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这两个极端的现象同时发生在了唐玄宗当政期间。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顶峰，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其中的藩镇割据对后世影响深远。唐玄宗并非无为的君主，然而他当政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本身却孕育着危机的种子。
盛世下的分化
唐玄宗是唐朝中期的君主。玄宗一朝，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是5000多万。由于赋役原因，存在大量瞒报现象，实际人口应该为7000万-9000万。而在14世纪时，整个欧洲的人口总和才8100万。在人口就是生产力的年代，人口数量表明了国力强盛。虽然人多，但唐朝的平均生活水平并不低。玄宗时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700斤。
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的世界中心，大量的国外商人、使者、留学生汇集到长安，长安城的外国人占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根据《唐六典》的统计，开元年间，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达70多个。
然而在大唐盛世之下，分化也很严重。大诗人杜甫的儿子就因饥饿而死，杜甫为此写下了“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
唐朝的赋役除了征税之外，还包括军需役、漕运役、土木工程役、地方杂役等。百姓服兵役、徭役期间，不仅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还要倒贴路费。在武则天时期，由于赋役过重，“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农民为了规避赋役，将朝廷分给的田地抛弃或卖掉，逃到地主庄园或寺观中，充当佃农。玄宗即位后，好大喜功，经常大兴土木，百姓逃亡的情况更加严重。
大唐盛世中蕴藏着危机，从制度上看，唐朝的统治危机主要存在于中央权力的分配以及中央地方关系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问题也是中国传统治理始终未能良好解决的问题。
由中央分权到中央集权
唐初，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君臣共治的局面。三省分工明确，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政令，即使皇帝也不能随意发布政令。三省相互牵制监督，但宰相团体高度团结，能够挑战皇帝的权威。
唐玄宗登基的背景是武则天统治及其后的朝廷动荡。武则天统治时期，为了避免源起于陇中的李唐家族的影响，把政治中心向洛阳转移。这导致朝廷对于西部控制力的减弱，李隆基后来设立藩镇多少与此有关。为了巩固权力，武则天设立大量新职位来提拔出身普通的人，还增强了皇权对于相权的制约。在武则天当权时期，经常撤除宰相职务，很多宰相被流放或处死。
政事堂是唐朝的最高中央机构，一般有十几个人参加，类似于今天的内阁或委员会。玄宗时期，这种委员会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在玄宗时代，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同时尚书省出局，这等于出现了实质上的首相。在张说任首相期间，将政事堂改为了中书门下，原来的集体负责制正式改为了个人负责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制衡机制缺失，如果君明臣贤，就是开元盛世；如果君昏臣奸，就是安史之乱。玄宗后期贪图享乐，愈加依赖于重臣，于是出现了任职多年的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的专权就源于此。
臭名昭著的李林甫实际上是一位能臣。李林甫一重法制，二重财政，而这二者都为正统儒家观念所鄙视。李林甫担负“奸相”的骂名除了其本人专权之外，或许也与他的政策倾向有关。而李隆基和李林甫都具有务实的政治取向，他们排斥儒家学者，重视行政效率。然而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权力愈发集中。在李林甫担任户部尚书期间，他认为预算开支程序过于复杂，每年用纸就达50万张。736年，李林甫开始简化预算，将稳定的项目编入长行旨符，不必每年更动；其他不稳定的项目，随时补充。改革后每州的预算不过一两张纸。然而李林甫的节约用错了地方，随着预算的简化，预算对支出的制约也弱化甚至消失了。结果贪污腐败，上下其手就大行其道，中央财政迅速枯竭。
李林甫担任宰相后权力日隆。在李林甫的搭档牛仙客去世后，李适之取代了牛仙客的职位，他开始与李林甫争权，从而引发了一场血腥清洗的党争。经过党争，李林甫感到边镇节度使的权力过大，于是从748年起，他要求玄宗推行一项新政，即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的军事长官。因为这些人是更优秀的军人，其军事野心多于政治野心，不大与他竞争职位。到751年，除四川剑南以外的所有藩镇都受外族将领指挥。在这些人中，最强大的就是安禄山，这就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随着玄宗对杨贵妃的宠幸日隆，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得以入主中枢，兼任了大大小小四十余个官职，当然不是因为他能力强。杨国忠随着权力的上升开始排挤李林甫。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更是大权独揽，而此时的玄宗已经不大亲理朝政。正是由于专权，才导致杨国忠先后与安禄山、哥舒翰等将领结怨，唐朝的大厦从内部瓦解。
其实唐初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之所以还是走向瓦解根源在于皇权的一权独大。再完美的内部制衡机制，都抵不过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因为没有外部的权力制约，是否能够按规矩办事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和能力。唐朝的盛世之下还始终潜藏着继承人危机，从开国到安史之乱，“太子”一直是最危险的职业，很少有人能够顺利继位。在这期间，光是太上皇就有三位——李渊、李旦、李隆基，基本上都是迫于形势而退位，为各朝所罕见。围绕着皇位的斗争牵连了无数有才华的大臣，大批杰出的人物被杀，削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
大国央地关系的困境
战国时期，为了争霸天下，秦实行了全民皆兵的体制。汉朝建立后，逐步取消普遍兵役制，结果导致地方军事力量的兴起。
唐前期的兵制主要是源起于北魏的府兵制。唐初的府兵主要来自于精英家族，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子嗣从事军事训练。府兵可以免去大部分赋税和劳役，每名士兵获得一块可以耕种的份地，国家提供铠甲和精良武器。这种模式保证了军队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又不会耗用国家太多的财政开支。府兵还为当地治安提供人力。
府兵的衰落有着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原因。政治方面，武则天掌权后，为了避免陇中势力的影响，逐渐把权力东移。陇中世族开始衰落，府兵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动摇。经济方面，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由于军府过分集中于关中，关中战乱频仍，农田荒废，生产下降。本来富庶的八百里秦川逐渐凋敝，关中地区越来越依靠南方漕米的供应。加之均田制被破坏，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批农民纷纷逃亡，府兵越来越少，府兵制名存实亡。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均田制等针对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频出，但收效甚微。
于是玄宗时期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暂时解决了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募兵制带来新的问题。首先是军费激增，开元中期军费为每年二百万贯钱，到开元末年就增加了五倍。出于经济的考虑，唐朝的军队主要分布在边境，而内地军事薄弱，京师的禁军更是员额不足、素质较差，主要由关系户和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军职。安史之乱时的藩镇割据主要是河北三镇的割据，都属边疆战事较多地区。这种军力布置如果是在民治国家，把军队分派到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主要针对人民，显然毫无问题。但是在家天下的国家，就很成问题，如何保持边境军队对于皇室家族的忠诚是一个难题。这种军队分布无疑降低了反叛的成本，后来安禄山的叛军可以长驱直入逼近都城长安就得益于此。
其次是军队素质问题。募兵就是雇佣兵，大量流民成为雇佣军，对朝廷的忠诚度较低，而与征兵人员的关系更近。虽然募兵与府兵的军士来源不同，但是在依赖血缘和准血缘关系来维系军队上，募兵制与府兵制异曲同工。边军的将领就是节度使。在玄宗开元后期，边将常常连任十几年，有些边将还兼任几镇节度使。开始节度使不管行政，后来也管理地方事务，逐渐独揽一方军政人事财权，其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成为尾大不掉的威胁。
唐朝应对安史之乱的办法犹如饮鸩止渴。
一是用节度使来对付节度使。为了迎击叛军，唐朝把边境地区的节度使制度扩大到了内地。由于中央军事力量薄弱，平定安史之乱主要依赖的是其他的藩镇势力。这样一来，安史之乱的平叛不但没有结束藩镇体制反而加剧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除安史之外，还出现了多地兵变，这是中央政府对军事失控的鲜明体现，为统一帝国的再次分裂埋下了伏笔。实际上，安史之乱平定后，也出现过销兵罢镇的言论。但是由于边疆局势不稳，这些建议难以操作。如果只是罢内地诸镇，而保留边疆诸镇，势必又会使内外的军事布局失衡，再次导致安史之乱一样的祸害。而当初如果不是有内地藩镇，根本无法平定安史之乱。而且由于均田制早已被破坏，加之多年战乱，流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军队的供给是令朝廷头痛的财政问题，募流民为兵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藩镇割据的延续不是谁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
二是用宦官来牵制节度使。早在李隆基当政时就多次派宦官去视察节度使的履职情况。而宦官往往缺乏操守，容易被收买，他们回报的情况都是安禄山忠实可信，这类信息误导了皇帝，使安禄山可以有时间蓄积反叛的力量。在平叛期间，为了制衡日益兴起的地方势力，朝廷还屡屡让宦官出任军队的监军。这一做法加剧了内部矛盾。宦官不懂军事，与将领发生矛盾在所难免。因为与宦官的矛盾，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郭子仪被削夺兵权，李光弼郁郁而亡，仆固怀恩叛乱。从肃宗时的李辅国始，宦官更是开始掌管禁军，封王封相不在话下，后来宦官的权力甚至大到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唐后期比较英明的君主宪宗李纯就被宦官杀害了，著名的高力士之权势根本无法与唐朝后期的宦官相比。唐宪宗之后，有三位弱势的皇帝都是被宦官扶上位的。当然，皇帝对宦官也不完全信任，如代宗用程元振除去李辅国，又流放程元振，重用鱼朝恩，后来又除去鱼朝恩。不过都是用宦官取代宦官，换汤不换药，宫廷内部斗争不断。宦官为了维护自身地位，往往打压重臣名将，导致大臣和君主的距离疏远，唐初形成的君臣共治局面不复存在。
可以说，宦官专权与节度使割据之间相辅相成。由于节度使尾大不掉，所以皇帝宠信宦官；而由于皇帝宠信宦官，节度使愈发与朝廷疏远。唐朝的治理陷入死结，衰败成为必然。
纵观历史，虽然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但唐朝的没落与汉朝有很多相似之处。唐朝前期对于地方的管理与汉朝很相像，都是把行政区划设得很小，以防止地方对国家的威胁。但这种做法没有能够阻止地方势力的兴起。当时的兵士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更为紧密，镇压各地起义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像样的武装力量。到了后期，地方政府本身就像起义军，他们为改朝换代而积蓄力量、做政治投资。大汉和盛唐都没能逃脱衰亡的命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