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作者杰夫•科林斯是英国学者，但此书并无一般英美学统训练出来的学者常常抱有的对海德格尔的敌意或蔑视，而是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海德格尔思想与纳粹的复杂关系，呈现出了这个20世纪的“海德格尔难题”的复杂状况。

海德格尔堪称20世纪最重要或最伟大的思想家，而纳粹政权则是20世纪最恐怖和最残酷的政权之一。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成为纳粹支持者的事实，则使得伟大思想与恐怖政权之间的纠结关系显得无比尖锐。正如科林斯在书中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遭遇是灾难性的。仿佛像是火车相撞那样，20世纪最富革新精神的哲学家与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政权联系在一起。两者的遭遇所带来的回响萦绕至今。”

法里亚斯（Victor Farías）、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等人的研究表明，海德格尔对纳粹政权的支持是确凿的历史事实，无论是他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还是他为纳粹激进分子“烈士”所致的悼词，都充斥着纳粹官方意识形态的“行话”。海德格尔在大学中支持排犹，他对于老师胡塞尔的冷漠无情，更是被视为令人齿冷的背叛。海德格尔作为纳粹同路人在“二战”后受到占领军的调查，并且长期被禁止在大学授课。现在，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不是也是“纳粹主义”的，这个影响了诸如萨特、加达默尔、阿伦特、福柯、拉康、德里达、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这些20世纪最声名煊赫的思想家的思想家，其思想的渊源是否与纳粹主义有着或隐或显的共谋关系？海德格尔卷入纳粹是否是像里拉（Mark Lilla）所说的，仅仅是知识分子“不计后果”的结果（Mark Lilla,The Reckless Mind: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NYREV Inc.,2001）,还是这个思想家深思熟虑的选择？正如科林斯所说，这个问题把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联系到了一起，把哲学与政治联系到了一起，并且，最终把民主自由政治与极权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科林斯指出，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解读，事实上呈现出某种复杂性。阿多诺、法里亚斯和哈贝马斯这样的批评家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与纳粹主义的共谋之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哲学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是法西斯主义的，法利亚斯认为《存在与时间》包含了一种政治社会的模式，“肯定地”包含在普遍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之中。哈贝马斯认为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不必然逻辑地导致纳粹主义，但却缺乏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态度。

但是，科林斯同时指出，萨特、拉康、福柯和德里达这样的左翼理论家同样受惠于海德格尔思想。萨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为海德格尔做过辩护。拉康思想中关于“真实”的核心观念，大多要归功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想。福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批判性地屏弃了人本主义的知识类型，表明他在追随海德格尔开启的思想道路。德里达则坚持认为，对纳粹主义的谴责并不是对纳粹主义的思考，因此，在付出一些代价之后，海德格尔或许还会成为无罪的主题。

事实上，在比较晚近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为激进的辩护。美国学者扬（Julian Young）在《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中为海德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全面辩护，认为海德格尔的“实质性”的或创造性的哲学思想中并没有蕴涵纳粹主义或反对民主制的成分，相反，海德格尔的最重要的哲学思想都是可以读解为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辩护词。扬在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指出，海德格尔的哲学完全可以读解为对民主自由制度的倡导。扬写道：

本真性必然是个体的成就。它不可能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发生。……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一个高效的政权），无论它多么的“文明”，都不可能培育本真性。理由是个体的本真性的滋养，个体对在其中能够以“最本己”的方式发现自身的“历史性”的处境的行将到来的反应，要求此类滋养拥有足够的空间。此种空间，……只能由信仰、言论、工作、旅游等自由的权利所建立——这些基本的权利是构成西方自由-民主传统的基础。本真性，存在，就象艺术一样，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一句话，它们要求自由。国家不能使之发生。它只能被——用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说——“放任自流”，否则的话宁愿不追求它。

科林斯则更为强调德里达的解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德里达或许最为缜密地解析了海德格尔对抗纳粹主义的复杂难题。德里达的“解构”承袭了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的克服，由海德格尔的思想所激发出来的手段——混杂、对诸种对立的质疑以及对决定的悬搁——可以产生出用来思考海德格尔纳粹主义的思想，并且可以使我们以新的可能性来对抗极权主义，来重建民主、自由和正义。沿着德里达的道路有可能建立起一种解构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障碍，如同德里达所说：

一方面，人们将如何重新肯定方言（无论是不是民族的）的唯一性、少数派的权利、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人们将如何抵制一体化、同质化、文化媒体或语言媒体的平板化？……另一方面，在不牺牲最无歧义的交流的可能性，不牺牲翻译、信息、民主讨论和多数人的法律的情况下，人们又将如何为所有人而奋斗？

但是，这是场紧迫的政治游戏，我们不得不投身其中，并力争最好的游戏结局。按照德里达的解析，或者按照扬的解读，在这场斗争中，海德格尔对于我们仍然有着启迪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