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暨中国人才发展高峰论坛2017年12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著名经济学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杨开忠教授应邀出席并做了“区域一体化发展”主题演讲。
一、前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代重大国家战略。按照中央部署，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分至2017年、2020年和2030年三个阶段，再几天就将跨入新阶段。至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为新阶段指明了方向。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保持合理的职业结构，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为新阶段起步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7年7月，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发布《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如何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贯彻落实《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这是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关于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选择的两点认识和观点，这就是：以人才有序自由流动主导人才一体化发展、以提升地方品质积累天下人才。
二、以人才有序自由流动主导人才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人才高地。 2015年人才总量为1940万人，占全国12.3%；京津冀大专以上毕业生人数为140.6万人，占全国的14.46%，高于常住人口占比5.46个百分点。高端人才在全国地位更是凸出，京津冀地区拥有全国1/2的“两院”院士、超过1/4的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接近1/3的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然而，京津冀人才，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区内分布高度集聚。北京面积、人口分别只占京津冀地区7.6%和19.6%，但2014年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却分别占27.2%、26.1%，企业经营管理人高达60.7%，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人数分别更是占93.4%、86.6%和88.0%。
面对这种一极集中的人才格局格局，应当怎样推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这面临三种选择，即：平衡、不平衡、人才自由流动主导。
平衡主导论：
主张把推动人才从人才高峰北京向人才洼地天津、特别是河北转移作为人才一体化的主导方向。
这种主张可能有两个基本理由，一是劳动者是异质的，高技能、高知识人才具有较强竞争力，他们及其互补人口有能力涌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大城市，因而是造成大城市过密的主导人口。因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解决北京过密所带来的城市病，关键在疏解人才密集的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人才密度；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即将进入新阶段。与第一阶段以交通、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突破为标志不同，全面缩小区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包括脱贫攻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和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是新阶段的关键目标。而人才是第一资源、第一生产力，没有人才分布的均衡化是难以实现全面实现新阶段这一目标的。
不平衡主导论：
主张继续鼓励人才向北京相对集聚为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主导方向。
这种主张同样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集聚合乎规律。只有鼓励人才进一步极化分布，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才驱动、创新驱动，把京津冀建设成为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引擎和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二是北京面积1.64万平方公里，比日本东京圈大3000平方公里，但人口比东京圈少1300万人以上。因此，北京尚有巨大的人才及其互补人口集聚的潜力和空间。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一认识完全无视北京和东京圈海陆背景、地形水文条件的巨大差别，因而是不敢苟同的。事实上，与性质、尺度、地形基本一致的东京特别区，北京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高出1200人。
人才有序自由流动主导论：
我们认为只有人才有序自由流动，才能实现人才一体化优化配置，因而要以人才有序自由流动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主导方向。在这里，所谓人才有序自由流动，一是流不流动、为谁流动、怎样流动、流到哪里去由人才个人自己决定；二是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只能通过营造环境来间接地引导人才流动，不能代人才做出流动决策。
在
人才有序自由流动主导论有两个方面的政策主张。
第一，以产权改革和要素自由流动改革为重点，着力打造京津冀区域人才共同体，包括实现人才生产的产品如知识产权自由贸易、常住地不变的人才短缺自由的直接流动、常住地改变的人才自由迁移。因此，与人们常常把人才自由流动仅仅等同于人才自由迁徙不同，人才有序自由流动主导论强调：推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真正坚持人才以用为本、人才共享，既鼓励人才自身的直接流动又重视人才间接流动即人才产出自由贸易；既鼓励人才自由迁移，又重视不改变常住地的短期流动。过去三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高效互联互通的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取得突破，有效地促进了人才自由流动。新阶段要在继续推进高效互联互通的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同时，着力建立京津冀区域共同人才制度。
第二，让人才自由地随功能走。市场力量倾向于人才集聚。但集聚是一把双刃剑，对企业、个人及社会一方面可以带来好处，另一方面可以带来坏处。撇开要素禀赋差异不论，现实世界的人才集聚程度正是这两种不同力量对决的结果。在这一对决过程中，有些好处和坏处是通过价格机制传导的，经济学家将之称为“金钱外部性”;有些则是通过非价格机制实现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技术外部性”。因此，合理的人才集聚程度是不能单纯地经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和社会应该参与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从现实来看，京津冀人才确实存在过密过疏问题。这个问题单纯靠市场也不能充分解决，需要政府干预。毫无疑问，这种干预需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为牛鼻子。但政府的这种干预同样只能改变人才自由流动的环境。因此，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过程中，人才是否随功能转移应由人才自己决策，政府可提供可人才选择的不同方案。新阶段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点将拓展到人才密集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经济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这一点更要引起高度重视。
三、以提升地方品质积累人才
把京津冀建设成为“世界高端人才集聚区”关键要在全球化竞争中积累人才。因此，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另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就是如何积累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这里，可能面临的两个选择，即：单纯投资教育、卫生保健抑或投资地方品质。
“人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话语” 至今并无统一概念，但有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那就是：人才是有知识和技能的，也就是说，人才具有“人力资本” 。因此，从发展经济学或者人力资本理论看来，积累人才关键在于投资人力资本。由于投资人力资本的途径主要就是教育和卫生保健，投资人力资本实际上就是投资教育和卫生保健。
然而，人才不仅是具有人力资本的人，也是具有高需求层次和品位的人，而且，知识和技能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美好需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积累是满足人才需求的函数。因此，积累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关键在于投资生活品质。
另一方面，在日益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当今时代，地球表面任何一个人，不论其生活在任何可以居住的地方，都可以日益有效地获取任何地方生产的可贸易品。因而，决定生活品质已不是可贸易品，而是地方不可贸易品的数量、多样性、独特性和质量，也就是地方品质高低。有魅力的高品质地方，吸引和集聚人才。
因此，积累人才从我提倡的新空间经济学或者地方品质理论看来，集聚人才关键在于投资地方品质，包括投资教育、卫生，但不仅如此，还包括：其他公共服务、私人服务、建筑景观和生态环境、流动速度。
过去三年，京津冀统筹打造地方品质已经在交通通信和生态环境方面取得突破。新阶段将在继续推进交通通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着力投资休闲娱乐等服务私人、教育、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和技术移民，培育雄安新区、北京副中心和北京国际人才社区等人才发展极。这里，我想就教育、卫生医疗和旅游做点进一步说明。
从教育来看，与本州岛相比，京津冀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在数量上并不逊色，2014年千学生教师数为小学61人，与本州岛持平；初中80人、高中83人，分别高于本州岛的70和80人。因此，京津冀教育已经不是量的问题，而是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新阶段要以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为目标，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探索实行高中完全成绩前百分比数和分区可录取学校数量双重规制下的一流大学高考招录学生制度，建立京津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的高考招生圈；二是下决心合理选择几所大学整建制从北京迁入雄安新区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双一流”。
再如，卫生医疗，京津冀明显落后日本本州岛。2013年，京津冀医疗卫生机构及千人床位数仅为本州岛的64.7%和36%，其中千人床位数甚至低于我国全国水平。新阶段要把建设健康中国的一般要求和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的实际结合起来，建设国际一流的健康区域。
另外，旅游，京津冀也明显落后日本本州岛。近两年来，我在主持承担国家旅游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旅游规划纲要》研制工作中发现，京津冀地区旅游总人次仅为本州岛的40.8%，旅游产品相对供不应求，结果，旅游价格水平相对较高，人均花费大约高达本州岛的1.9倍。新阶段要借鉴日本观光立国的经验，以旅游立圈为方针，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休闲区为目标，抓住筹办2022冬季奥运会的机遇，融合生态、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资源和需求，发展旅游休闲业，加快建立京津冀大旅游格局。
（本文根据杨开忠教授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