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执政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对华关系方面，特朗普采取积极拉拢、寻求合作却又深藏底牌、威逼胁迫的策略，既希望在朝核问题上寻求中国支持，又在经贸、南海、台湾等问题上不断试探中国底线，中美合作与博弈局面空前复杂。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既有两国经济差距缩小、力量此消彼长的生产力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分歧、立场原则不同的生产关系因素，既有国际利益格局调整、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外部因素，也有发展阶段差别、国内主要矛盾不同的内部因素。在若干涉及两国利益的具体事务上，表现出较为突出的摩擦与碰撞。
当前中美关系的三对基本矛盾
（一）崛起大国改变守成大国既得国际利益格局的矛盾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经济规模已达到美国的约60%，在可预见的未来20年内，中国极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处于没有任何一国能够撼动的霸主地位，不仅经济规模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且主导制定了全球经济规则和全球治理模式，而今这一地位正面临中国的挑战。经济霸权是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的基础，不断崛起的中国势必要对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力量对比、传统国际秩序做出改变，这必然会触及美国既有的全球利益。当前中美在国际经贸、地区安全、国际事务等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正是中美力量此消彼长、世界重心东移的具体表现，也是双方对彼此力量逐步适应过程中的摩擦面和对撞点。
（二）中美国内条件变化折射到两国关系层面的矛盾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美两国关系也不外如是。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需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不同，两国的关切和着眼点也就不同，其中不免出现矛盾和冲突。比如，中国正处于“走出去” 的关键期，需要更好地利用全球要素、资源和市场，对全球化有较高需求，而美国在长期全球化中没有注意本国的财富分配问题，大量中下阶层民众受益不多，国内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抬头，对全球化十分抵制，中美两国围绕全球化出现诉求冲突。比如，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要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迈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而美国经济长期空心化、虚拟化，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意图重归制造业、再工业化，中美两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正在出现竞争和博弈。比如，随着“中国制造” 行销全球，人民币也必然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走向全球，正在逐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货币，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美元霸权，国际铸币税和全球资本回流是美国经济长盛不衰的关键原因，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高，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元霸权这一美国核心利益发生冲突，等等。
（三）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
由于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的不同，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受基督教文明和商业文明双重影响，传道士精神与商人精神这两种时常冲突的意识形态并存，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也会因之表现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织的特点。有时美国会以“上帝选民”自居，认为各国均应效仿美国的民主制度、发展模式，甚至不计成本发动颜色革命、颠覆他国政权，对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会习惯性戴上有色眼镜，对其行为抱以战略疑虑。有时美国会充满商人般的精打细算和唯利是图，坚持“美国优先”，他国发展都需让步于美国利益至上，按照双重标准处理国际事务。中国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独立自主、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处事原则，认为各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能力和权利，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建设国不分强弱、地不分大小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中美两国迥异的意识形态经常会体现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矛盾与分歧，干预与反干预、制裁与反制裁、围堵与反围堵不断出现在两国博弈中，深刻影响着两国关系。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经贸领域是中美矛盾集中的主要领域，在这些矛盾点中，既有一直以来两国各自关切的传统议题，也有特朗普上台执政后产生的新问题，还有特朗普重翻旧案，搁置多年如今又重新抛出来的棘手问题。美国十分关注对华贸易逆差、中国“汇率操纵”、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等议题，中国对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制度、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替代国”做法等表示强烈关切。经过“百日计划”谈判，中美两国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对以上问题的解决仍然是初步的，未来更多地要在中美一年期经济合作计划中解决，中美之间竞争、博弈与合作将更加激烈。
（一）美国高度关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意图采取不公平贸易救济措施削减贸易逆差
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为7500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46%，中国是美国最大逆差来源国。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两国比较优势、产业分工的不同所决定的，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土地密集型产品，但由于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管制，人为限制了比较优势产品出口，扭曲了分工结构，造成贸易逆差不足为怪。但美国并不直面问题，坚持认为中国通过市场补贴、汇率操纵、出口倾销、政府干预、贸易壁垒等手段影响公平竞争。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大量使用不公平贸易救济措施，意图削减对华贸易逆差。中国是遭受美国贸易救济数量最多的国家。自1980年至2016年，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26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累计达到282.2亿美元。在调查过程中，美国惯用替代国、分别税率、外部基准等不公平做法，对中国产品裁定畸高税率，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对美出口。2016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20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36.6亿元，还发起了21起337调查，涉及钢铁、电动车、便携式电子设备等各类型产品。
特朗普上台后，对华继续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特别是集中在钢铁和铝制品领域。如2017年2月，美商务部对中国不锈钢板实施救济，征收63.86%－76.64%的反倾销税和75.6%－190.71%的反补贴税。4 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要求美商务部优先调查钢铁和铝的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5月，对来自中国等国的冷拔钢管开展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8月，初步裁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铝箔制品接受了16.56%到80.97%不等的不公平补贴。特朗普滥用的贸易救济措施涉及面广，几乎涵盖了中国输美的所有钢铁产品，裁定税率也较高，超出了正常贸易救济范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美钢铁产品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美贸易救济措施却在不断增加，呈现出极强的保护主义。
（二）特朗普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希望以此逼迫中国在经贸谈判中有所让步
特朗普在竞选前后，曾多次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意图将贸易逆差归结于中国单方面操纵汇率，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制裁。但“汇率操纵国”指责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定义和标准。美国《2015年贸易便利和执法法》提出了判断汇率操纵的三条标准：一是对美贸易盈余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项目盈余超过GDP的3%，三是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目前我国仅满足第一项条件，“汇率操纵”指责并不成立。
特朗普之所以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是由于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难以解决，他将成因片面地归结于中国操纵汇率，既为争取选票、凝聚人心、掩盖贸易政策乏力事实，也为给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在经贸谈判中有所让步。特别是随着美联储正在开启加息和缩表进程，美元将进入一个升值周期，这对美国出口尤为不利，特朗普希望人民币也能有所升值，避免中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在看到“汇率操纵”指责明显不符事实和标准后，特朗普公开表示，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美财政部却提出了“汇率失调”的概念。美财政部在2014年以前，曾多次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汇率失调”，以此证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要求中国加快汇率改革。今年4月15日，美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中，再次使用了“汇率失调” 这一表述，表面看起来该词语气较为缓和，但实际“汇率失调”认定更加容易，打击范围更广。汇率操纵是主观行为，汇率失调是客观结果，若被认定因汇率失调获得贸易优势，美国就可将矛头对准造成汇率失调的原因，贸易补贴、要素价格非市场化等都可能纳入被攻击的范围。美重提“汇率失调”是“新瓶装旧酒”，先按惯例再次将中国不痛不痒地列为汇率失调国，再逐步建立针对汇率失调的制裁措施，并以此在未来的谈判中获得优势。
（三）美国经常批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近期特朗普启动对华知识产权“特殊301调查”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美国曾多次对中国挥舞知识产权调查大棒。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301条款”对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特别是中国是否会损害美国知识产权进行调查。“301条款”得名于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第301节，该条款的核心内容是，如果在国际贸易中，美国的利益、权利因外国的行为、政策所导致的不公平竞争而受损，美国总统及其领导的USTR可以通过暂停贸易协议优惠、对货物增加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对服务征收费用或限制、重新开展贸易谈判及其他手段对该国进行制裁。
2017年3月，USTR发布《2017 年度国别贸易壁垒评估报告》，报告以较大篇幅列举了中国对美国存在的破坏公平贸易或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主要贸易壁垒，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农业、政策透明度、法律框架等7大类46小类。2017年4月， USTR发布《特别301报告》，该报告从美国知识产权权利、中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假和售假行为、专利和相关领域政策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方面未能公平对待美国经济主体，中国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这两个报告为特朗普启动对华“301 调查”做好了铺垫。
中美“百日计划”谈判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特朗普没有满足于这些，他不惜利用“301调查”获得更多“有力证据”和谈判筹码，意图通过贸易调查和制裁方案形成置信威胁，使中国在产品进口、贸易壁垒、市场准入方面有更多让步。按照以往经验，美国本次对华知识产权调查仍可能集中在芯片、机械、设备等高技术产业，调查结果若判定中国严重侵犯美国知识产权，USTR有可能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最有可能向中国施加最高达100%的报复性关税。USTR下属的贸易协商与分析办公室负责制定加税商品的“报复清单”，该清单可能不仅涉及知识产权调查的行业，也有可能外溢至其他行业。
（四）美国十分关注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开放问题，要求中国服务业全面开放
服务业是美国优势领域，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宽在银行、证券、保险、文化、媒体等领域的投资准入。自中国入世谈判之时，服务业开放就是中美谈判的重要议题，多年来美国一直积极推动中国服务业提高开放水平。特朗普政府十分强调对等性原则，认为只要美国开放的领域，中国也要相应开放。
中国认为，一国开放水平由国情决定，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监管能力密切相关。多年来，中国不断推进服务业开放和改革。经过国内各自贸区多年试点，中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不断完善，负面清单长度不断缩短。自2013年至今，中国已推出了四张负面清单。2013年在上海自贸区实施的第一张负面清单为190项， 2014版减少到139项，2015版则缩短到122项，2017版在2015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了10个条目、27项措施，长度缩短到95项。在缩短的条目和措施中，服务业外商准入占较大比重。自今年7月10日起，新版负面清单在全部自贸区试点推行。2018年开始，负面清单管理将向全国推开，这就意味着从明年开始，除明确禁止的“负面清单”外，所有行业包括绝大多数服务业都允许外商自由投资。
美国总体认可中国服务业的开放路径和开放方式，也能够对中国服务业开放给予积极的评价，但在开放速度上并不满意，认为中国应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迅速放开全部服务业的外商准入。中国认为，服务业是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由于服务业开放相比中国制造业开放更为复杂，牵扯的利益、涉及的体制更多，开放的风险也更大，迅速完全开放服务业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在中美“百日计划” 谈判中，服务业开放是双方矛盾和分歧集中的一个领域，中国承诺在信用评级、电子支付、债券承销、结算代理等领域对美资扩大开放。但特朗普认为，中国服务业开放力度仍不够大、步子迈得仍不够快，预计在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中，美国可能会在此方面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五）中国对美国外商投资审查机制表示关切，认为该机制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造成了严重阻碍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快速增长，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为当地创造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亮点和重要推动力，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针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构成了严重阻碍。中国连续多年位居美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数量国别榜首，但中国投资只占美吸引外资总额的1%，两者完全不成比例。自1975年美国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来，美国总统仅否决过三次并购案，均来自中国投资者，分别为1989年中航技收购美西雅图飞机零部件制造商Mamco项目，2012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收购美俄勒冈州风电场项目，及2016年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项目。近年来，因安全审查导致并购受阻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金额已超过500亿美元。
在安全审查机制中，中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是CFIUS关注的重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美国长期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对美投资具有收购关键技术、控制美国经济命脉等战略意图，其行为背后均有中国政府的手在操控，并非简单的市场行为，也不以盈利为目标。一些国会议员不时就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项目致信美政府高官，要求开展国家安全审查，而这又成为美国媒体炒作的对象。其实质是美国部分产业害怕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为维护自身利益，以无定义、无标准、无范围的“国家安全”为名，千方百计为投资设置障碍和门槛，体现出美国部分产业界及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保护主义、保守主义思维。
（六）中国希望美国破除冷战思维，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管制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控制或禁止有竞争力的美国高科技产品流向中国。2001年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16.7%，2016年仅8.2%，这与美国科技强国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
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是基于冷战思维。一方面担心中国政府获得美国的高精尖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军事装备上，另一方面担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中国企业会迅速模仿、掌握技术，与美国企业开展竞争。这种缺乏互信的冷战思维严重制约了中美经贸合作的深化和发展，不符合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双边高层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不断向美国提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要求。尽管美国多次表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中给予中方平等待遇，承诺促进和便利高技术物项对华民用出口，但却迟迟不见具体行动。中国希望美国能在放宽出口产品管制方面采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切实放宽民用用途、民用用户“两用”产品的对华出口。通过放开对华出口管制，也有助于大大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应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多做努力，而不应想方设法从各个角度指责中国。
（七）中国希望美国遵守承诺，放弃在对华贸易调查中采取“替代国”做法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2016年12月11日后，世贸组织成员应终止采用“替代国”价格计算中国出口企业倾销幅度的做法。这是世贸组织成员必须履行的国际条约义务，也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美国是世贸组织成员，也曾在该议定书上签字，理应毫无条件地履行契约义务。但美国自去年12月11日以后，一直没有表态承认该议定书第15条规定，仍然按照“替代国”方法衡量中国钢铁等产品对美出口的倾销幅度。
美国强调国内法优先，按照其国内法，该议定书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认为中国尚未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议定书该条规定并不能启用，仍可采用“替代国”方法。美国这一做法是混淆概念，意图为不履行第15条义务找到借口，中国对这一做法表示坚决反对。首先，议定书第15条规定，对华反倾销调查中放弃“替代国”做法是无条件的，美国履行这一义务不应与其他任何问题挂钩，更不存在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协议书之上的问题。其次，世贸组织规则中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地位”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中国也并未要求美国现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故意把这一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和“替代国”做法捆绑起来，就是不希望放弃“替代国” 这一不公平的贸易制裁武器。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信守国际条约和协定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最基本的原则和要求，中国希望美国能够遵守承诺，维护国家信誉。
中美地缘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当前中美地缘关系总体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苏联解体后，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东亚，中国地缘压力骤增。“9·11”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至中东，中国迎来了一段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窗口期。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东海、台海、朝核“三海一核”问题上向我发难。特朗普上台后，并未放弃奥巴马时期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在“三海”问题上继续搅局，试探中国底线，倒逼中国在朝核、经贸问题上向美国让步。近期，“亚太平衡”向“印太平衡”延伸趋势明显，印度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制华包围圈，我周边地缘安全局势十分紧张。
（一）美国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中应发挥更重要作用，中国认为朝核问题是美朝两国的双边问题
朝核问题是当前摆在特朗普政府面前的头号难题。随着朝鲜核武器技术日臻成熟，从2006年以来已进行了5次核试验，还不断开展各种类型导弹试验、卫星和弹道导弹发射，正在日益逼近美国所认为的“核导合一”的底线和红线。金正恩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不再参加六方会谈、不会放弃核武器的立场，甚至正在竭力提升可投射的核武能力。特朗普政府认为，对朝政策要以制裁为主，由于对华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90%，因此对朝制裁必须要有中国的合作。特朗普认为，中国对朝鲜制裁不力，没有发挥出对朝鲜的应有影响力，在朝核问题上没有与美国深度合作。特朗普不惜在贸易逆差、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甚至发出“301 调查令”，希望能够给予中国压力，倒逼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中国政府于今年8月发布公告，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371号决议，自今年8月15日起，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水海产品等。
中国认为，朝核问题的形成是美朝两个国家的双边问题，是多年来美国对朝鲜威胁和朝鲜反威胁的产物。中国提出“双轨并行”和“双暂停”的解决思路，即按照同步对等原则，并行推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两条轨道，最终一并解决朝核问题，当前朝鲜应暂停核导活动，美韩应暂停大规模军演，使双方能够同时回到谈判桌前。但美朝双方都未按此思路行事。近日，特朗普对外高调宣称，如果朝鲜威胁到美国将“遭到世界从未见过的火与怒”，朝鲜对外宣称，正在制定以战略弹道火箭攻击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关岛的作战方案，美韩启动“乙支自由卫士”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美朝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这与美国的利益是相一致的。但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具体做法上，双方存在分歧，中国不能接受朝鲜半岛的军事动荡，美国也不肯放弃针对朝鲜的军事选项，朝鲜更不能抛弃已取得重要进展的核武能力，问题解决形成“不可能三角”。朝核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各方能够回归到谈判桌前，通过沟通对话解决问题。
（二）美国长期把南海、东海、台海“三海”问题作为“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抓手，特朗普政府并未放弃
奥巴马执政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上，通过南海、东海、台海三个问题，希望拉拢有关东盟国家、日本、台湾地区等共同参与围堵。特朗普上台后，没有放弃这三个问题，并希望将其作为争取中国在朝核问题合作、在经贸谈判中让步的重要筹码。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依旧坚持南海航行自由这一关键利益，继续开展南海巡航。今年8月在马尼拉召开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顺利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COC），这虽是一份就推进正式行为准则进行协商的概要性文件，但却是《南海行为准则》发表15年来的最重大突破，表明中国和东盟决心管控南海紧张、避免冲突升级、规范各国行为、深化中国— 东盟战略合作的强烈意愿与务实精神。但美日澳三国在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后的第三天就发表“联合声明”，不顾中国和东盟积极推进务实合作与南海维稳的现实，武断指责中国的岛礁建设是“军事化”，继续提出南海国家需要尊重和遵守2016年7月12日的所谓“南海仲裁裁决”。其实质是力图让“南海仲裁案”死灰复燃，将南海继续视为拉拢东盟与中国博弈的战场，这一做法必然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
在东海问题上，特朗普继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执政不久就与安倍晋三确认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向国际社会展现美日“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两国还通过首脑会晤再次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这一动向进一步确认和增强了美日联盟机制对华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特朗普从竞选时就以美国财政困难为由，一直强烈要求日本进一步提高负担驻日美军费用，一方面，安倍高调表示，特朗普要求盟国增加军事费用负担，并不是要动摇日美同盟的根本，而是要深化同盟机制。另一方面，遵循“金元开路”的惯用外交套路，许诺在十年内向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同时“顺应”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承诺为美国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和规模达4500亿美元的基建市场。美日在钓鱼岛问题、深化同盟关系方面的合作根本上是指向中国的，事关中国的周边安全。
在台海问题上，特朗普在上任之初曾试图挑战中国在台湾问题的底线。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接受蔡英文对他当选美国总统的祝贺，这是1979年美国与台湾当局中断外交关系以来，美国总统或候任总统与台湾领导人的首次通话。特朗普此举是试探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底线。一方面，他希望通过渲染台海问题，扩大对台军售规模。共和党内一直有部分势力鼓吹对台军售，在今年8月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夏季会议上，“支持总统特朗普对台军售”的决议案被通过。另一方面，特朗普也希望拿台湾问题约束中国，在朝核和经贸等问题上获利。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问题不能交换、不能谈判，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近年来，美国在“三海”问题的基础上，又把眼光瞄向了印度洋，对中国的制衡围堵不仅局限于南海地区，也在向印度洋地区延伸，“亚太平衡”有向“印太平衡”扩张的趋势。美国不断拉拢印度，挑唆印度在核供应国问题上将矛头直指中国，从背后推动其在边境问题上与中国抗衡，拉拢印度参与到南海问题中来，使局面更加复杂化，美日印三国在印度洋上的“马拉巴尔”演习规模不断扩大，借此扩大反华制华的包围圈，中国正面临着从东海、南海到印度洋的全线压力。
处理好这些矛盾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中美关系的基本定位
中国处理对外关系采取结伴不结盟的方式，目前中国已在全球建立了几十对重要的伙伴关系，但对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尚无一个双方公认的说法。中国曾试图与美国构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但美国一直或反对、或质疑、或不表态，美国向中国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总体给予正面回应，但对超出自身国力的“负责任”行为也难以认可。中美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没有一个清晰定位。没有定位就意味着处理两国关系时，双方没有共同认可的指导思想，中美关系也没有一个标杆基准和可上下浮动的范围，其波动和变动不免较为剧烈和随意。中美两国应共同研究给予两国关系一个定位，明确两国的共识问题，在此基础上不断弥合分歧，使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避免经常回到原点、重走老路。
（二）进一步深化中美经贸领域合作，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客观事实，但这种不平衡是全球产业布局、国际分工以及中美经济结构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引起的，存量资源结构很难一时改变。在中美经贸关系上，不应总是纠缠在存量方面，应该放宽眼界，着眼增量，发现新机遇、新市场、新领域和新空间。中美应借一年期经济合作之机，深化中美在高技术、农产品、能源贸易、服务贸易及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增进双边经贸往来和市场开放，加强经贸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消除双边贸易投资障碍，通过合作开发第三国市场等多种方式创造新的商业机会，持续有力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
（三）尽快重新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
目前中美BIT谈判已完成了34 轮磋商，并已交换了3次负面清单。特朗普上台后，中美BIT谈判已被搁置。当前，双方应尽快重启中美BIT谈判。BIT谈判将为中美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让美国企业分享到中国的开放红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大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贸易领域的盈余以投资形式回流美国。如果BIT 谈判能够取得重大进展，未来可在BIT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路径推动开启中美BITT谈判（BIT+Trade），并争取早日启动中美FTA谈判，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四）坚定自身发展战略不动摇，做好自己的事是抓住中美博弈主动权的关键
这些年来，美国在经济领域给予中国的战略压力，很多都与中国自身改革不到位、不彻底有关，如外资开放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汇率市场化机制不完善等。解决好中美之间的问题，避免在两国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最重要的还是先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对内，中国应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财税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中美博弈的关键领域提前布局，不给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向我发难的口实。对外，要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加快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网络，增强在中美博弈中的主动权。
（五）在双边与美国周旋的同时，放眼全球拓展多边市场，创造回旋空间
尽管美国在与我国的经贸纠纷中呈战术进攻势头，但在全球多边领域，美国正在呈现战略收缩态势，其领导能力正遭到全球质疑，中国应抓住这一机遇，有所作为。在WTO平台，美国不时以退出WTO 相威胁，要求WTO改革必须以美国意志为唯一标准，WTO各成员十分反感，中国应积极站出来，团结盟军，做全球化的新旗手。在多边合作中，要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深化与沿线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多层次合作，以自贸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为手段，不断扩大海外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最大限度创造对美博弈的回旋空间。
（六）坚决将经贸问题和朝核问题拆开处理，警惕特朗普将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也捆绑进来
特朗普的思维是将经贸问题和朝核问题捆绑处理，先以经贸合作拉拢中国配合美国的半岛战略，拉拢不成又以“301调查”倒逼中国与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如中国未承受住压力，在朝核问题上配合美国战略，不但有损中国周边安全利益，而且在朝核问题缓解后，特朗普仍会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开刀。对此，中国必须有清醒认识，在一开始就不能开捆绑处理之先河，要坚决将经贸问题和朝核问题分开处理，不能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特朗普内政外交的困顿局面决定了其并没有太多牌可打，中国更有底牌和底气。但同时也要警惕特朗普将南海航行自由、对台军售等问题一起捆绑，在经贸、朝核、南海、台湾四个问题上同时向我发难，以换取更高要价。
（七）加强与美国全方位沟通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深化沟通交流、增进互信。必须进一步密切两国首脑之间的交流联系，这是避免两国战略误判的最主要沟通机制，近期要做好特朗普访华的相关筹备工作，将我国立场和看法准确传递给特朗普本人。要加强中美民间交往交流交融，解决两国关系问题，不仅需要政府的推动，更需要得到两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中美民间机构中不乏一些商界领袖，对两国政治经济影响较大，要多发挥这些企业家的作用，让他们成为拉近两国关系的民间大使。也要发挥智库的作用，要通过智库间的对话，共同探讨形成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凝聚共识、弥合分歧。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7年第19-20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