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范式”是库恩构造的一个概念，有特定的内涵与规定，被用于说明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与科学的发展。国外和国内的一些哲学研究者受其影响，先后将它引入哲学频繁使用，宣称哲学也有范式和范式的革命或转型。但范式的哲学使用其实既不成立，也不妥当。因为通过深入的理性分析可知，哲学和哲学研究是既无范式，也无需范式的，充其量只有“流型”或“显型”而已。

关键词：范式、哲学、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经验实证、超越思辨。

“范式”是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构造的一个概念，也是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用于说明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与科学的发展。随着库恩这一理论的影响渐显，范式概念先是在国外被某些哲学学者用来说哲学。1988年，国内期刊《世界哲学》刊载了德国学者K.O. 阿佩尔的一篇题为《先验指号学与第一哲学的范式》的文章，[1]客观上将用范式说哲学的方法率先引入中国。一年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沈贤铭研究员发表《库恩与中国科学哲学范式的变革》的论文，[2]从此开启了国内哲学界用范式说哲学的帷幕。时至今日，用范式说哲学的人越来越多，俨然已成学界共识。通过对中国学术文献总库的检索可以发现，时下以“哲学范式”为主题的文献已达2901篇，但其中属于论证哲学有范式的，不过一、二篇，其余则或是在说哲学有这个范式、那个范式，或是在说哲学已有或应有从此一范式到另一范式的范式转型或范式革命。

然而在我看来，将范式用于哲学是既不成立、也不妥当的，因为哲学既无范式，也无需范式。

1、哲学无范式

已有库恩的美国同行指出，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对范式至少有22种不同的说法。库恩本人也承认，他在该书中对范式概念存在定义循环的错误。不仅如此，库恩后来在追加的《后记——1969》和新著《科学理论的结构》及论文《再论范式》等文献中，对范式又有前后不一的说法。尽管这样，我们从库恩对范式概念的反复强调或重点说明之处，尤其是对这个概念在他的整个科学发展理论中的实际使用的情况看，范式还是有一些较为明确的基本内涵或规定的。

其一，“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同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库恩的这个说法虽因存在循环说明之嫌而不适合作为范式的定义，但他还是接着申明：“作为经验概括，这正反两种说法都可以成立”。[3]这就是说，在库恩看来，范式只属于科学共同体，而科学研究者也只是因为有了范式之后才得以形成科学共同体。

其二，构成范式的那些“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主要是指他们有共同的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指有被该理论所决定的共同研究目标、共同研究方法和共同判断标准。这里之所以要如此表述，是基于库恩的逻辑：科学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的基本理论，是在前科学时期与那些有同样研究对象的其他诸理论的相互竞争中最后胜出的理论，属于“著名的科学成就” 或 最好的理论，[4]能对其研究对象作出最好的回答或解释，这就使科学共同体成员对这个理论有了一种奠基于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共同信念”。既然科学共同体已经有了共同信奉的基本理论，也就不需要再在这个层面费神，开展研究，于是科学共同体可以共同认定的研究目标就是这样三个：一是扩充基本理论及其实验的范围并增加其准确性，二是运用基本理论确定更多有关研究对象的事实，三是运用基本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预测。[5]而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所需要的研究方法和判断标准，也自然只能是基本理论当初在成功解释研究对象时所采用的方法、技术及标准之类，后来库恩在《再论范式》中以“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这三种“根本的”东西来做为它们的代表，并强调：“要了解一个科学共同体怎样产生和证实可靠的知识，我想，归根到底就是要理解专业基础这三种成分的作用。”[6]

其三，范式不仅是科学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充要条件，也是理论或学说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从“原始科学”变为 “常规科学”的标志，并因此而成为常规科学的本质。不过范式也会逐渐受到反例或反常的挑战。当范式被大量反例包围而又无法用基本理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时，就出现了“科学危机”。为了化解危机，又会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基本理论被提出，展开新的相互竞争，开始进行取代原有范式的“科学革命”，直到又有一个基本理论从中胜出成为一统天下的新范式，于是结束危机，完成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科学革命”，形成新的常规科学。而让科学能够成为科学并按此种周期性不断发展的，也就在于科学范式的形成、崩溃和替换。

至此可知，库恩构造范式概念，就是为表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发展思想而用。

若以上对库恩范式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用法的说法不虚，那接下来我们也就势必要承认哲学根本没有范式。

范式既是常规科学的本质，就与科学一样，是超越国别、学派的东西，或者说是被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学科研究者都共同承认、坚信的东西，而作为范式主要构成的“共同的基本理论”自然也当如此。据此而论，倘若哲学真有范式，首先这将意味着哲学研究者们已经有不分国别、学派的“共同的基本理论”。可是自古以来，一直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说不清楚，而且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性哲学定义的哲学，何曾有过这种东西？

虽然在我们的各种哲学教科书中，“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的说法已经相当普遍，可它其实并不是对哲学本质的揭示，更不能作为哲学的定义。试问，有关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数学，有关世界物质运动与基本构成的物理学，有关物质的结构、性质及转化的化学，有关地球结构与生成演化的地球学，有关宇宙结构与生成演化的宇宙学，有关人类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的经济学，有关人类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活动的政治学等等，难道就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显然也是的。可它们为什么不叫哲学而叫科学？有人会出来辩解：哲学的世界观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关于世界的总看法，而上面所说的那些科学，不过或是只有关自然及自然的一个方面，或是只有关社会及社会的一个方面，并没形成一个总体性的观点，所以不能称为哲学。然而这样的辩解是无效的。我们知道，哲学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看法也是分成三个部分来论说的。既然这三个分开论说的部分的加和就可以叫哲学的世界观，那上述那些科学再与大脑科学、思维科学的加和能不能叫哲学的世界观？何况宇宙学和地球学又怎么会不是“总体性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当然他们还可以继续辩解：虽然哲学和上述科学都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但哲学研究提供的是这三个领域的最普遍的规律或观点，而它们提供的则不是。且不说这个辩解已经等于承认光凭“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的这个说法并不足以区别哲学与其他学问，而且由数学、物理学、化学提供的在整个宇宙都普遍适用的普遍规律，为什么就不如仅能说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的那个普遍规律更为普遍？这自然也是一个根本无法澄清的问题。再说哲学也并不总是只研究最普遍的东西。不仅那些有如物理哲学、化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与各门具体科学相伴的部门哲学所研究的东西肯定不是“最普遍”的东西，不仅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哲学子学科研究的肯定不是最普遍的东西，而且那些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分析，有如诠释学的文本诠释之类，显然也称不上是“最普遍”的东西。

还有，哲学其实也并非只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毫无疑问，哲学还研究人，并且是更为重要的部分。可是同样也研究人的人种学、民族学、生理学、医学、人力资源学、人际关系学之类，为什么又不能被称之为哲学？难道这些学问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吗？显然也不是。实际上，没有哪门具体学问或科学是不系统化理论化的，而且它们也总是有关世界、宇宙的某个方面或某个部分的知识。所以所谓“系统化”、“理论化”和“世界观”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与哲学的独特性即本质相关的。

再者，把哲学说成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尽管在中国哲学界算是普遍，可在世界哲学界却一点也不普遍，它并不是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哲学从业者的共识。

当然，有些具体科学的定义及研究对象现在也还在探讨之中，为什么它们就可以有共同的基本理论而哲学却不可以有？这是因为，科学在这方面早已有基本的共识，继续的探讨只是想让这种基本共识更加丰富、更加精确罢了。而这种有关学科定义和学科对象的基本共识也正是“共同的基本理论”的内容之一。这就与在定义和研究对象方面连基本共识都没有的哲学又大相径庭。

哲学既然在最基本的定义问题和对象问题上都没有基本共识，也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基本理论。事实也是如此。中外哲学史上那些曾经最为显赫的哲学理论，不论是哪位著名哲学大师创立的，还是有如儒、道、释三家长期沿袭固守的，虽然也都吸引有大量的追随者，可它们中的哪一个又曾经成为不论国别、学派的整个世界哲学从业者所共同信守的基本理论？

既然哲学从来没有共同的基本理论，那它自然也就不会还有由基本理论所派生的共同的研究目标、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判断标准，更不会有库恩后来特别强调的属于常规科学之“学科基质”的共同的“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之类。[7]

按库恩解释，“符号概括”能将学科的基本理论或公式、定律以数字符号和逻辑符号的形式加以表述，并且这种表述能为该学科所有从业者共同理解、接受。可哲学的符号概括，不仅有史以来只有极少数人偶尔用过，而且他们所用的符号概括也从来没有统一过。逻辑学似乎是个例外，但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问世之后，逻辑学就已成为与数学相似的有范式的精密科学中的常规科学了。今天我们还把它放在哲学门类里，实在是一种误会。

“模型”可为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提供精选的类比”，“可给人们启发：可以把电流回路看成是稳态流体动力学系统，或者是象微型台球那样随机运动的气体行为。”[8]这就是说，一个模型的建构，可以用来解释或解决许多具体问题。非但自然科学有解释模型，经济学也是这么干的。可哲学在研究中何曾有过这种被所有从业者共同认可并广泛使用的解释模型？

至于“范例”也是如此，只是具体说明，要与后面的一个问题一并论述。

总而言之，既然哲学没有共同的基本理论及被它所决定的共同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判断标准，也就不可能有超越国别、学派的范式。而没有超越国别、学派的范式，哲学也就形成不了共同体。或者说，哲学也就无法将“哲学从业者群体”变为“哲学共同体”。其实，国内哲学界有关哲学有这种或那种范式，以及有这种或那种范式的转型或革命的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的说法，也恰好等于从反面证明了哲学根本就没有不论国别、学派的范式。

崔伟奇先生不会同意我的上述结论。他是国内迄今仅有的两个论证哲学有范式的学者之一，他的立论是：

“哲学理论是在相互对话、争鸣中发展起来的。假如没有基本相近或相同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任何对话都将无法完成。而哲学对话的这种现实基础，正是我们确立哲学范式的基本依据。具体说来，哲学范式的具体现实性就表现在每一种哲学范式均内在地包涵着特定的核心范畴，通过此范畴，展开其中的哲学矛盾，体现其认知方式和价值选择。……也就是说，在每一种范式中，对于恒常的哲学问题的探究，都是围绕着核心范畴来展开的。在特定的范式中，哲学家们围绕着哲学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不管多么激烈，但对于其所使用的核心范畴，往往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当核心范畴出现危机，并为新的核心范畴所代替时，一个哲学范式就将丧失其具体现实性，而为其它范式所代替。[9]

在崔伟奇的论证中，他之所以将“核心范畴”当作“哲学范式的具体现实性”，是因为他此前已把范式的多种构成仅归结为范例。

然而这样的立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首先要指出，把构成范式的那些“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大大缩小为只剩下“核心范畴”是完全不合库恩范式概念的本义的。库恩的范式虽有多种成分，并有时说法不一，但他却从未提到共同的“核心范畴”是范式的构成之一。尽管库恩本人后来的确是把“范例”说成范式的第二种更深层的意义，属于“学科基质”之一，但这也绝不意味着范例就仅仅是一个“共同的核心范畴”。在库恩那里，“范例，亦即共同体的典型事例”。[10]“指的是学生们在他们的科学教育一开始就遇到的具体问题及其解”，[11]比如物理学有关“斜面”的问题和它的解，因而范例就是指用基本理论解决具体疑难问题的一个典型示范，它可以为人们解决其他相似疑难问题提供启发与思路，这种意思显然与共同使用一个核心范畴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时亦可知，这样的东西即便在哲学中存在，也绝不会是所有哲学研究者所“共有的”，因为哲学连共同的基本理论都没有，又如何会有用不同基本理论对同一“典型事例”给出的同样的解？

更为重要的是，倘若只要有学者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并且他们是在使用同一个概念或“核心范畴”来就此展开对话讨论，就能证明范式的存在。那么，就再不会有库恩所说的“前范式时期”与“范式时期”之分。因为在库恩所说的“前范式时期”，就已经有各种理论或各个学派在用共同的概念或核心范畴进行对话、讨论与竞争了。可这种情况在崔伟奇这里却变成了“有范式”或“是范式时期”的证明。这样一来，库恩的“前范式时期”就不存在了，库恩有关“科学有一个从前范式时期到后范式时期的转变”的说法也不成立了。[12]于是范式成了一个一开始就与理论相伴而生的东西，于是库恩的范式概念也就或是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或是发生了质变，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所指。

国内哲学界另一个论述哲学有范式的是欧阳康先生。不过由于他认为哲学范式不同于科学范式，不是专属于学科共同体而是专属于个人的，“就是哲学工作者的认知定式和思维模式”，[13]这就同样彻底改变了库恩范式概念的原意，实际上已经不属于对哲学研究和哲学从业者有库恩意义的范式的证明。

2、哲学无需范式

哲学不仅迄今没有范式，而且以后也不需要有范式，哪怕是在无限长久的未来。“哲学不需要有范式”的命题，须从哲学与科学的差异说起。

哲学与科学有许多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差异是方法的差异。

科学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被各门具体科学所共有的方法，从本质上可以被概括为经验实证，其套路是这样的：先广泛运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获取研究对象的感性材料，然后经理性加工上升为理论或假说、预测（这种“理性加工”主要是依靠归纳法进行总结，并力求引进符号概括和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描述而完成的），继而再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去加以验证，由此得到实证的被作为科学知识而保留，未获实证的则作为错误知识被抛弃。正因科学的知识源于对经验事实的提炼，并被经验事实验证，科学成为求真的事业，负责向人们提供真知、真理。而一套理论或基本理论，一旦被证明为具有真理性，也便成为科学，或库恩所谓的有范式的“常规科学”。

与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相反，哲学的基本方法是超验思辨。它是指当哲学家在沉思中发现令人惊异的问题时，通常并不是从经验材料出发，也不侧重经验，而是构造一些往往没有具象对应物的极其抽象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来对问题进行辨析、解释，并在不断深入拓展的辨释中，将最初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演绎成一整套概念系统或理论体系。[14]试想古今中外哪种记录在案的原创性哲学理论不是如此建构的？用超验思辨方法构造起来的哲学理论，由于其超验性，既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既有来自经验的正例，也有来自经验的反例，本身没有真理性可言，是故各种哲学理论之间在同时性上不能相互取代，在历时性上不能以新替旧，以至今天学哲学、搞哲学的人还是要从古希腊和先秦的哲学开始。不过它们之间还是存在高低之分，一种哲学是否高明，是以其对问题的辨释能否自圆其说，能否有更多正例支持，和该理论是否具有理论体系内的逻辑自洽性决定的，于是那些自圆其说性、经验支持性和逻辑自洽性越强的理论，就越会被更多的人钦佩、喜欢。[15]

既然如此建构的各种哲学理论均无真理性可言，最多只能得到相对多数人的钦喜，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哲学理论能从相互竞争的理论之中完全胜出，定于一尊，成为让所有哲学从业者所信服的范式。这个逻辑结论，同样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事实。由此可知，哲学之所以没有范式，乃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范式。

现在的疑问是：如果哲学真的只是这样的东西，如果真的只有科学才能向我们提供真知、真理，那还由哲学提供那些无真理性的知识或理论有何必要？

当然有必要。

首先是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从时间上说，晚于哲学的超验思辨方法的出现，因而在历史上，科学的回答往往落后于人类的好奇心及其问题的提出，于是哲学的超验思辨便因能率先提供解答而被派上用场。史实也是如此，在人类尚没有科学的时代，所有令人惊异的普遍性问题和奇特性问题都是被爱智慧的哲学用超验思辨的方法在进行研究。只是后来随着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先后从超验思辨的哲学辨释变成经验实证的科学解释之后，哲学才退出这些领域，不再研究那些可由各门精密科学和经验科学进行研究回答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先前的哲学辨释最终是被后来的科学解释取代，但那些具体科学或常规科学恰恰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哲学孕育而生的，所以人们才有“哲学是科学之母”的说法。

其次是不论科学今天乃至明天如何发达强盛，也还总会有一些对象所属不清的问题存在，它们小则若物理学与化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问题，大则若战争与和平、人与生态环境、全球化、网络生存等牵涉面甚广的跨越多种学科的综合性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均不在既有科学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对象之中，是故往往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科学过问，于是只能被一向不受固定研究对象限制的具有自由气质的哲学先行关照，并在这种关照中又开始孕育新的具体科学。随着新具体科学的不断形成，哲学自然又要逐渐退出这些新开垦的研究领域，但由于新的科学门类之间势必又会有新的接壤处，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类实践势必又会提出新的综合性问题，并且那些诸如上述的老综合性问题也会因其过于复杂而其实很难变成一门经验实证的科学，这就表明，哲学在这些方面也就始终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只能用于研究事实性问题而不能用于研究价值性问题。价值不是物自身的属性，也不是客观世界固有的东西，而是属人的范畴，是由人赋予世界及万物的意义。[16]对这种来自主观世界的东西，显然是既不能通过对任何客观对象的观察、测量、调查看到，也不能通过对任何客观对象的解剖、实验发现，除用超验思辨的方法去把握以外，别无他法。[17]因而价值问题，如世界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和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我们应当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等等，不仅从来就是哲学的世袭领地，而且也注定是哲学的永久家园，科学将永远无法染指。

最后，虽然刚才说到“科学只能用于研究事实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科学能研究和回答所有的“对象是什么”的“是然性”问题。

这首先是指对有些对象的本质性提问，就是科学无法提供答案的。科学是用经验实证的方法通过发现一种事物的特殊性即种差来概括其本质并为所有事物分类的，可将这种方法用于客观事物的两极就无济于事了。一极是包含所有种类的客观事物于一身的宇宙之本质。由于宇宙再无其他外在事物作参照加以比较以发现其特殊性，科学就无法对其本质进行言说。另一极则是存在于每一种类客观事物中的每个个体之本质。虽然张三养的狗也是纯种京巴，并与李四养的纯种京巴有诸多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但我们能将这些差异或特殊性说成张三之狗的本质吗？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方面，人类世界、社会、文化等宏大对象的本质不易用经验实证基础上的“属+种差”分类法揭示；另一方面，作为人类一分子的张三、李四等个体人的本质，更不能用描述张三之狗的方法描述。此外，还有“人”这个人类世界的创造者，这个既非自然事物之两极，亦非社会事物之两极的中间性存在物之本质，也不是只要进行经验性的观察，发现存在于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就能被确定的。人与动物可观察到的差异实在太多，我们不可能将其中的每一种差异都说成是人的本质。退一步讲，即便人的本质的确是隐藏在这些由经验观察所搜集到的差异之中，那再用科学归纳法去概括，也难以确定出究竟是其中的哪一种差异堪称人之本质。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的活动，不论是人类的、社会的、组织的还是个人的，也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或宗教、科学、人文学、道德的，由于它们不仅全都是历史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过程，而且还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性活动，这就致使凡是有关这些人类活动的起源、演化、发展和规律是什么的理论回答，又成为不能经验实证或不能完全经验实证的问题。

其中需要特别指出，对科学本身的反思，以及对科学的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如：科学是什么？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科学的方法是什么？科学的方法是否可靠？科学是如何形成的？科学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等等问题，尽管也属“是然性”问题，但也只能由哲学用超验思辨的方法去解答。因为这些问题，既不是任何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任何具体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独特方法所能解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由于客观对象的不同，每门科学都有其各具特色的专门的经验实证方法和基本理论，但每门科学都不能用自己的经验实证方法和基本理论去研究自己，说明自己。于是对科学本身的反思及深究，又历史地落在哲学的肩上。其中，对一般科学的反思及深究，构成科学哲学；对具体科学的反思及深究，构成部门哲学。因之只要有一门具体科学存在，也就势必会有一门与之相应的部门哲学相伴而立。

综上所述，正因科学在回答问题时并不是万能的，所以人类也需要哲学提供的知识。由哲学提供的知识尽管因得不到充分证实而称不上是“真知”、“真理”，却可以说是“良知”、“良理”。因为它不仅能安顿人好奇的心智，补充科学在解释世界时的无奈与不足，并孕育、催生科学，而且还能为我们提供价值与意义，指导我们更好地改造世界，发展自身。就此而论，它比科学知识更能体现人类的智慧。

正因如此，在我看来，哲学的使命就是用超验思辨的方法探索科学未答而人类又要追问并希望有所答案的问题。而哲学便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或学问。

既然哲学研究就是肩负这样的使命，既然哲学就是一种根本不可能有范式的学问，那哲学或哲学研究当然也就不需要范式，更不需要通过人为的宣称、倡导和号令等方式来造就范式。但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哲学或哲学研究不可能有范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我们可以先做退一步的思考：假定有朝一日哲学或哲学研究有了范式，那将意味什么？只能是意味哲学变成了科学，哲学研究变成了科学研究。这样一来，哲学和哲学研究就消失于无。于是，前述那些科学没有回答或不能回答的问题，就会从此成为人类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而这显然是人类智慧的巨大倒退！

还有就是，以科学为鉴，范式是各种理论自由竞争的产物，这种竞争是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所以从中形成的范式，才能让一个学科的所有从业者真正心悦诚服。而人为的宣称、倡导、号令，则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当然，借助某种强权的号令，也有可能让某种哲学理论定于一尊，成为所有哲人必须信守使用的所谓“范式”。但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扼杀哲学，也是大大折损哲学研究的原创力与效力。

库恩本人就认为，有了范式的常规科学，虽会使其研究变得精细而深入，但也会使其研究变得消极而保守。因为那些共同的基本理论、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判断标准，“似乎是强把自然界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结果，“那些没有被装进盒子内的现象，常常是视而不见的”，并且不仅自己不发明新理论，“而且往往也难以容忍别人发明新理论”。[18]这就使相关学者的视野受到严格限制，思想受到束缚，从而大大地影响和削弱了他们的创造性。[19]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对范式的运用常常有可能会把个性化的东西普遍化，把暂时性的东西永恒化，把特殊性的东西普适化，把多样性的东西单一化，从而使得研究活动走向片面和僵化”。[20]与之同理，哲学若像科学那样有了某种范式，也定会使哲学研究仅仅变成对一种特定基本理论的注释、推广和应用。

历史的经验印证了这一点：发生于我国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权号令，让传统中国哲学从此成为“我注六经”式的儒学注释学；发生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强权号令，让西方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而苏联和我国在当代一个时期对斯大林式哲学理论的权威号令，给这两个国家的哲学所造成的危害或不良影响，更是记忆犹新，不必赘言。

诚然，从实际情况看，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在使用“哲学范式”概念或用范式说哲学时，并不是意指哲学“已有”或“应有”一套被所有哲学从业者共同信守的基本理论，而是意指某种哲学理论或曾经，或正在，或将会显赫一时，拥有众多追随者。不过要是这样的所指，他们就选错了概念。“范式”之所以有“范”字，就是要凸显其示范、模范的含义。库恩选用“Pstsdigm”（范式）这个单词就是这样考虑的。他说得明白，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21]是“在一个时期内给科学家集团提供模范问题与解决的普遍公认的科学成就”，[22]对科学研究“具有高度指导性”。[23]正因范式概念有这样的含义，所以一旦我们说哪种哲学理论是哲学范式，就有要大家都受它的指导，向它看齐而不可逾越的意思。

有鉴于此，我认为对那种能显赫一时并有众多追随者的哲学理论类型，只适宜以“流型”或“显型”相称，而不适宜以“范式”相称。因而哲学的发展，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流型到另一种流型，从一种显型到另一种显型，而不是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这也说明，原来就有的“哲学转型”即“哲学的流型或显型的转型”与“哲学的主题转型”之说可以成立，而这些年流行的“哲学范式转型”或“哲学范式革命”之说，则可以休矣。

[1] [德]K.O. 阿佩尔。先验指号学与第一哲学的范式[J].世界哲学，1988（6）。

[2] 沈贤铭。库恩与中国科学哲学范式的变革[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4）。

[3] [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1.

[4] [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0.

[5] [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31.

[6] [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4.

[7] [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3.

[8] [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4.

[9] 崔伟奇。范式与哲学发展[J].学海，2001（4）。

[10] [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301.

[11] [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8.

[12] [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0.

[13] 欧阳康。范式的哲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维度[J].学术月刊，2008（5）。

[14] 详见：韩东屏。人文学：科学之外的智慧与学问[J].河北学刊，2003（1）。

[15] 韩东屏。哲学的使命[J].学习与探索，2001.（6）。

[16] 参见：韩东屏。科学价值中立之惑[J].湖南社会科学，2008（3）。

[17] 参见：韩东屏。哲学的使命[J].学习与探索，2001.（6）。

[18] [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

[19]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2.

[20] 欧阳康。范式的哲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维度[J].学术月刊，2008（5）。

[21] [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22] 转引自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09.

[23] [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

原载《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