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很多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其道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把阐述发达国家成功道理的理论学会，拿回来应用，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也就是抱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
二战结束至今已70多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到底如何？世界银行一项研究表明，在二战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再发展成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
1960年时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经过70年的努力，二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通过多年的研究，我发现一个事实：即至今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制定政策，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少数几个发展或转型绩效较好的经济体，其推行的主要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发展经济学是在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或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因应这个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子学科。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主流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
为何称之为结构主义呢？当时发展经济学家的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成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高、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低。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高是因为他们有当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大工业，以农业或自然资源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必然较低。当时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存在差别是产业结构不同所致，这一说法似乎有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发展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当时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结构刚性的制约。例如，由于文化和历史传统人们不愿储蓄，对价格信号不敏感，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动员资源并配置到先进产业。
因此，当时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必须依靠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发展现代化大产业。斯大林模式就是这一特点。实际上，二战后，拉美、非洲、南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框架都一样，即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发展现代化的先进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先进产业的产品本来是不生产的，主要通过进口，当时的政策主张本国发展这种产业，以替代进口。
所以，当时的政策称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政策框架下，通常能在开始时带来五至十年由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增长，等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以后，就陷入停滞，危机频发，导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拉大。换而言之，按照发展经济学“第一版”——“结构主义”制定的政策是失败的。因此，上世纪70年代末，学界开始反思结构主义。
到了80年代，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版：“新自由主义”。当时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加大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政府失灵，市场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这在理论上似乎也合理，因为发达国家政府干预较少，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大多采用结构主义，政府干预较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加大。对于政府干预，很容易建立理论模型证明，不仅会导致资源错配，也会创造租金，导致寻租，腐败和贪污随之产生。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行为，致使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增加国民财富，寻租、腐败还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所以，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就是因为太多政府干预，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因此建议取消政府各种不当干预，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80、90年代广为传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改善发展绩效，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推行市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政府干预，并要紧缩政府开支，保持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才能把市场经济成功地建立起来。
有计量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低于结构主义主导的60年代和70年代，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高于60年代和70年代。所以有些学者把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主导的20年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是少数的成功经济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
从当时盛行的理论看，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绩效是不能解释的。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认为，追赶发达国家需要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但是，五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却是反其道而行，不是直接发展先进产业，而是发展规模小、传统的、技术落后但能出口的服装、制鞋、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照当时的主流理论，发展此类落后的产业是无法赶超发达国家的，这种战略是错误的，但事实是他们成功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启动改革，实现经济稳定并快速发展。但我国并未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取消所有保护补贴，而是推行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双轨制。对需要保护补贴的大型国有企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传统的、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准入，并招商引资，政府因势利导支持其发展。在80年代和90年代，国内外理论界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要转型。但他们认为最糟糕的经济就是中国推行的双轨制经济，在双轨制经济中存在扭曲，会导致寻租，滋生腐败，拉大收入差距，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回首过去三十年，少数在转型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采取的却是被当时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中国、越南、柬埔寨即为典型代表。最早开始采用渐进双轨制的国家是非洲的小国毛里求斯。60年代，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毛里求斯采取的也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存在诸多扭曲，70年代开始转型，转型方式也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设立一个加工出口区，通过招商引资，专门发展成衣和纺织业，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成衣业和纺织业引进毛里求斯生产，加工出口区内一切放开，但园区外保留原有的扭曲，也同样实现了快速稳定发展。今天，毛里求斯是非洲最成功的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一万多美元。
所以，从理论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在实践中往往不成功。少数几个实现了快速稳定发展的成功经济体，推行的政策在主流理论看来却是错误的。而且主流理论也不能解释其为何成功，比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都是市场经济，或转向市场经济，似乎与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作用一致，但他们都同时有非常积极有为的政府。亚洲“四小龙”、日本和中国所采取的发展和转型思路既不是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只靠政府、忽略市场，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只靠市场、政府退出，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者兼而有之，有机结合。
理论应该是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视角看，上述成功的经济体是不应该成功的。因此，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不能帮助人们认识这些经济体为何成功。从改造世界的角度看，根据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是失败的。我并非说，违背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一定成功，但我没有看到按照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取得成功的。换言之，主流理论不能帮助人们改造世界。基于此，我们必须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
我1987年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出现第一次的高通货膨胀，达18%。从西方学过理论回国的人看到如此高的通货膨胀，一定认为应该提高利率。提高利率后，投资需求就减少，储蓄将增加，消费需求也会减少，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就会下降。但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名义利率，而是通过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以压低总需求。从主流理论来看，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明政府不理性。
既然如此，从1979年到1988年中国如何实现每年10%的增长呢？背后一定有其道理。后来仔细一想，因为中国有一大批资本很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不能倒闭或破产，否则，将引发大规模失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关乎国防安全。在此状况下，如提高利率，因资本很密集，主要成本为资金成本，将造成亏损。在亏损状况下，如政府不补贴，这些国有企业就会倒闭，造成大规模失业，或危及国防安全，所以，只能给予补贴，财政补贴增加就要多发货币，这又将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砍投资、砍项目，整顿与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无关的项目。从当时主流理论看，这一政策是错误的，但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同样情形，最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退休，退休前他有一个反思，他说现代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在解决当前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如2010年发达国家出现有点复苏的所谓“绿芽迹象”，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他发现这个政策在理论上似乎非常清楚，推行的结果并未如预期。他现在认为，当利率接近零时，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求会减少，投资需求并不会增加，所以二次探底。他认为，过去很多人反对利用发行货币支持政府赤字，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支持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在不断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在采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时，必须考虑其具体条件和适用性。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反复强调要重回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不是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强调贸易和分工的重要性，而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研究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样才是科学的。
每个时代的特性各异，简单机械地搬用《国富论》的结论或任何学者的研究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对的，因为任何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只是对过去某种现象的总结，而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我们应该采用的是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问题，而非根据《国富论》的结论去解决现在发生的问题。
因此，作为知识分子，如想以我们的努力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注重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当遇到问题时，不是照搬现成的理论，而是深入分析考察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之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接近，根据我国的现象提出的理论对解决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具有借鉴意义。如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本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05页-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