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博物馆召开老、弱、病职工下干校动员会，十八日决定十八人限月底离京，去咸宁。
沈从文的临时栖身之处叫452高地。离452高地约五六里外，是干校的“向阳区”，文联、作协系统和商务、中华等出版单位集中于此，工作是搞基建，张兆和在连队的挖沙子组，劳动强度大，时间也紧张，只能瞅空来看看沈从文，徒步来回十多里，停留时间不过几十分钟。沈从文“不敢独自去她那边，因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也说以‘少活动为是’”。
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封短信，信文前面加了一句话：“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倘若不是身体坚持不了，他断不会说这样的话。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旬，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
沈从文在湖北五七干校前后共两年多，这一时期，他过去的作品在国外仍有研究和翻译。
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一九七二年八月初，沈从文给沈虎雏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馆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莱。
一九七三年，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芥昱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芥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间，他听着三十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谈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怎么成功。许芥昱当时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芥昱造成错觉，他以为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许芥昱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芥昱不会明白，即便这样的师生会面，在“文革”中也是被当成“外事活动”的，这还是沈从文“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外事活动”，能被允许已经是幸运了。
稳住自己，抵抗内心的阴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八月四日沈从文、张兆和两位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三号张寰和家中。这样的日子可谓清闲，但离开了工作，却让沈从文不仅精神上不安宁，似乎连身体也感觉不适应。“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
从九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还时有小震发生，亲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挽留、劝阻，他苦恼不堪：“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个多月之后“四人帮”即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鼓舞，反而杞忧更深。五月他给苏州的亲戚写信说：
“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
“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
在如此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忧虑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
为“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他曾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作较好的处理，才可望在七十五岁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来用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坍圮。这种坍圮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
别人看不见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只看见他以难于理解的热情拼命地工作——工作，是他抵制内心“黑影”的方式，是“稳住自己”、反抗消沉和绝望的威胁的方式，是坚韧而有尊严地面对屈辱和困难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怀着不敢希望的希望、以劳动和创造把生命融入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实践方式。
最感快慰的时刻
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
沈从文自己觉得，他做的研究，实质上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对博物馆工作有用；但历史博物馆却并不特别在意，从文物局到博物馆的多名领导，对他抱有偏见。五十年代，管业务的韩副馆长说：“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此类的批评所表明的不理解、不信任，让沈从文终生耿耿于怀。沈从文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耗去了近三十年生命的“单位”。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沈从文将改好被编辑改过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独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
一九八〇年二月下旬，傅汉思约同耶鲁中国小说史教授高辛勇等联名正式邀请沈从文讲学，信函同时寄给中国社科院。沈从文三月底回信表示愿意前往，但社科院没有回音。暑中正在北京的金介甫和社科院联系，居间转达沟通，社科院表示支持，并承担来回机票费用。
十月二十七日，沈从文和张兆和从北京启程，当地时间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机的张充和、傅汉思兴奋得无可言喻。开车回到纽黑文的家，已近午夜。傅汉思这天的日记只写了这么一句：“等了三十年的一个梦，今天终于实现了。”
沈从文在美国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二十三场演讲，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活动六十六项。如此密集的安排，表明当地相关部门和众多个人的热情，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为亲情、友情、好奇、敬仰所环绕，精神上既兴奋，又特别放松；在一生第一次出国的异国他乡，有分寸却无拘束，自然地显现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智慧与志趣，饱经沧桑而童心犹在。
沈从文的首场讲演是十一月七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主持，傅汉思翻译。哥大的海报尊称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谈的是他个人到北京开始写作最初几年的情形，末尾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依照新规定，文物过八十年代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愉快事。”
金介甫对沈从文的演讲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印象：“对于沈从文的听众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经验。……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听众中有些人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
沈从文热
一九八一年年底，沈从文的旧作开始印行。看起来，确乎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热”。
置身于“热”的中心，沈从文却一点也“热”不起来。他非但没有因“热”而膨胀，反倒想把自己“缩小”：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中说，“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
回乡之行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溪夫妇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
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
病
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前兆；四月二十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效果。十一月，一个年轻的中医吴宗宁，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继而用药物进一步治疗。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住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三个月。
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
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一九八三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事宜。沈从文病倒后，王?承担起领导古代服饰研究室完成增订的一系列工作，他执笔补写了史前部分，战国时期也补入了江陵马山楚墓新发现的材料。增订全部完成后，十月二十四日，沈从文向王?口授了增订本《再版后记》。——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看到增订本。
所得已多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个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呐。”——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措辞严厉决绝，并一连追加两封。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附有手迹，一笔一画，俱见艰难。
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摘自《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