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以及当时一些政权虽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并仍被称为“中国”等原因，致使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仍然存在复数“中国”的现象。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关 键 词：复数“中国” 单数“中国”统一 疆域
学界对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认识不一，主要原因还是在“以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有人主张以汉族及其政权代表中国，有人主张以中原王朝代表中国，也有人主张以中原统一王朝的疆域代表中国的疆域，等等。笔者认为应该以华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共同代表中国。按此认识问题，中国古代社会无疑存在一种“多中国”现象。罗志田先生曾指出：“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有一个由复数到单数的过程”，“‘中国’实是一个外延未严格界定的实体和概念”。这一论述颇给人以启发，但他同时又认为：“到中国的概念变为单数时，大致已是夷夏以地分的局势基本固定之后了”，到了秦统一以后“复数的诸夏已成为单数的统一之华夏，夷夏关系由以众对众变为以一对众”。也就是说，到了秦统一之后，复数的“中国”就已经变成了单数的“中国”，并将“中国”限定在“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①这一认识恐怕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因为，秦统一以后各个政权仍然没有用“中国”一词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中国”一词既是地域概念，又用来指称政权，同时又是一种美称，不仅汉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自称“中国”，“中国”的概念仍然存在复数现象。直至元朝，“中国”才由复数转变为单数，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以便为探讨统一多民族中国以及中国历史疆域形成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
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的涵义很多，但并没有出现用“中国”一词作为国号的政权，说明“中国”一词在古代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②不是某一个民族或政权独有的称呼。
中国古代，华夏族和在华夏族基础上形成的汉族虽然都没有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政权，但这些政权大多自称“中国”，这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同时，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积极地认同于中原政权（华夏族和汉族政权），常常以华夏、汉族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也自称“中国”。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曾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称“乐产③《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中原）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④《汉书》、《后汉书》沿袭司马迁的说法，《资治通鉴》引注也说：“匈奴，淳维之后，本夏后氏之苗裔。”⑤这些文献均认为匈奴是夏桀之子的直接后裔。司马迁等人有关匈奴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没有为后世匈奴人否认。据《晋书》记载，魏晋十六国时期，建立汉政权的一支匈奴人即承认司马迁等人关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以“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⑥“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⑦因此，匈奴人刘渊在建立政权之时，拒绝其叔父刘宣恢复“匈奴”国号的建议，特定国号为“汉”，声称“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就是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要继承两汉之统，光大两汉之业，“遂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⑧
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政权之时，也“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特定国号为“大夏”。他曾明确表示“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建立大夏政权，目的就是要“复大禹之业”。⑨赫连勃勃强调自己是“大禹之后”，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的后人，视自己所建政权为“中国”。
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据赵旧都”，⑩是以战国时期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华夏人建立的赵国为继承对象，（11）并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继承西晋金德之后的德自居，试图跻身为“中国正统”之行列。据《晋书》记载，石勒曾担心“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这完全道出了他意欲为“中国正统”的意愿。徐光曾劝慰石勒说：“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他明确表示石勒没有完成全国统一，也可以称“中国帝王”。（12）这说明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一直以“中国”自居。
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十六国时期建立五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则更加具体地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表示慕容鲜卑即是东胡之后，也就是高辛氏之后。有熊氏即黄帝，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后代，东胡族是帝喾少子厌越的后代，也就是黄帝的后代，由东胡族分出来的鲜卑族自然也就是黄帝之后了。以“炎黄子孙”自居的慕容鲜卑后来建立燕国，声称“远遵周室，近准汉初”，（13）即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国和汉初封卢绾于燕重建燕国为继承对象。慕容儁“自谓获传国玺，改元元玺”，并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14）后来他又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继承后赵水德之后的木德自居，也希望跻身于“中国正统”行列。
建立前秦政权的氐人也声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15）有扈氏为大禹之后，也就是说氐人也称自己为黄帝的后人。苻坚建立前秦以后，也按“五德终始”学说，以继承慕容燕木德火德自居，也标榜自己的政权为“中国”正统。《晋书•鸠摩罗什传》记载，苻坚听说天竺佛教徒鸠摩罗什很有才学，“密有迎罗什之意，会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晋书•苻坚载记下》记载，苻坚派兵“讨定西域，苻融以虚秏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谏以为不可”。这两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是指占据中原地区的前秦。
《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建立后秦的羌人“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有虞氏即帝舜，他们认为“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也说，羌人“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16）轩辕即黄帝，说明不但羌人把黄帝看成了自己的始祖，就是其他少数民族也承认羌人是黄帝的后裔。羌人姚苌建立后秦，也是以秦为继承对象，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之意。
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更是以“炎黄子孙”自居，标榜自己是“中国”正统。《魏书•序纪》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人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他们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17）因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拓跋鲜卑人建立以“魏”为国号的北魏政权，是因为“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胡三省注称：“战国之时，魏为大国。中国谓之神州。”（18）这显然是以战国时期华夏人建立的魏国和三国时期汉人建立的曹魏为继承对象，是自称“中国”的一种表现。何德章认为拓跋鲜卑以“魏”为国号，按“五德终始”学说，先以继承苻秦火德之后的土德自居，后改为承晋金德为水德，都是为了与晋争夺中华正统。（19）所论甚是。北魏自称“中国”，不但得到境内人士的认可，也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赞同。如，蠕蠕（柔然）豆仑可汗时，“其臣侯医垔、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国通和，勿侵中国”。（20）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西魏末年“突厥以（史）宁所图必破，皆畏惮之，咸曰：‘此中国神智人也’”。（21）这里所说“中国”应该指宇文泰建立的西魏政权，说明蠕蠕、突厥等少数民族承认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西魏等政权是中国。
五代十国时期，以沙陀人为统治者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也都自称“中国”。沙陀人李克用、李存勗以唐朝的继承者自居，特定国号为“唐”。沙陀人石敬瑭建立后晋，以先秦时期华夏人建立的晋国以及汉人建立的西晋、东晋为继承对象，后晋大臣景延广曾对契丹说：“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22）认为石敬瑭是契丹所立，石重贵则是“中国”自立，完全以“中国”自居，这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沙陀人刘知远“居于太原，及得中国，自以姓刘，遂言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昺之后，国号曰汉”，（23）也以“中国”自居。建立北汉的沙陀人刘崇“以（汉）高祖之业一朝坠地”，（24）欲绍袭高祖之业，也以继承汉人建立的两汉政权自居，视自己的政权为“中国”。
宋辽金时期，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自称是“中国”。《辽史•刘辉传》记载，辽道宗时期，太子洗马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25）刘辉在这里所使用的“中国”一词，就是指辽人，主要指契丹人，而“诸蕃”一词则指辽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契丹人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正统王朝，用契丹文字称自己建立政权的国号为“大中央契丹辽国”或“大中央辽契丹国”，所使用的“大中央”一语就是“大中国”的意思。（26）契丹自称“中国”，不但得到以后各个朝代的承认，也得到境外各个政权的承认。姚从吾先生曾指出：“大陆邻邦，如俄罗斯、波斯（伊朗）等国，称我国为Ki-tan或Ki-tai”，“确是导源于第十第十一世纪建立辽朝的契丹，或西辽（喀剌契丹）”；又说：“蒙古文中‘中国’与‘乞塔’有时不分，更与‘契丹’有关。至于英文德文China以外，在诗歌或书名中，有时也称我国叫Cathay或Kathay，它的意思是指‘古代北中国’，自然也是契丹的转译”。（27）笔者也曾探讨辽人自称“中国”问题。（28）
与辽宋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的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其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也是自称“中国”之汗的意思。（29）喀喇汗王朝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又译马哈茂德•喀什噶里、马合木•喀什噶里等）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在对“桃花石”进行释义时，曾用“上秦”指称宋朝，“中秦”指称契丹，“下秦”指称喀喇汗王朝控制的喀什噶尔等地。（30）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31）又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32）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称宋朝、契丹和喀喇汗王朝为“秦”，就是称这几个政权为“中国”的意思。
党项族李元昊建立西夏，以“夏”为国号，也是袭用历史上“夏”的国号，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之意。王炯、彭向前认为，西夏文献中记载的西夏国号“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即是西夏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继唐王朝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33）的意思，表明西夏也以中国正统自居。
金人也自称“中国”。《金史》一书，“中国”一词共出现14次，除了3次指中原地区以外，其余均指金朝。如《完颜纲传》记载，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34）《独吉思忠传》记载，独吉思忠说：“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35）这里所说的“中国”都是指金朝。金人自称“中国”，虽不为大多数宋人所接受，但也有人依据中原即中国的理念，承认金人占据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并引申金朝为中国。如陈亮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劝皇帝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建议经略荆襄，“以争衡于中国”。（36）其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是指中原地区及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37）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自称“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给日本的国书中就有“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38）等语，称包括元朝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政权为“中国”，而将日本、高丽、安南、缅国、占城、暹国、爪哇等国列为“外夷”。
满族建立的清朝更是自称“中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在同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时，正式使用“中国”一词代替“大清”。此后，“中国”一词正式成为大清的代名词。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被汉人视为“夷狄”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认为“中国”一词应该为汉人所独有，他们曾依据“中国”一词的不同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一词的不同含义而自称“中国”，表明他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应该是中国自秦统一之后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复数”现象的一种表现。
二、为后来“中国”所继承的政权也被称为“中国”
中国古代有一些政权当时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仍被称为“中国”。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夏朝和商朝时期并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也就是说夏朝和商朝并没有自称“中国”。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上铭文，记载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辟民。”《尚书•周书•梓材》记载，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两则史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史料，多数学者将这两则史料中的“中国”一词释为“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即京师之意，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已。也就是说，西周时期虽然开始出现“中国”一词，但主要指“京师”，并非是西周政权的自称。夏、商、周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皆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中国”，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中国圣人，并无疑义。孟子曾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39）他明确将舜及其后人所建夏朝、文王及其后人所建西周称“中国”，同时认为舜和周文王分别是“东夷”和“西夷”之人，并没有将“东夷”、“西夷”等少数民族排除到中国之外。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韩、赵、魏）、宋、郑等政权都被视为“中国”，秦、楚、吴、越等政权则被看成是夷狄，不是“中国”。到了秦“以兵灭六王，并中国”（40）以后，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其代周火德为水德，自称“中国”正统，不但秦朝被视为“中国”，（41）就连被秦朝所继承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吴、越等政权也被视为“中国”了。
三国时期，由于魏国据有中原，被看成是中国，蜀国虽然声称继承汉室，但并没有自称“中国”，吴国更被视为边鄙，也没有自称“中国”。在晋陈寿所撰《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出现“中国”一词，共有109次，除38次指中原和历史上中原政权、秦朝和汉朝以外，均指曹魏政权。如魏明帝“青龙中，营治宫室，百姓失农时”，陈群上疏称：“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42）这里所说“中国”即指曹魏。高堂隆也曾在上疏中说：“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43）这里所说“中国”亦指曹魏。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44）诸葛亮称曹魏为“中国”，说明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并没为自称“中国”。孙策在临终时曾对张昭等人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45）吴国大将周瑜也曾说，曹魏“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46）他们所说“中国”均指曹魏，说明三国时期的吴国也未自称“中国”。三国时期，蜀、吴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在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时，皆承认魏、蜀、吴三国都是“中国”，少有疑义，甚至在魏、蜀、吴三国何为正统的争论中，多有主张“蜀正魏闰”（47）之说者，（48）说明蜀、吴的继承者均承认其政权为“中国”。
西晋政权占据中原，自称“中国”，而东晋政权南迁后，离开中原，仍称中原地区及其政权为“中国”，也没有自称“中国”。如《晋书•五行志下》记载“元帝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其性淫而不产”，认为其女子从“中国”来到东晋，显然这里的“中国”一词并非指东晋。《晋书•济南惠王遂传》记载，遂曾孙勋曾乘“石季龙（石虎）死，中国乱”之机，“遣部将刘焕攻长安”等地；《晋书•蔡谟传》也说“石季龙死，中国大乱”，“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蔡谟“独谓不然”；《晋书•孙绰传》记载“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等等，所说“中国”均指中原地区，并非指东晋政权。东晋政权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继政权皆称其为“中国”。唐朝房玄龄等撰《晋书》将东晋皇帝列入《帝纪》，将十六国皇帝列入《载记》，就是承认东晋政权的“中国正统”地位。宋人司马光虽然标榜分裂时期不必区分正统和非正统，但他在《资治通鉴》一书中仍以东晋年号为纲以统目，也是承认东晋政权为“中国正统”的意思。
南朝梁沈约所撰《宋书》，使用“中国”一词共21次，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使用“中国”一词9次，皆指中原或以中原为主的历代政权，没有南朝宋人和齐人直接称自己为“中国”的记载。唐姚思廉所撰《梁书》出现“中国”一词24次，多在与诸夷相对时使用，当指包括南梁在内的“中国”各个政权；姚思廉所撰《陈书》出现“中国”一词4次，皆指中原和中原政权；唐李延寿所撰《南史》仅在陈本纪中引用梁帝策文时使用“中国”1次，当指中原。《梁书》、《陈书》和《南史》中也没有出现梁人和陈人直接称自己为“中国”的记载。南朝各个政权虽然较少直接称自己为“中国”，但后世没有任何人说南朝不是“中国”，《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一直被列入中国正史“十三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二十四史”系列，就是对南朝“中国正统”地位的承认。
五代十国时期仍以中原和中原政权为“中国”，认为五代属于“中国”，而“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四夷、十国，皆非中国之有也”。（49）十国等政权也称地处中原地区的“五代”为“中国”，并没有自称“中国”。如《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均未称前后蜀为“中国”，谓后唐庄宗曾遣李严“以名马入蜀，市珍奇以充后宫，而蜀法严禁以奇货出剑门，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严无所得而还”，唐庄宗大怒曰：“物归中国，谓之‘入草’，王衍其能免为‘入草人’乎？”（50）庄宗即以后唐为“中国”，没有称王衍控制的蜀国为“中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也未称南唐为“中国”，谓南唐“尝遣使私赂北戎（指契丹），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51）周世宗赐其将佐书也称南唐“必若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犹是远图”。（52）这些文献均以五代为“中国”，未见称南唐为“中国”之记载。《新五代史》称“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53）又说“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常贡奉中国不绝”，（54）将钱镠所建吴越政权划到了“中国”之外。《旧五代史》称，后唐“庄宗亦不能以道制御远方，南海贡亦不至，自是与中国遂绝”，认为南汉“妄自尊大”，“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55）也没有称南汉为“中国”。那时，南汉也认为中原的五代是“中国”，如南汉将领邵廷琄曾对其主刘鋹说：“汉乘唐乱，居此五十年，幸中国有故，干戈不及，而汉益骄于无事，今兵不识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他“劝鋹修兵为备，不然，悉珍宝奉中国，遣使以通好”。（56）表明也是以中原地区的五代和北宋为“中国”，没有自称“中国”。《旧五代史考异》称“杨氏据江、淮，故闽中与中国隔越，审知每岁朝贡，泛海至登莱抵岸”，（57）也没有说王审知所建的闽政权是“中国”。可见，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并没有自称“中国”，但它们都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都承认它们是“中国”，少有疑义者。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也存在一些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现象。在这些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民族和政权中，不仅有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有华夏乃至汉族及其政权，如夏、商、周以及三国时期的蜀国和吴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等等，当时都没有自称“中国”，但人们一致认为这些政权都是“中国”。其实，中国古代自汉代以后，“汉”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如宋人朱彧曾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58）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说“鲜卑谓中国人为汉”，（59）称“汉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汉人，犹汉时匈奴谓汉人为秦人也”，（60）又说“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儿、汉人之类，皆习故而言”，（61）他还在为契丹“朝廷制度，并用汉礼”作注时说“北方谓中国为汉”（62）等，均说明汉代以后多谓“中国为汉”。这就是有些汉人政权在当时没有自称“中国”而人们仍然承认它们是“中国”的主要原因。人们承认这些政权是“中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权后来皆被“中国”所继承，成为“中国”的一个远源或近源。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为“中国”所继承，并成为“中国”的一个远源或近源的民族及其政权，均属于历史上的中国民族和政权，都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正由于此，秦汉以后的“中国”仍然存在复数现象。
三、中国古代复数“中国”向单数“中国”的演进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孙祚民坚决反对这一提法，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一开始出现就成为一个永远不变的‘定型’，相反，今天我们伟大祖国疆域这样辽阔广大，是在长时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认为，在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个过程未完成以前，不能把当时一些还独立的民族政权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说成同属于一个国家。孙祚民虽然反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提法，但他又主张“以‘汉族’或‘王朝’来‘代替中国’”。（63）如果按照他这一主张去分析的话，似乎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没有什么大错，因为按照他的观点，夏、商、周时期只有夏、商、周才是“中国”，夏、商、周以外的“方国”并不是“中国”，那么，作为“中国”的夏、商、周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夏、商、周在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包括蚩尤集团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将夏、商、周说成是多民族的国家，似乎也不错。夏、商、周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不可谓不古，因此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似乎是一个正确的论题。如果我们不仅仅以华夏族（汉族）及其所建政权来代表“中国”，而从今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均自称“中国”以及即使有一些政权没有自称“中国”但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等方面认识问题的话，这个说法倒是有些问题了。
事实上，夏、商、周时期，在夏、商、周之外还存在一些“方国”势力。据说，夏国建立前后，与夏国并存的部落或国家尚有“万邦”、“万国”等。《初学记》卷九《帝王部•赞•挚虞〈黄帝赞〉》称，“黄帝在位”，“垂衣而治，万国安”。《尚书•尧典》云：“协和万邦。”《大禹谟》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说：“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等等。可见，夏国建立之时，“方国”众多，达到万数。后经“诸侯相兼”，方国不断减少，“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其后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64）后逐步形成七个主要侯国。史书所记载的这些“国”，虽然有很多不具备国家形态，不过是一些部落或部族而已，但当时已有“国”之称，我们不妨仍称它们为“国”。在这些众多的国家之中，夏、商、周不过是其中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国”而已，如果我们仅仅将夏、商、周视为“中国”，而将其他“方国”视为外国的话，毫无疑问，“中国”是统一的，并非是分裂的。如果我们将其他“方国”按照少数民族多自称“中国”以及这些方国后来为“中国”继承也应该称“中国”来认识问题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无疑是复数，也就是说，当时存在多个“中国”的现象。如果我们按照由一个政权或一个中央政府管辖才算统一的话，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多个“中国”同时并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复数“中国”的现象不仅表现在地处中原地区的宋、卫、鲁、晋（韩、赵、魏）、郑等均称“中国”的多个“中国”之中，也应该表现在后来为“中国”所继承的秦、楚、燕、齐等边疆民族和政权之中。
秦汉时期，东征南讨，完成了对中原及南方的统一。吕振羽据此指出：“从商周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没有争论的。从秦汉以来，由于有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与两宋的分裂局面，还有像南诏、大理那些独立政权的存在，等等，有的同志便认为我国只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认为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为在这一长的时期中，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或总的趋势，是统一而不是分裂。”（65）翁独健在谈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提法的问题时说：“‘自古以来’，到底‘古’到什么时候？这个‘古’，一般是指秦汉。”（66）谷苞也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67）这些学者都认为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距今两千多年，不可谓不古，因此，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也是可以的。应该说，吕振羽、翁独健等学者的论述有一定道理，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对“统一”如何理解的问题？如果认为大部分统一或基本上统一就算统一的话，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秦汉开始无疑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但若从“中国”只有在一个政权或一个中央政府管辖下才算统一的话，这一命题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秦汉自称“中国”，这已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同时我们还不能忽略与秦汉在北方对峙的匈奴也为后来“中国”所继承，也应该属于“中国”，但它并不归秦汉中央政府所管辖，两个“中国”并未实现统一，因此，这时期的“中国”仍然存在复数现象。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又进入分裂和民族政权并立时期。三国时期，蜀国和吴国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它们都为“中国”所继承，没有人怀疑魏、蜀、吴三国都是“中国”。东晋十六国时期，东晋是“中国”，进入中原地区的十六国也自称“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是“中国”，北朝也自称“中国”。这些政权后来都为“中国”所继承，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政权都是“中国”。如是，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也存在复数现象。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多数学者认为隋唐时期“中国”是统一的，因为地处边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均向隋唐称臣，它们要接受隋唐政府的册封，与隋唐政权是不平等的，可以称之为隋唐的地方政权，按此理解，隋唐应该是统一的。隋唐时期虽然建立了属国属部体系，但还是没有解决两个“中央”或多个“中央”的问题，仍然存在多政府多中央的问题。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吐蕃政权，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严格说来，隋唐时期的吐蕃并不归隋唐中央政府的管辖，仍然存在两个政权或多个政权并立的现象。吐蕃虽然不接受隋唐中央政府的管辖，但其祖先与古羌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有人说，吐蕃是由古羌族发展而来。传说“大禹出于西羌”，（68）将西羌说成是大禹的后人，吐蕃也就与大禹之后有了联系。即使这一时期的吐蕃没有自称“中国”，但它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也成了“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一源，自然也就成了“中国”。如是，则隋唐时期的“中国”也是复数，当时“中国”并未完成统一。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又一次分裂时期，这次分裂也不是中外分裂，而是中国内部的分裂。当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自称“中国”，而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等政权则没有自称“中国”，但这些政权多为汉族所建立，且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因此人们对这些政权的“中国”属性并没有任何怀疑，均认为这些政权是“中国”，“中国”仍为复数。辽宋夏金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辽人、夏人、金人也自称“中国”，不是“中国”内部分裂，也是“中国”民族政权并立，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也是复数。
以蒙古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元朝，也以中国继承者自居。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他“建元中统”以“见天下一家之义”，（69）改国号为大元是“绍百王而纪统”，（70）明确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这无疑是忽必烈以“中国之主”自居的表现。忽必烈在给日本的国书中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71）后“有日本僧告其国遣人刺探国事者”，铁木儿塔识曰：“刺探在敌国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国之盛。”（72）刘宣在劝谏元世祖罢征日本时也说：“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73）这里所说“中国”都是指元朝。那时，虽然有人仍然抱着汉族和汉族政权是“中国”的观念不放，不承认元朝是“中国”，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74）但后人多承认元朝是“中国”，明人所修《元史》以及近人所修《新元史》被列入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二十四史”和“二十五史”系列就是最好的证明。《元史•地理志》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吐蕃也正式成为元朝控制下的一个区域，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统辖的一部分，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第一次将复数“中国”变成了单数“中国”。
虽然元朝，完成了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的转化，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正式形成，但到了明朝，这种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又出现一些反复。元朝灭亡后，一部分蒙古人退回大漠，仍然使用“元”的国号，后来分裂为瓦剌、鞑靼等，虽然他们声称“今方普天率土，天朝皇明为尊，实上天之元子，为华夷之正主，九夷八蛮，各受封贡”，（75）赞成明朝有关“华夷一家”的说法，（76）并承认明朝天子为“华夷之正主”，但他们自称为“大汗”，另立中央的迹象是十分明显的，单数的“中国”又回复到复数“中国”的状态。
以满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清朝，也自称“中国”，（77）并于顺治元年（1644）灭亡明朝；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加强了对南海诸岛的统辖；二十八年（1689）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三十六年（1697）平定准噶尔；五十五年（1716）平定策妄阿拉布坦；雍正元年（1723年）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设青海办事大臣；五年（1727）设驻藏大臣；同年与沙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阿巴哈依图界约》、《色楞格界约》，六年（1728）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及规定通商办法等；同年与安南勘定国界；十年（1732）平定噶尔丹策零变乱；十一年（1733）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阿睦尔撒纳变乱；二十四年（1759）平定天山南路回部大小和卓的变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二十七年（1762）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并编成《乾隆内府舆图》（又名《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乾隆十三排图》），（78）二十九年（1764）编成《大清一统志》500卷，明确了大清统治的疆域和范围；五十七年（1792）打败廓尔喀的入侵，尽复西藏失地。经过乾隆皇帝所建立的“十全武功”，（79）清政府最终完成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并在以前各朝对“华夷一体”中的“夷狄”未做严格区分的基础上，（80）根据历史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将“夷狄”明确划分出了“内藩”和“外藩”两大部分，并视“内藩”为“中国”之内属，视“外藩”为“中国”之外围，明确了“中”、“外”的划分，使复数的“中国”在明朝一度出现反复的情况下又重新转化为单数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也存在一些当时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现象。如夏、商、周并没称自己的政权为“中国”，但后人皆以夏、商、周为“中国”最具典型的代表者；三国时期的蜀国和吴国在当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人均以其为汉族建立的政权，与曹魏一起并称“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在当时也没有自称“中国”，但后人也以它们多为汉族建立的政权，与五代并称“中国”。这就使秦朝以后的“中国”仍然表现为复数。这些复数的“中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元朝所形成的单数“中国”又出现一些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又重新转化为单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
笔者虽然赞成以清朝统一全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形成和确立的标志，但不赞成用这一时期的中国疆域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固定下来，主张“以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疆域”，动态地去认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疆域。（81）
注释：
①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同氏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34页。
②参见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③乐产，《资治通鉴》注作“乐彦”。
④《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⑤《资治通鉴》卷6，始皇帝三年条。
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⑦《资治通鉴》卷75，魏嘉平三年八月条。
⑧《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⑨《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⑩《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11）《资治通鉴》卷98胡三省在为“赵人”作注时称“赵人，谓中国人也”，虽非为羯人石勒建立后赵作注，但所论“赵人”为“中国人”的精神应该是一致的。
（12）《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石弘》。
（13）《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14）《资治通鉴》卷99，晋永和八年十一月丁卯条。
（15）《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16）《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
（17）《魏书》卷1《序纪》。
（18）《资治通鉴》卷110，晋隆安二年六月丙子条。
（19）参见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0）《魏书》卷103《蠕蠕传》。
（21）《周书》卷28《史宁传》。
（22）《新五代史》卷29《晋臣•景延广传》。
（23）《资治通鉴》卷286首胡三省注。
（24）《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戊寅条。
（25）《辽史》卷104《刘辉传》。
（26）辽朝的国号，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据刘凤翥先生研究，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契丹辽国”；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辽契丹国”。刘凤翥认为，“大中央契丹辽国”和“大中央辽契丹国”中“中央”的“中”也可视为“中国”的“中”。参见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探讨辽代中晚期的国号》，《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7）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从契丹汉化看国史上东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合流》，《大陆杂志》第4卷第4期，1952年。
（28）参见赵永春、李玉君：《辽人自称“中国”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
（29）关于桃花石的语源和语义，人们认识不一，主要有“大魏”、“唐家”、“大贺氏”、“拓跋”、“天子”、“敦煌或太岳”、“大汗”、“大汉”等多种说法。多数学者认为是“拓跋”之意。
（30）参见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31）《资治通鉴》卷22，征和四年三月丁巳条，胡三省注。
（32）《资治通鉴》卷47，章和二年十月乙亥条，胡三省注。
（33）王炯、彭向前：《“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西夏国名“大白高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34）《金史》卷98《完颜纲传》。
（35）《金史》卷93《独吉思忠传》。
（36）陈亮：《陈亮集》卷1《书疏•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页。
（37）参见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38）《元史》卷208《外夷•高丽传》。
（39）《孟子》卷8上《离娄下》。
（40）《史记》卷27《天官书》。
（41）颜师古在为班固《汉书•西域传下》“秦人”作注时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欧洲多称中国为China或Cina，一般认为，Cina又译作脂那、至那、支那、震旦等，卫匡国、姚从吾、刘镇清等人均认为China或Cina是“秦”字的转译（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从契丹汉化看国史上东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合流》，《大陆杂志》第4卷第4期，1952年；刘镇清：《China和Cathay词源新探》，《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说明秦朝以后，“秦”已经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42）《三国志》卷22《魏书•陈群传》。
（43）《三国志》卷25《魏书•高堂隆传》。
（44）《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45）《三国志》卷46《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孙坚传》。
（46）《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
（4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史部•三国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3页。
（48）宋代曾出现魏、蜀、吴三国何为正统讨论高潮。北宋立国中原，在其没有完成统一“十国”之时，与曹魏相似，“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北宋统一“十国”之后，特别是南宋偏居南方，与当年的蜀汉相似，所以“纷纷起而帝蜀”。南宋以后，多主张“蜀正魏闰”，以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为中国正统。
（49）《新五代史》卷71《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
（50）《新五代史》卷26《唐臣传第十四•李严传》。
（51）《旧五代史》卷134《僭伪列传第一•李璟传》。
（52）《旧五代史》卷116《周书七•世宗纪第三》。
（53）《新五代史》卷30《汉臣传第十八•刘铢传》。
（54）《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第七•钱俶》。
（55）《旧五代史》卷135《僭伪列传第二•刘陟传》。
（56）《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第五•刘鋹》。
（57）《旧五代史》卷134《僭伪列传第一•王审知传》。
（58）朱彧撰、李伟国校点：《萍洲可谈》卷2，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页。
（59）《资治通鉴》卷167，永定二年十一月甲午条胡三省注。
（60）《资治通鉴》卷202，调露元年七月己卯条胡三省注。
（61）《资治通鉴》卷22，征和四年六月丁巳条胡三省注。
（62）《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十二月己卯条。
（63）参见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再论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2日；《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读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东岳论丛》1987年第1期。
（64）《后汉书》卷19《郡国一》。
（65）吕振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
（66）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再谈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
（67）谷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68）陆贾：《新语•术事》。《盐铁论》卷5《国疾》称“禹出西羌”；《后汉书》卷83《逸民•戴良传》也说“大禹出西羌”，唐李贤注引《帝王纪》曰：“夏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
（69）《元史》卷4《世祖纪一》。
（70）《元史》卷7《世祖纪四》。
（71）《元史》卷6《世祖纪三》。
（72）《元史》卷140《铁木儿塔识传》。
（73）《元史》卷168《刘宣传》。
（74）《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6，第402页。
（75）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初集•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76）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北元蒙古之主爱猷识理达剌病逝后遣使致祭时说：“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彼不出覆载之外，何远之有？”（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6《鞑靼》，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7页）明成祖朱棣也曾遣使赍敕往谕瓦剌蒙古马哈木等曰：“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参见《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0，永乐二年四月辛未条）
（77）参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8）关于《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时间，学界存在不同说法。高儁以及《中国地图史纲》的作者认为绘成于1760年，翁文灏认为绘成于1760年或以后，李约瑟认为绘成于1769年，福克司认为绘成于1770年。《中国地理学史》则认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二十七年（1762）绘成。笔者赞成《中国地理学史》的说法。
（79）乾隆皇帝所称“十全武功”为“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详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14《御制十全记》，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018页。
（80）清代以前各朝对“华夷一体”中的“夷狄”也有所区分，如“五服”之内和“五服”之外，《禹贡》“九州”和邹衍“大九州”等，但没有十分明确和严格的划分。
（81）参见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转载；《认识中国历史疆域的几个原则》，《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界定的再思考--兼答殷丽萍〈论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界定〉一文的质疑》，《东北边疆历史与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