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历史学家乃至一般的世界历史观察者和思考者那里，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大体面貌和内在本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对它们包含的诸多基本方面可以有大为不同的侧重，因为这一历史是那么丰富、复杂和多元，以至不可能将其全面地纳入任何单一的范式、模式或框架之中。然而，有一项共识可称近乎是普遍的，即现代世界历史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现代世界史的肇始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肇始：随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势权威的相继跌落，连同欧洲普遍道德和普遍法理观念的衰朽，它们表征的所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即中世纪国际秩序分崩离析；现代强国在内外两个意义上最初浮现并愈益形成，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成分，参与构造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初始形态。
从此开始的现代国际关系史有如一项微型“宇宙大爆炸”，以加速度全方位地迸发出多项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无数不断展开的历史事态，使得现代国际关系在其总体上成为一个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的“大世界”。然而，现代国际体系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也逐步成形，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逐步“固定”下来。如果不揭示这个机理和模式，就谈不上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史，尽管这样的揭示和解释可以是多样的。
在国际关系史学家中间，对现代国际体系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的首次揭示出自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更具体地说出自他在1833年发表的长篇经典论文——《论列强》。如后所述，该文基于欧洲大陆国际均势的动态机理，高度浓缩性地概览了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由此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项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它对此后的国际政治实践、国际关系史编撰和国际关系理论思考都有重要影响。
兰克于1886年去世，他的基本的国际体系观从1833年的《论列强》往后一直没有改变。其时，在思想和政治文化上得益于兰克并且急剧变动了欧洲国际体系的大事变——德国实现统一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创立——已经过去15年，但离俾斯麦被迫辞职仍有数载，一个“新时代”仍在将到未到之际，那就是德国的世界权势野心与其现代帝国主义开始主宰其民族生活和对外行为的时代。大致以兰克去世为时间界标，往前回顾他的《论列强》与其国际体系观，往后回顾他身后导致灾难的德国的国际体系观和国家目标(那与他的国际体系观的贡献和弊端密切相关)，是考察兰克思想的这一大方面与其首要历史影响或后果的一个恰当方式。不仅如此，还可以从兰克《论列强》和超越《论列强》的角度，或者说以该文的根本观念和根本遗缺为“引子”，着重议论和展望当今和未来国际体系内的中国，从而有助于我们特别重大的现实任务。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兰克的《论列强》出发，形成对当代中国适切的某种“论列强”。
二、《论列强》的卓越揭示和现代国际体系史的“兰克主题”
什么是《论列强》一文集中表现的兰克的国际体系观？兰克可以说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创始者之一，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开始迅速勃发和广泛流行的时代；然而正是他，在他那个时代，最先也最鲜明地展示了现代欧洲的统一性，即现代欧洲是一个具有各大民族相近的历史传统以及共同宗教来源、共同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恰如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所说：“从(罗马帝国晚期)蛮族大迁徙到我们今天，西方构成一个政治和文化统一体。在他(兰克)之前，没有任何人那么清晰地和从那么多方面看到这种统一。”①
兰克确认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国家间(尤其是列强间)的权势斗争。他在《世界史》序言中写道：“历史发展并非仅仅取决于文明的发展趋势，也是来自一种非常不同的推动，特别是来自相互敌对的各国为争夺领土和政治霸权而进行的冲突。”②列强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基于国际体系中主要的权势关系，它们之间的暴力冲突则是权势的剧烈碰撞。一个强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强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这就是兰克在《论列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强国概念。③然而，兰克并非因此而类同于纯粹的权势政治论者，他以其丰富的历史感和道德感强调权势斗争底下生动丰富的文明发展内涵。在《论列强》一文中，他把这一点说得异常明白：历史并非乍看来那样，只是混乱、战争和国家的无规则兴亡，它包含着精神的、道德的、赋予生命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在它们的互相作用和交替中，在它们的勃勃生机以及衰落和更生——包含内容更丰富、价值内容和范围更广的更生中，蕴藏着世界历史的秘密”。④
兰克像18-19世纪的许多学者和国务家一样，认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均势制约着国际权势斗争，并且因此为现代欧洲的多样化统一发展提供了一项必要条件。均势是现代欧洲国际体系最基本的运作机制，是其自在或自为的一大秩序由来，“世界的激流”，如《论列强》所说，“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⑤他确认，均势的首要功能在于防止或制止一国取得欧洲霸权，以致破坏其余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而其首要的构造方式，则在于一批就单个而言处于弱势的国家结成联盟，抗衡或击败趋于称霸的国家。就此，他将欧洲列强比做一群不断运动的天体，有时会合，有时分开，“它们总是自主地运行，遵循自己的内在冲动力……一个强国可以暂时同另一个强国结盟……在双方都寻求结盟的时候；然而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⑥
兰克均势思想的卓越创造性在于他将均势认定为欧洲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所推动的一个新陈代谢过程。新强国崛起，反对头号强国扩张，新联盟形成，抗击普遍帝国图谋；随反霸战争胜利或大国国内变革一次又一次出现新的力图称霸者，欧洲便一次又一次经历生死斗争。15世纪开始逐步领有几乎半个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力图建立普遍帝国，到17世纪中叶最后败于以法国为头号主力的反哈布斯堡阵营；随后，法王路易十四的称霸努力导致英、荷、奥等国结盟，到18世纪初最终战胜法国；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由于大革命而国力剧增的法国又以更大的规模和野心力争征服全欧，经过反法同盟20年大战，均势才得以恢复。均势如此反复遭到严重损伤或毁坏，又反复得到修复或重建，欧洲列强及其组成的国际体系本身在这反复斗争中兴起和更生(特别是包括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它们发生于他概说的最后一轮大动荡期间)⑦——这就是兰克以《论列强》一文高度浓缩了的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这就是该文首次明确提出的一项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或曰现代国际体系史的“兰克主题”，它对此后的国际关系实践和理论性思考有经久的重大影响。⑧
兰克的历史研究颇大程度上围绕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及其内在变化进行。就像在他的《论列强》里那样，他最关注其主要成员作为现代强国的兴起，并且特别致力于论述它们之间的能动关系。与此同时，他还对具体的历史做理论性思考和综合表述，强调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与国家的自觉结合，是现代欧洲两项有决定意义的事态，前者意味着国家利益成为国家行为的唯一实际指南，后者则使国家利益的根本内涵转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利益。《论列强》还强烈地展示了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关键性扩展，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俄国和普鲁士的强国化。到七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国际体系显然已经固定为英、法、奥、俄、普五强结构。巨型国家俄国和“暴发户”普鲁士分别在欧洲侧翼和中央崛起，这大大扩展了列强体系；不仅如此，它们的崛起还绝对和相对地削弱了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传统的欧陆主要强国，从而造就了通过一个逐步的“拉平过程”而来的多极均势。它是那么倾向于动态稳定，以至大体上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其间经过了天翻地覆的拿破仑战争，并且经过了导致欧洲国际力量对比重大变化的德国统一，那在《论列强》发表近40年后才宣告实现。
三 《论列强》的重要缺陷和兰克式眼界的不幸后果
然而，《论列强》和兰克的国际体系观有一项重要缺陷，尽管在他以前和他同时代的国际政治思考者中间仅有极少数人才避免或接近避免这个缺陷。兰克大致持一种狭隘的欧陆眼界，这使他不能意识到现代国际体系的某些关键性机理，并且较严重地限制了他对某些关键性历史事态的理解。例如，他将拿破仑帝国的败亡主要视为中西欧各民族揭竿而起的结果，并且因此赋予德意志“解放战争”过大的意义。“他未能强调一个事实，即为这些起义创造了条件的是英国和俄国——欧洲的侧翼强国……的影响。”⑨更重要的是，他大致始终全然未能认识到，英国在大洋和海外的巨大的世界性优势，加上俄国非常庞大的国家规模，在《论列强》发表时已经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以后还将愈益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国际体系自初生以来的传统中心欧陆，连同那里的传统“中等强国”，开始了兰克对其缺乏意识的衰落过程。⑩
在兰克那里，几乎看不到大致始终与欧洲均势体系共存的大洋霸权(或曰海外霸权)体系；兰克也不明白，欧洲均势体系并非如他所示基本上只是循环的和内部自动平衡的，它得以保存和更生还有赖于、并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欧洲边缘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其长远后果是欧洲地位的相对衰落、非欧强国的兴盛和现代国际体系由此而来的重大变更。从这一历史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赫然彰显的结果来看，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贯穿着一种大均势机制——大于兰克及其以后几代绝大多数欧洲同行的注意力囿于其中的传统欧洲均势(特别是欧陆均势)，并且是后一均势得以几番更生的一大终极原因。因此，要真正在总体上感知和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并且因而理解现代国际关系史，就需要有全球眼界。正是在这全球视野方面，兰克不及后代人约翰·西利(John Robert Seeley)、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甚至也不及他的同代人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兰克狭隘的欧陆眼界产生了一种政治后果——完全非他所预料的不幸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它在颇大程度上助长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头抱负，便利了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国的帝国主义。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有着一代与他大不相同的人们，充斥着“乐观主义的勃勃冲动”，全无他的冷静与温和；他们抓住了兰克关于国际体系的观念，正是因为这些观念可以被延伸和改造，以作为极端民族主义抱负的理念基础。他们拥抱这么一个思想：从欧洲列强体系中能够成长出一个世界列强体系；他们相信依靠强有力的帝国领导、大有作为的对外政策和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动能，军事效率首屈一指、经济力量勃然兴盛的大德国能够跻身于极少数世界强国之列，恰如原本弱小的18世纪的普鲁士能够成功地跃升为欧洲强国。有如德约所说：“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在全球基础上应用兰克的信念：在发动帝国主义冒险方面，他们听任自己被源出于欧洲大陆的观念主导。”(11)从兰克的影响巨大的均势史范式出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形成了一种异常突出的主流思潮，那就是强烈憧憬和追求至少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地位，而被谈论得最多的主题，就是突破欧洲均势的狭窄限界，去造就足以制衡所有洲级大国的“世界均势”。(12)
在当时德国思想界的顶级人物中间，这方面首开先河的或许是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5年他在弗雷堡大学的开讲演说中强调，德国统一若不成为其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13)五年后，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斯·伦茨(Max Lenz)依照兰克的经典论题发表论文，亦名《论列强》，断言世界的命运将由现存各大国的民族精力决定，其中特别有希望的是远未用足其精力的德国，而特别没落的会是终将面临“英吉利继承战争”(如18世纪初西班牙继承战争那样)的英国。大致同时，一样任教于柏林大学的欧洲头号军事史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热衷于宣扬类似的观点。对他来说，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让读者确信英国的世界优势并非不可挑战，英国优势将要让位于世界均势。另外两名很有影响的德国史学界泰斗奥托·欣策(Otto Hintze)和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也津津乐道于这种均势，它类似于传统的欧洲均势，但是在广阔得多的全球舞台上。总之，他们大都一致认为，德国的历史任务必须是将欧洲均势转变为一种包容全世界的均势。(14)
可以说，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是世纪之交德意志帝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它赋予许多德国人一种大为扭曲的“道义感”，仿佛德国担负着反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历史使命，德国代表着给所有国家以公正的伟大理想。(15)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实际上以趋于极端的形态一直传至并且主宰了纳粹德国。
四 全球视野下的不同图景与“洲级大国”的新兴优势
兰克之后，在探寻现代国际体系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方面，一项最卓越的创新性成果当推1948年在德国出版的《均势抑或霸权》(其英译本于1962年出版，书名改为《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16)其作者路德维希·德约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历程与德国的历史命运做了深刻的总体论说，登峰造极地体现了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的理想特征，即博采众长、有机糅合、恢宏潇洒和富含创新，同时不失连贯、明晰和深邃。德约的《不牢靠的平衡》一书糅合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即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后两项有赖于他的创造或者决定性的发展)，异常雄辩和发人深省地论说了四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实际上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保罗·肯尼迪和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等名家的国际关系史理解奠定了相当大一部分基础。(17)
德约揭示的16世纪开始往后近400年的国际体系机理和模式可以用两对概念来概括：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以及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它们与兰克的揭示大有差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德约的全球眼界不同于兰克的欧陆眼界。德国在20世纪两番发作，要追求“世界均势”和世界强国地位，结果两番败亡。这一大动荡过程强烈地促使德约形成了一套历史理解，特别涉及欧洲体系与全球政治的关系、欧洲均势的外来动能、德国国际地位的可能性限度以及“中等列强”本身的能量局限。德约的现代国际体系根本图景或范式不是欧洲列强和欧陆均势，而是它们与另一类力量和构造的并存与互动，那就是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的侧翼大国和外部优势(特别是海外优势)。他将这样一种根本图景或范式溯源于19世纪晚期最重要的英帝国史家约翰·西利。(18)“我们德国人惯于将1870年后的20年当做世界史上带有俾斯麦思想印章的一个时代来谈论。西利却甚至没有提到俾斯麦的名字。他的目光越过德国，甚至越过整个欧洲大陆，似乎它不过是一座中等高度的山脉，而投向俄国和美国——两个隐约耸现的巨型强国。”它们作为一类新的超级规模国家，将像古代马其顿遮蔽雅典或者16世纪西班牙和法国远盖过佛罗伦萨城邦国家那般，压倒性地遮蔽其他强国。“从这么一种观点出发，难道我们还能在兰克式的意义上谈论国际体系吗？”(19)
上面的论说已经显示，德约对现代国际体系史的根本理解之一——也是西利和麦金德这样的思想家洞察到的工业化世界之国际政治的根本趋势之一——在于主要就民族国家规模而言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那是兰克没有预感到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是现代国际体系演进史上的一大必然性，它涉及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虽然像现代欧洲这一“中等国家”集群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广义的技术优势(包括在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基本思想方式方面的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他某些地区或社会的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规模因素的作用随之突出起来。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在20世纪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与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
五 “中国含义”：强国的“精神独立”与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
我们可以也必须从历史学大师、国际关系思想大家兰克的《论列强》中吸取非常重要的思想营养，并且在德约那样的现代史一流宏观思考者帮助下，在国际体系领域尽可能较高程度地“通古今之变”。我们可以形成尤其对当代中国适切的某种“论列强”。
其中，特别重要的或许是真正的强国必不可少也特别易有的“精神独立”。用兰克的政治哲学话语来说，每个民族社会都必须被视为一个价值体，只有依据其各自的内在观念、内在状态和环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据一个实际上虚无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判断。(20)中国规模巨大，历史悠久，文化厚实并富有特征，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几乎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精神仆从。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特别是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中国通过自己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功的革命，通过在邓小平与其后两代领导人主持下的改革和发展，向全世界极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这是中国树立的在世界现代史上先前几乎没有过的巨型范例，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证明不要也无须盲从西方世界，伦敦、华盛顿或莫斯科的经验或信条决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发现和总结。
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强调，与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和观念体系相比，也许毛泽东(尤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及其主要伙伴们的最大独特处，还有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方式上面。那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毛泽东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和在这国情中的具体实践决定中国革命战略，坚决抵制将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他们的根本哲理(也是他们的最好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
如前所述，兰克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他所处的时代则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开始迅速勃发和广泛流行的时代。他的《论列强》强调，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经一轮又一轮反霸斗争而来的一次又一次更生，到他那个时代已达到在其中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在他写作该文约70年之后，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并愈益壮大，它一个世纪来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宏伟变革的决定性动能之一，也是为中国现当代保持传统中国特性的一大载体。(21)就当今而言，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大不同于此前在中国现代史上盛行的主要形态，即激进化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腐朽往昔的双重意义上的激进化。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就其主流或政府主持的形态而言，是“讲究实际的民族主义”，(22)也是有选择的“复兴式民族主义”，(23)因为政府和公众都有一种愈益显要和“返回式”的意识，即中国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不能排除构成中国悠久政治/伦理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当今一代中国领导甚至积极动员起儒家教义中某些经过选择的重大成分，以服务于他们的对外政策纲领，服务于中国的对外“软实力”建设。与兰克在《论列强》及其其他许多著作中表现得温和、开明的民族主义相似，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下列特性的结合：前瞻、镇定、耐心和更尊重中国特性。激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产物——缘于中国先前经受凌辱和经历剧烈革命——越来越被雍容的自信、审慎的自豪、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敬重、大战略式的展望以及“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怀和耐心取代。
六 “中国含义”：强国素质、有效制衡与可持续强国的形成条件
《论列强》的一个当然的前提是界定列强，或者说界定什么是强国。兰克在文中以可称经典历史学家而非社会科学家的方式，几乎是一带而过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也许是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第一个自觉和明确的强国概念，即一个强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强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24)兰克自己当然明白这远不是一个全面的强国定义，但无论如何，这是强国的可谓说到底的一个根本条件；他在特别提出这一条的时候，心中想起的很可能是或者首先是他的祖国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传奇般经历，当时弗雷德里克二世治下的普鲁士在近乎单枪匹马与奥、俄、法诸强鏖战欧陆的极危险情势下，依靠其“君主与其训练有素的部队的了不起的努力”并且“几乎流尽本国鲜血”，(25)终于获胜，从而保住了自己的生存和强国地位。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有一种关于在国际体系中仅就力量或权势身份而言的“终极目标”(强国-世界强国)，而且需要有关于这种身份的理论性/历史性标准。或者简单地说，需要明了什么是现当代强国——能够相当经久维持强国地位的现当代强国。以此衡量将大有助于明了中国已经具有哪些强国素质、正在较迅速地接近哪些强国素质以及还远不具备哪些强国素质，从而明了在这方面基本的努力方向。应当认为，所谓强国在现当代是国际体系内这样的国家：它有较广泛存在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它拥有足够的和在各基本功能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比较均衡的总体国力，包括足够的中远程力量投射能力，以至在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在战时可有的逆境中能够抗御若干强国暂时的联合力量；它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公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国际体系内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连同足以严重影响其他多个国家的安全的国内问题；它一般情况下或往往与其他一些强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共同体的成员，不管这个共同体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它在国际体系的规范系统或体制的塑造和修改中，拥有至少基本上不亚于其他强国的显著作用，并且由此在其得益分布方面至少不处于劣势地位。显而易见，与这些标准衡量，当今中国已有了伟大的发展或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尚需长久努力，因为在上述每个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距，而且在其中多数方面(利益存在范围、足够和均衡的总体国力、国际体系规范系统的塑造和修改作用及其得益方面)差距很大。
经过兰克《论列强》创造性地发展了的均势观念和均势思想，在其根本的内核上将保持为、也必须保持为中国当代国际体系观和国际价值观的一个紧要部分。这个内核说到底，就是兰克所言“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26)在国际体系内，尽管均势的塑造和维持通常代价非同小可，在间或的“决定性时节”甚至代价非常高昂，然而均势意味着至少主要民族国家共同体各自的独立自主，还有与独立自主休戚相关的几乎所有紧要利益和起码正义。历来经典的均势定义无不强调均势指国际体系内国家间权势的一种分布方式，它大致足以有效地阻止一个特别强大并且意欲支配或统治国际体系的国家实现这种支配或统治，以便确保国际体系各成员国(特别是各强国)的独立生存。正如最早的欧洲国际体系史家阿诺尔德·赫尔曼·路德维希·希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reen)在19世纪初所言，均势“依靠防止一国的压倒性优势和篡夺来共同保存自由和独立”。(27)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如何对待霸权觊觎国及其称霸努力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突出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此，愿本着“兰克精神”和“中国精神”，重复美国权势先前依然如日中天的时候笔者写过的一段话：历史在显示制衡的困难的同时还表明，保持国际体系内政治多元化、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最终也最具决定性的手段，是联合制衡特别强大并且追求霸权的国家；倘若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采取补充性或替代性的战略选择，那也应当同时努力认识、开拓和培育有效制衡的条件。(28)与此相关，较具体的有经久意义的一条战略要则在于：中国要尽可能规避与美国冲突和严重对抗，同时从容地“侵蚀”美国的优势和权势，特别是在亚洲。
如前所述，兰克没有预感到“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但有全球眼界和处在工业化时代(而且是经19世纪末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工业化时代)的西利、麦金德和德约非常强调这一点。这是理解20世纪初以来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关键之一，也是中国伟大崛起的依据之一。20世纪及其后的世界强国有其必需的规模条件——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却更为难得的一个条件。所谓更难得，既是指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需要历经多个世纪才能完成，一般比广义的技术扩散及其生根结果缓慢得多，也是指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远不及技术扩散可以达到的那般广泛。在此，有着中国以及当代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两个“洲级大国”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首要可能性或终极根据。进一步说，中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尽管几乎总是中国相对艰难的一大缘由，但更重要的是它总是中国力量的根本源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它可以说是全体中国人最宝贵的永恒财富。因此，保持中国这一巨型国家统一完整与稳定和平，不仅是最好的中国传统之一，也是中国未来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最大依靠。不能让世界上任何人怀疑中国在这方面的决心。
如果要形成尤其对当代和未来中国适切的某种“论列强”，那么以下的观察和总结也特别重要：现代历史开始以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经久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地崛起为头等强国，但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衰败；另一些国家曾力求成为并且接近了头等强国地位；但终究“中途夭折”。中国值得向往的崛起当然只是指第一种类型。就现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经典史例看，此类强国大致都是在其崛起过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项条件的国家：第一，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在基本的生产技术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和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基本的国际观方面的创新。第二，享有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的时代潮流性的变迁、前超级强国和其他若干强国的力量衰落和意志衰减、主要对手的大战略重大错误；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提供的、头等的“被邀介入或干预”的机会。第三，具备本国的“基础设施性”条件，包括足够的国家规模(人口、幅员和自然资源)；总体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相应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裨益；适当的民族性格/政治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强有力和相对高效的国家机器；构建和发展前述两者的国内改革甚或革命。第四，基本正确的中长期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传统；充分建设、加强和动员本国的力量资源；做出关键性的战略机遇正确选择；大体奉行“战略集中原则”，避免敌手过多，避免与敌手的对抗过久、过频，得到关键性的盟友，构建关键性的国际体制。第五，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根本较量”。参照这样的世界史经验，将大有助于明了一系列属于基本方向性的问题，它们对中国大有意义。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A. A. Knopt, 1962, p. 7.
②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pp. 162-163.
③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86.
④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100.
⑤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71.
⑥转引自C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New York: Longmans, 1971, p. 87。
⑦参见《论列强》全篇，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p.65-101。
⑧在受其影响的这两方面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子分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国帝国主义观念和当代引起世界性广泛注重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前者参见本文论述和Ludwig Dehio,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9, essay 2: "Ranke and German Imperialism"; 后者即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esp. pp. xxiv-xxv。当然，前者显然有违兰克的精神，后者则并非全盘套用兰克的模式。
⑨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pp. 8-9.
⑩“他的注意力始终停留在业已过去的祸患，那是(欧洲)体系由于其成员中个别国家的霸权追求而经受过的。他信赖欧洲的天赋才能，因而确信欧洲大陆将来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克服这些威胁。”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pp. 8-9。
(11)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pp. 10-11.
(12)所谓洲级大国，是指地缘政治思想家麦金德所说“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宽广基础的巨型强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所说的“拥有巨量人口和工业力量的超级大国”。参见Paul M. Kennedy, "Mahan versus Mackinder: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 in Paul M.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 pp. 47, 48。
(13)Adreas Hillgruber, 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
(14)伦茨、德尔布吕克、欣策和迈内克的这些言论俱见于Ludwig Dehio, "Ranke and German Imperialism," in Ludwig Dehio,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9。
(15)Ludwig Dehio, "Ranke and German Imperialism," pp. 86-87.
(16)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1962.
(17)英国史学大家巴勒克拉夫说：“在英语世界，对作为一个当代政治问题的两极状态已有大量讨论，但在历史方面去阐明其根源的努力尚做得极少。首次宏观地去处理这一问题的努力是路德维希·德约的《均势抑或霸权》，其中的论辩我在《变迁中世界的历史》(牛津1955年版)一书内为英语读者做了简要的概述。”参见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7, p. 94.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当写到18世纪初北方战争的国际格局后果和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体系构造时，使用了德约首创的“侧翼大国”这一关键性概念，连同此类国家对欧陆强国的大制衡作用。参见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 107，318.乔治·莫德尔斯基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提出的著名的“世界政治大循环”学说，无疑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如后所述德约关于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海权历史哲学”。参见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since 149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18)关于作为历史学家的西利及其主要著作《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和《不列颠政策的成长》(Growth of British Policy)，参见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1959，pp. 344-349。
(19)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pp, 13-15.
(20)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xlviii.
(21)关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的这两方面的意义，详见时殷弘：《中国历史之中的连续和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9-21页。
(22)详见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Foreign Policy Ramifications," in Christopher Marsh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s. ,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3.
(23)“复兴式民族主义”概念取自Wang Gungwu,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Wang Gungwu, Bind US in Time: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Asi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3，p.114。依据该论文，“复兴式民族主义”起初浮现于19世纪末的中国，“结合保存与更新这两个要素，但更直接地将对一个辉煌往昔的信仰与对一个伟大未来的想象联结起来。”Wang Gungwu, Bind US in Time: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Asia，p.115。它在当时的内涵反映了这两个要素，主要关切光复主权、统一被分裂了的领土和复兴民族自尊，强调保存或重新发现传统价值观，强烈倾向从被赞颂的往昔出发展望未来，集中关切人民的民族和历史身份意识。
(24)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86.
(25)Paul Kennedy，The Rise of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92；[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武力与治国方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页。
(26)转引自Ca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p. 87。
(27)Edward V.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p. 31.
(28)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载《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第48-58页。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0年6期，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