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4日，志英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我的师友中，强行中断自己的人生历程，之前有本系的张月超先生（1911—1989），在春光明媚的正午，像轻鹤从楼顶纵身一跃；有上海友人胡河清君（1960—1994），在大雨滂沱的子夜，像惊叹号一般倒竖而下。听到这样的消息，总是令我的心灵遭到重击和震撼。人，究竟遇到了多少磨难，才会觉得生不如死？究竟要有多大的勇气，才会走得那么义无反顾？志英师是以这样的态度作自我了断的第三人，他从容安排好一切，在万籁俱寂的时分，轻轻地、默默地走了……
志英师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正在台湾大学客座，既未能及时得到消息，也无法亲临吊唁。他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对于他的前言往行，并不常常想起，但也难以忘记。
志英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我在大学时曾受教于他。说起现代文学和现代学术的鼻祖，胡适不仅人长得英俊，同时又以知识渊博和服饰考究著称，据说可以和西洋历史上的亚里斯多德相媲美。这么说来，志英师的外貌就有点“土”，也不甚讲究衣着（他有一张口叼烟头、赤膊上阵做泥瓦匠的照片）。但只要注意到他闪在眼镜背后的眼睛，就能感受到这是个有思想风华的人；而当他侧着脑袋露齿一笑，又显出了喜好作弄人的顽童模样。他是个有思想的顽童。
大学教授，他的思想首先就表现在学术研究和人材培养上。以学术研究而言，坚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大概是所谓思想的最基本的表现。学术研究离不开著述，旅美学者陈大端教授有句云：“著书原为仆谋升。”虽然化自龚自珍的“著书皆为稻粱谋”，却是形象地写出了当今的学术生态。“仆谋升”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为自己谋求升等”，最妙的是，这实际上也是英文单词promotion（提升、晋级之意）的音译。志英师对于论文写作有着明确的理念，就是要“产生思想”。所以，他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往往启人深思，发人深省。但要坚持独立思考，就无法违背自己的良能与良知，就无法株守既定的模式和结论，而一旦与现实政治的观念相冲突，就会引火烧身，他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就为此而惹祸。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运动，其根本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结论出自“钦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界，自然是不敢怀疑也无可怀疑。但志英师通过甄别史料，考索思辨，针锋相对地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属资产阶级，其核心是个人主义。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不仅正常也很平常，但三十年前的中国政治，可用“乍暖还寒”来形容。中宣部组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下发的文件中，指名道姓地批评此文。虽然这场政治闹剧在中央仅折腾了不久便戛然而止，但在“文革”遗风尚存的彼时彼地，遭到这样的点名，很可能就会有灭顶之灾。有些持相同观点的论者也深感压力，志英师则写信相慰道：“中央文件点的是我老许的名，我都不害怕，你怕什么？”他还因此戏称自己的教授是胡乔木批的，因为写文章的时候他只是讲师，而胡说“南京大学的教授许志英”。这些调侃又显示了他顽童的一面，但顽童的背后却是不可撼动的人格尊严。
学术和政治，在中国历来关系密切。把政治向着学术的方面引导，政治会日益清明；把学术变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学术会日益堕落。志英师的这篇文章，是一个身心都充满着乡土气的读书人在大时代的风潮中所发出的独特喊叫，是人格尊严的自觉在学术上的表现，是对精神上的专制和暴戾的挑战。回想起来，他能拥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理论自信和道德勇气，另一方面，其外缘环境也给了他很大的宽慰和扶持。老剧作家陈白尘先生就对他说：“吃你的饭，读你的书，做你的事，不要管它！”中文系的其他师生员工也都站在志英师的一边。这让我想起苏东坡被贬岭南的时候，答友人书信时则以谈笑自若相勉，而夜间却不免遗尿。在理学家看来，这是因为东坡仅有“血气之勇”而缺乏“浩然正气”，所以朝鲜时代的宋子（尤庵）在贬谪时便有“闲吟晦父区中句，不读坡公岭外文”（《春日示孙儿》）之诗。而在我看来，这更多是因为其孤独无援的环境所造成的。从这一点来说，志英师又是幸运的。在南大，丝毫没有因为此事而影响他的职称晋升，同时，他还担任了系主任。
从1988年到1993年，志英师出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在此之前，他是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南京大学作为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名校，怎样才能办好中文系，志英师着重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学科建设，二是人材培养。将这两者加以结合，就是注重学科梯队。以古代文学专业来说，1989年6月，我们有四个人同时博士毕业，也同时留校，这在通常情况下是很难发生的。但志英师从学科梯队建设的战略眼光出发，坚决支持千帆师和勋初师的主张，使这一主张得到落实。一年半以后，我在申报副教授的述职会上，不说自己的研究业绩，却高谈南大中文系对中国学术担负何种责任，以及年轻一代在其中当有何种贡献时，志英师非但不以为谬，反而认为这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学术追求。我猜测，其中的一些议论可能与他的想法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当系主任，自然免不了烦琐具体的事务，但志英师却能不为事务所桎梏，常常超越细故鄙事，而有更为深邃高远的追求，并且将这种追求由个人推扩到全系。有时开全系大会，在布置完具体工作后，他就要谈谈国际国内形势。我知道，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大家，不要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思想的产生，其实就是以现实为考量、为征验的。1984年以后，我迷恋上徐复观的书，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他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在对思想文化历史的考索中，始终保持一颗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感愤之心。他在1982年2月临终口述的《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自序》，曾经是我反复诵读过的文字：
余自八岁受读以来，小有聪明而绝无志气。四十年代，始以国族之忧为忧，恒焦劳心力于无用之地；既自知非用世之才，且常念熊师十力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深以当时学风，言西学者率浅薄无根无实，则转而以“数典诬祖”为哗众取宠之资，感愤既深，故入五十年代后，乃于教学之余，奋力摸索前进……三十年之著作，可能有错误，而决无矫诬；常不免于一时意气之言，要其基本动心，乃涌出于感世伤时之念，此则反躬自问，可公言之天下而无所愧怍者。然偶得摸入门径，途程尚未及千万分之一，而生命已指日可数矣。
在这种“感世伤时”的精神召唤下，我也曾经在子夜冲向黑暗，唱响“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国际歌》。留校工作后，每次听到志英师对于文化现状的揭示，也就特别心有感触。尤其自己从事的是传统文化的研究，平日浸淫在古代典籍中，很容易在文献中迷失了思想。其实，即使在清朝乾嘉年代，第一流的学者也不是只懂得在文献考据中浮沉的人。那样的人，是被章学诚嘲笑为“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文史通义》外篇《与汪龙庄书》）、“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内篇《博约》）的人。董健先生认为，那几年，中文系学风纯正，思想开放，学科建设和年轻教师的成长都很健康，这与主事者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有很大关系。我是很同意这个判断的。
1989年12月，我在南京大学第一次分配到自己的住房，就在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和志英师住在一个大院里，也开始有了一些个人的来往。有时在院子里见到，就站在路旁闲谈几句。记得我的《摘句论》一文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三期刊出（后来又被《新华文摘》1990年第七期全文转载），有天遇到志英师，他对我说：“前几天《文学评论》的王信来南京，讲到你的《摘句论》，评价很高。”我当时还不知王信为何人，后来才听说，他是被认为《文学评论》杂志社看稿水平最高的编辑，也是志英师极为信任的编辑。有时我会去志英师家中聊天，他也偶尔回访，谈话的内容总是围绕着学术和学林人物。有次他转述何其芳说做学问有几项必要条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再补充一项，居然得到志英师的首肯，后来还引用过一回。渐渐地，我发现在他不苟言笑的表象下，其实还揣着一颗顽童的心。
顽童的特点之一是率性。1990年下半年，职称评定工作开始，古代文学专业设置了一个副教授的名额。申报工作进行了多日，有次在院子里见到志英师，他突然问我：“你怎么没有申报？”我一愣，回答说：“那个名额不是我的。”志英师的回答让我吃惊：“不是你的是谁的？”1992年7月，南京大学开始评选中青年学术骨干，我作为候选人去学校述职。当时正沉浸在民国时期的学者，像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人的著作中，觉得比起他们那一辈，自己所学所知简直少得可怜，哪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在大庭广众下显摆呢？所以讲了一通自己的不足和希望努力的方向，这也是当时的真实心理。可这样一来，怎么可能被当作骨干教师而受到提拔呢？志英师是评委之一，当时的表情好像很诡异。那天下午，志英师来到我家，把我狠狠地埋怨了一通。第二年再次评选，我问志英师该怎么讲，他的回答很简捷：“给自己评功摆好。”结果，这一年就评上了。也不知那年的候选人是否有限额，听说后来还有同事给学校写“人民来信”，抱怨自己未能得到公平待遇呢。好多年后，我已搬家至龙江小区，一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志英师，他拎了几瓶酒来找我聊天。那天的谈话，除了褒赞学林人物外（他很少在我面前贬低人，我也因此而知道了一些有成就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还略涉系政。比如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人事安排，讲到将来的主任人选，他忽然说：“讲给你听也没关系，就是某某。”本来，这些事我一不关心，二无关系，但志英师就这么直率地说出来，我觉得只有顽童才有这样的秉性。据说有一次我曾经惹他生气，那是系里的年终聚餐，现代文学专业意欲拼酒。彬彬要与我一比，我当时酒已喝多，不免胡说八道：“你是小辈，叫丁帆来跟我喝。”志英师在旁边看着，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张伯伟，你不要欺负人。”那天他可能是真生气了。唉，酒有时也不是好东西。
顽童的特点之二是淘气，志英师有时可真是夠“淘”的。1992年，妻子在日本访学，我有时要自己上菜场采购。一个雨天，我正在菜摊前挑选，忽然感到串串雨滴从我的后颈灌入，这分明是有人在使坏，我转身正待发作，对着我的却是一张笑嘻嘻的脸，是志英师，他正把滴雨的伞沿冲着我的后脑勺呢。他当系主任的时候，有次为了公务，某办公室主任惹急了他，只听他大声骂道：“你这个鸟人！”哎呀，那可是李逵口中的“鸟”，声母属“端”呢。2004年的夏天，听说志英师中风了，起因竟然是为了打牌，打到兴高采烈，忘记了时间，风扇一直对着他狂吹，结果可想而知。有天我陪着几个外国学者在校园里参观，突然觉得小腿被人用棍子敲打，回头一看，又是志英师，中风后行走要用拐棍了，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招呼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他说自己编的《学府随笔：南大卷》即将出版，入选数目每人最多三篇，居然也有我的三篇。淘气的另一表现，就是喜欢在朋友圈中喊人绰号，什么“保长”啊“老太”的。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别人也给过他不少“雅号”。志英师没有什么运动天赋，但却有最喜爱的运动项目，居然是拳击。我觉得这还是一种顽童心理的表现。
志英师去世前留有遗嘱，第一句话是：“生死之间，只有一念之差，而我‘生意已尽’。”语气平静而决绝，字迹从容而有力。死生为人生大事，轻生就死，实非他人可以妄加评论。究竟因为什么，志英师觉得“生意已尽”，选择自经而亡，我实在无从揣测也不愿揣测。但我相信，在他临终之际，其精神状态是可以用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来形容的。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彻悟人生，才能做到不喜不惧；而用“纵浪”的方式拥抱死神，又何尝没有一点率性的成分呢？有思想的顽童，活着的时候如此，离开的时候也如此。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九日
>原载《美文》（上半月）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