民族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地具有民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不管它处于原始社会、阶级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狭义的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期形成的，国家的产生则是它形成的标志。”［14］(p.5)翁独健等人认为广义的民族是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地具有民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是可取的，但他们将狭义的民族限制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期，恐怕就有些问题了，因为，按照这种认识，不仅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期以后不会再有新的狭义民族的形成，就连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广义民族如“原始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族、文明民族”也都成了狭义民族，这样的划分也容易混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区别。

近年来，叶江曾指出“中华民族人们共同体是一个由多民族(ethnic groups)共同构成的民族(nation)，而汉民族与构成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人们共同体”，他认为“当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忽视了称之为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仅仅只是构成中华民族这一更大的人们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是全部，而只有中华民族才是与建立统一国家——中国直接相关的‘民族’(нация/nation)”［15］。叶江提出第一层次的民族(nation)与第二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s)的概念，并认为中华民族与汉民族是两个层次上的民族，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认识。但他并没有使用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又忽视了中华民族形成的问题，认为“只有中华民族才是与建立统一国家——中国直接相关的‘民族’”，不知将建立统一国家的夏朝的华夏族和建立统一国家汉朝的汉族是否视为汉族还是视为中华民族？如果将建立统一国家汉朝的汉族视为中华民族，那么，华夏族或汉族与中华民族不是又回到同一个层次上来了吗？

据此，我们认为应该将民族区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应该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华夏族、汉族、匈奴族、鲜卑族、蒙古族、满族等等。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14］(p.5)。也就是说，广义民族应该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原始民族、奴隶社会民族、封建社会民族、前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族（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是指蒙昧时期的人类和野蛮时期的人类）、文明民族等等；包括某一语系的民族，如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印欧语系民族、斯拉夫语系民族、拉丁语系民族；包括某一种经济类型的民族，如采集民族、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工业民族、商业民族等等；包括某一区域的民族，如山区民族、滨海民族、航海民族、东北民族、西北民族、南方民族、亚洲民族、美洲民族、大洋洲民族；包括某一政治地位的民族，如统治民族、被统治民族、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等等；也包括某一个国家政权内部的多个狭义民族，如唐朝民族、宋朝民族、元朝民族、清朝民族、中华民族、印度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这些国家政权的民族并非都由一个狭义民族构成，而是由多个狭义民族构成，台湾学者王明珂将这些国家政权的民族称之为“国族”⑾，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觉得，“国族”只能称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国家政权的民族，只是广义民族中的一种类型，无法概括其他各种广义民族，因此，还是用“广义民族”的概念进行概括为好。

按照这种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属于广义民族中的“国族”，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民族则属于狭义的民族。虽然都称作民族，但民族的层次涵义是清楚的：“民族”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全部民族的概念，而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则是具体地指称某一些民族的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未混淆。如同我们称“马”一样，并没有混淆“白马”和“黑马”的区别，我们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内部56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也不会混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区别。如同不应该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一样，也不应该说广义民族或狭义民族不是民族。这样，既不会混淆汉族和中华民族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民族，也不会造成民族概念的上下位混乱与矛盾了。

其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由于未能对民族作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区分，混淆了华夏族、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

华夏族、汉族和中华民族具有一定的联系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三者之间是否还存在一定差异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时，有一些学者在探讨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常常依据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或汉族是华夏族的改称、汉族是中华民族的前身或中华民族是在汉族发展基础之上形成的相关认识，将华夏民族的形成、汉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视为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就是汉民族的形成，汉民族的形成也就是华夏民族的形成，甚至有人将华夏民族的形成、汉民族的形成说成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将两个外延和内涵不同的‘民族’概念相互混淆的同时，把外延较小的汉民族概念当作外延较大的中华民族概念来进行讨论”［15］，等等。混淆了华夏族、汉族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区别。其实，无论是狭义的各个民族，还是广义的各个民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都有自己的形成条件、途径和特点，也就是说，各个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的形成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依据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定义，有所区别地去认识各个不同的狭义民族和各个不同的广义民族的形成。

华夏民族和汉民族都属于狭义民族。诚然，华夏民族是汉民族的前身，汉民族是华夏族的改称，但二者并非是一回事，如同肃慎族、挹娄族、勿吉族、靺鞨族、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满族是肃慎族、挹娄族、勿吉族、靺鞨族、女真族的改称，我们就说肃慎族的形成就是满族的形成、满族的形成就是肃慎族的形成一样，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华夏族与汉族形成的条件和途径多有不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二者有着“实质性内涵”的不同［16］。确实，华夏族是在以中原炎、黄集团为主体，融合了东方一部分夷人集团和南方一部分苗蛮集团的基础上于夏代形成的，而汉民族则是在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经过春秋战国融合大量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的基础上于汉代形成的，二者所融合的部落和民族是不相同的，所占有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存在着程度的不同，也就是说，二者的实质性内涵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在讨论民族形成问题时，应该将华夏民族的形成和汉民族的形成分开进行讨论。

中华民族属于广义民族中的“国族”，与狭义民族的华夏族、汉族属于不同类型的民族，其民族的形成不会与狭义的华夏族、汉族完全相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有一些学者依据斯大林民族四特征的民族概念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但常常将中华民族与华夏民族和汉民族混为一谈，认为华夏民族和汉民族的形成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依据“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概念（实际是广义的“国族”概念）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承认华夏民族和汉民族是民族，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于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或认为“中华民族”“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最终实现的”［17］，或认为“中华民族在国歌声中诞生”［18］，即认为中华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形成，等等，不一而足。

实际上，“中华民族”应该形成于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因为早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的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⑿。据冯天瑜研究，梁启超最初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从语境分析约指华夏－汉族”［19］，即混淆了华夏族、汉族与中华民族的区别。但梁启超随即又在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20］(p.75)。认为汉族是小民族，国内各民族是大民族，所说“大民族”无疑是指“中华民族”，已经将“汉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了区分。所说“中华民族”与我们今天说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基本一致。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梁启超于1902-1903年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是对那时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有了认识。按照这种认识，我们是不是应该将“中华民族”的形成确定在1902-1903年呢？恐怕也不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华民族的实体已经客观存在，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而已，梁启超不过是最早对“中华民族”这一客观实体有了认识而已。如此说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必定在梁启超对这一民族实体有了认识之前，也就是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之前。换句话说，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国族”的实体，必定形成在梁启超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之前。

中华民族属于广义民族中的“国族”，具有一定的政治内涵，当然与狭义的华夏族和汉族不具有政治内涵有所不同⒀。“国族”，顾名思义，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也就是说，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族”。中华民国是国家，中华民国就有自己的国族，即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之前的清朝也是国家，也应该有“国族”，即人们经常用“清人”所指称的清朝的国族。清朝自称“中国”，清朝的国族就是“中国的国族”，“中国的国族”就是“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国族”。

我们对广义民族中“国族”形成的认识，不应该与狭义民族完全一致。如上所述，“狭义民族是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广义民族则是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说，作为广义民族中的“国族”的形成，不要求民族的四大特征完全具备，只要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就可以了。

按照这一理论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认为，清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乾隆时期，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清人“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21］(P.1891)的“共同地域”的民族特征已经形成；作为“国族”，境内各狭义民族可以使用不同语言，清朝统治者也曾大力提倡和推行满语，但并未改变汉语成为全国人民通用语言的情形⒁，“共同语言”的一些民族特征也有所显现；清朝乾隆时期，是我国疆域最后确立时期，在这一疆域内生活的人们，已经打开原来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互相防范的壁垒，长城不再是民族交往的障碍，各个民族在这一“共同地域”之内的经济文化交往不再受到限制，经济交流日益频繁，经济生活互相影响，趋同性逐步增强，“共同的经济生活”这一民族特征也在逐渐形成；清朝统治者反对“华夷之变”，倡导“华夷一体”，到了乾隆时期，经过清人正统形象的塑造，清人自称“中国”意识增强，各民族“中国”认同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喀尔喀蒙古不投附俄罗斯而归附清朝、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不远万里回归祖国，就是这种认同的突出表现。随着各民族认同意识增强，各族人民认为自己是“清人”或者认为自己是清朝管辖下一员的观念深入人心，表明“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特征也已初见端倪。这说明，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以后，统一的“清朝国家民族”的“国族”正式形成。据历史记载，清朝的国号虽然称“大清”，但他们又自称“中国”⒂，因此，“清朝国家的民族”也就成了“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中华民族”。表明清朝统一全国以后，“中华民族”实体已经正式形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进行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最突出的成就是调整了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缺一不可的民族理论，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民族理论。说明，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袭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并未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看成和“圣经”一样不可怀疑和动摇，并未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全部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对其思想和理论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并在其基础之上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应该是十分可取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的最大不足是未能将民族划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混淆了华夏族、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注释：

①格·叶菲莫夫《论中国的民族形成》，（苏联）《历史问题》1953年第10期，中译文刊载于我国《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期。

②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该文后经作者修改，标题改为《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收入《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之七，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③章鲁《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人民日报》1962年6月14日；《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人民日报》1962年9月14日。

④章鲁《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人民日报》1962年9月14日；《致方德昭同志》，《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

⑤施正一《论原始民族－并与方德昭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浩帆《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并与杨堃先生商榷》，《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

⑥方德昭《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7期，《复牙含章同志》，《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文传洋《不能否定古代民族》，《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

⑦二十世纪后期，尤其是八十年代，学者们持续不断地进行民族理论构建，虽然有人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怀疑，但在“民族形成于古代”的问题上则获得了普遍认同。如果说有分歧的话，只是在民族形成上限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有人主张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蒙昧时代中级和高级阶段的氏族部落时期；有人主张民族形成于野蛮时代中级到高级阶段，早于国家的产生；有人主张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至阶级社会确立时期，与国家大体上同时产生；也有人主张民族形成于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有关华夏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则有形成于五帝时期、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秦汉之际、西汉、东汉和南北朝等各种不同说法，但一致认为华夏族和汉族形成于古代。

⑧那时，我国学者在有关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普遍使用“民族”一词。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也曾使用过“民族”一词，说明，那时中国的民族理论建构对中国学者和一些外国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

⑨有人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是错误的。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对当时客观上存在的一些具有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不同特征人群的理性承认，并非是人为地主观构建了“民族”。在这些民族的不同特征不同程度地存在、还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时，过早地宣布民族消亡，也是不合适的。

⑩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⑾参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本3分册，2002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根据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16—17世纪出现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笔者以为国家可以分为古代国家、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三种类型。中国古代的国家主要指各个王朝的国家（也称“王权国家”），或称“帝制国家”，等等。既然中国古代存在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王朝国家，就应该有各个王朝的“国族”。

⑿⒀梁启超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在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之前就曾使用过“中国民族”的概念。他所使用的“中国民族”的概念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大体上是相同的。参见金冲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大江《谁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兰台内外》2014年第2期；周平《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学术界》2015年第4期。

⒀斯大林在提出民族四特征的民族定义之后，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等人也曾向斯大林建议，“给民族的四个特征，加上第五个特征，这就是：具有自己的单独的国家”。斯大林不同意，批评梅什柯夫等人说：“你们所提出的给‘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个特征的那个公式，是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7页）。说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具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涵义，没有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非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定义，不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参见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也就是说，狭义民族原来就是一个文化概念，不需要“去政治化”。

⒁早在金朝时期，各民族也存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形，但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以汉语为通用语的情况。据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宋朝使者许亢宗出使金朝至东北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六十里处的托撤孛堇寨一带，称那里“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辨之”（参见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9页）。是知金朝时期各民族在分别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又以汉民族语言为各个民族的通用语言。

⒂乾隆曾对臣下与缅甸往来文书中写有劝缅甸“归汉”之语，十分不满，谓“传谕外夷，立言亦自有体，乃其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庚午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3页）。乾隆认为大清王朝可以称“中国”，可以称“天朝”，但不能称“汉”。明确对“汉”与“中国”进行了区分，即认为“汉”只能是指“汉族”或“汉文化”，而“中国”（大清王朝）则是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不仅说明清人“中国”认同意识增强，也能看出乾隆所强调的清朝人即是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之人，无疑是指“中国民族”的意思，“中华民族”已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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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