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闲时翻阅钱穆老师历年来的讲课笔记，发觉笔记稿本中，钱师偶有谈及讲题以外的插叙，有时加插几句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独白，有时则插叙一段钱师多年来总结一个学术问题的结论，有的则是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或如何做人。我觉得如果把这些题外插叙一条一条地抽录出来，整理编写，最后再请宾四师删改润饰，编印成一本《钱穆先生讲学粹语》，那将启发我们后学，读之得益必宏。于是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日写信给钱师，讲出上述一番计划。钱师首先回信答复的大意是：不妨先试写数则寄阅，如值得才继续再写。
我便搜索钱师历年讲课笔记本，用两张没有格子的道林纸，精心摘录整理了多条寄奉钱师审阅过目，看看是否能通过老师的慧眼道心，来函道：
吾弟十五日来书已到，所寄各条已逐条改易数字，试细玩之，自可知写短篇札记亦殊不易。盼细加寻索，此后若络续写来，当为络续改正。
终于得老师允诺，可继续用心寻索摘录，寄奉钱师改正，约有十数通之多，总共得一百一十余条。至一九七八年后，老师病目，此后已不能再为之改正矣。
思 想
·每一个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论语》、《孟子》为我国两千年来必读书。《大学》、《中庸》则为六百年来所定。余意《庄子》、《老子》亦当为必读书，固儒道两家已有两千年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最久。
·苟能精读一书，自能启发自己之识见聪明。朱子教人首先读《大学》；阳明开始亦读《大学》；王心斋（明代知名学者）成学前无师友，平时只看《大学》一篇。
·朱子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四书固当读。余意今日人人当必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四本书。姑名之曰“新四书”可也。
·庄子之文章乃中国千古以来之好文章。吾人学韵文当读《离骚》；学散文当读《庄子》。但此两书亦为最难读之书。
·汉时人讲黄老之学，魏晋后才讲老庄之学。苏东坡曾说过，他尚有很多话要讲，后来读到《庄子》，才知道都被庄子讲完了。
·读古书当具备三条件：一考据，科学头脑是也；二义理，哲学思想是也；三辞章，文学眼光是也。
历 史
·太史公写《史记》之伟大，在能对所搜集之材料知所取舍，评略得当。
·研究历史，不可忽略人。当知有五度空间。即在四度空间上再加进人的精神，至于第六度，则属神的方面，然此已非史学观点矣。
·殷墟甲骨文字中已发现有“黍”、“粟”、“穑”、“畴”、“田”、“禾”、“米”、“麦”等字，可见当时已有农业；且又有“丝”、“帛”、 “圃”等字，可见该时农业之发达；又有“车”、“舟”、“宫”、“室”等字，可以想见当时人民之生活，已显非游牧社会矣。
·殷墟发现之甲骨已逾十万片，字数已达四五千。绝非一个短时期内所能创造出来，乃先人积累发明改进增添而成。故吾意夏代当已有文字。由夏至商历时四百年，而文字之进化至少亦需四百年，故推测夏代已有文字。
·要将文字刻在龟壳或牛骨上，必须用极坚硬锋利之金属刀。可见商时冶矿之学已发达。当时如我中华民族文化不高，便无法制造出此种利刀。由上古到甲骨文字之制成，其间一段历史已很悠久，当可想见。
·近人郭沫若见殷墟甲骨上刻有捉狼捉鹿等文字记载，以为当时是游牧社会之打猎。殊不知此乃当时帝王之高等娱乐。郭氏据此论定该时期为游牧社会，实大谬误。
·吾人谓中国之老祖宗为黄帝，并非谓黄帝之前无中国人。乃因黄帝以前之人不值得提也。
·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决非守旧者，乃是维新者，革命者。
为学与做人
·做学问必须知有一条路，此路乃为康有为所破坏，康氏不讲义理，而讲经学。讲经学，又是纯为发表己见。吾人不可走康氏此路，而仍当讲义理。
·今日当重通才教育，宜教学者多读书。写论文只是一种写作之训练，而做学问则不宜专重此点。
·陈澧兰甫（陈澧，字兰甫，道光举人，博学而无所不研习）尝云：“儒者著书，眼光须及上下数百年。”陈氏最服膺顾亭林，故能有此语。
·今人称博士为洋八股，其实，博士不即是学者。如中进士，做翰林，亦非一定是学者。
·学问中有士大夫之学，可对社会人生有贡献；又一为博士之学，只在大学任教或写书，此为一专门之学，其贡献乃是间接的。
·做学问固有不同之门户，不同之研究领域。然决不可有门户之见。苟有门户之见，便易轻视甚或排击对方。研究各种学问，固有不同之门路；然各种学问仍可相通。如史学可与哲学通，哲学可与文学通，文史哲可互通共济。吾人固不否认今日研究学问各有不同之领域与门路，然若固执以为互不相通，则成为陋儒之见矣。
·做学问须有良师启导，益友切磋，无师友乃人生一大苦事。
·学理学当能做人，学史学当能写史。
·做学问犹如经商。须谨慎，不迈大步，不使亏本。遇有机缘，亦可发财。人生最佳之训练莫如做学问，人生最大之野心即在做学问。
·孔子所谓“士”，乃有理想而能肩负道义之人；且不以恶衣恶食为耻。故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学者当虚心服善，尤不可文人相轻。尤以人文学者，更当虚心，更当服善。切不可以学阀自居。做学问已达某一境界者，当抱老子所谓“知我者稀，斯我贵矣”之态度。亦即孔子所谓“知我者其天乎”之意。
·做学问可训练学做人。如做人功夫不够，做学问则不易有成。总之，先须学做人。德性到达某一阶段，学问亦可到达某一阶段。服善，虚心，积累及去除功利观念，均为培养德性之要项。
·做学问成败之关键，最后决定于德性。为学不可心胸狭窄，亦不可有暴躁之感情。
（摘自《讲学札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