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在浙江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生活哲学与现代人类生存”学术研讨会（2016年5月28－29日）上的演讲（报告时长25分钟）。由方芳根据录音整理，然后经作者略做修订。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最近新建了心理学系，这大概是我校十年以来新成立唯一的学科。而我们为什么要在人文学院、在哲学系成立心理学学科呢？因为现在国内心理学系的状况不是很妙，似乎大家不知道应该把心理学放在哪里。据我所知，浙江大学是放在工科里的，大部分高校是放在教育学院的，很少放在人文学院或哲学系。我认为这种对心理学学科的安排和设置是有所偏失的，尤其是偏离了欧洲的大学传统，心理学本来就是属于哲学的。
几年前，我在南开大学哲学学院庆典的研讨会上讲了一番话，成文后放到博客上，居然被流传开来，我讲的是：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我用三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哲学让人不自杀，哲学史上没有一个自杀的哲学家；第二，哲学让人脑子清楚；第三，哲学让人好好说话。我认为这是哲学最重要的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于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心理学意义和修辞学意义。这也是哲学的原初意义。在开端处，哲学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古代希腊人就是这么来要求哲学的。这三个意义，其实完全可以合在一起，本质上都是心理学的问题。自杀问题、脑子问题、说话/表达的问题，都是心理学的问题。而这样的心理学显然不是统计和实验的心理学，而是哲学心理学。四五年前我在同济大学建立了一个哲学心理学的博士点方向，可能在国内是第一个，目前也没有看到哪里还有。当伟大的哲学家尼采自称为心理学家的时候，也一定是在我上面所说的哲学心理学意义上来讲的。
如果我们说哲学原初意义上是心理学，那么，我们在座的搞哲学的就都是心理学家了。这也应了我的一个说法：脑子清楚的人都是哲学家。心理障碍、精神病是心理上的道理没有理清楚。哲学就是讲道理的学问，不仅要讲物的道理，也要讲心的道理——哲学首先是要讲心的道理。物之理与心之理，这是一个基本的区分。
从哲学史上或者从哲学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哲学都是从医治人的心病开始的。前苏格拉底的智者们主要是教人说话、教人论辩的，而且是一个收费项目。当时教人说话、教人论辩的学问，叫做修辞学或论辩术，但智者们认为，自己不是简单地教人说话，而是要改变人的心理状态。高尔吉亚认为，修辞学与医学可以有一比；普罗塔哥拉的说法是，修辞学家像医生一样，医药治疗肉体，修辞学治疗灵魂，用的是逻各斯的训练，就是说，修辞学通过逻各斯治疗灵魂。这个话很有意思。逻各斯就是说话的意思，说话可以治病么？现代行之有效的心理治疗，主要的一派就是通过说话来进行治疗。当时让我下决心建立心理学系，就含有这样的一个起因：我亲眼见证了著名心理师赵旭东教授对一位患者的治疗，在大约一个半小时时间内，通过不断的问话，不断的追问患者与他父母三人之间的关系，整个过程这让我很感动。一个人出了心理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在最亲密的关系中无法定位或定位紊乱，不知道怎么定位了，所以要通过说话来重新定位某种关系，稳固某种关系、压制某种关系。后来我就把这位心理分析师引进到了我们学院，成为哲学心理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谈话是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方法。
到古希腊晚期和罗马时期，很多哲学家直接赋予了哲学以治疗的含义，所谓治疗的哲学。伊壁鸠鲁认为，哲学应当可以帮人治病。他说，如果哲学不能帮人治病，那就是空洞的，如果哲学不能治好人的心理上的毛病，那么哲学就压根儿没用。两百年以后，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更加直接地说：哲学是治疗灵魂的医术。哲学要帮人治病，治心病，就像医学要帮人治疗身体上的病一样，如果哲学不能治疗心病，那它有何用？
我们经常问哲学有什么用，现在人们觉得哲学越来越没有用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治疗的原初要求。而这一要求是西方哲学一直就有的主张。如何来安定我们的灵魂、安顿我们的心灵，这是哲学的原初含义。从中古到近代早期，人们更多地在基督教意义上来处理这些事情。虽然当时也有心理学，比如康德的理性心理学，但灵魂意义上的问题主要是通过神学和宗教来解决的，没有成为哲学的专题（虽然也属于广义的形而上学）。后来心理学从哲学形而上学中分立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即使到此时，比如在20世纪初，无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雅斯贝斯的实存哲学和精神病理学、还是由海德格尔发展出来的实存论心理分析（所谓存在主义心理学），以及其他种种心理学思潮，都高度体现了哲学与心理学的统一性，或者说心理学的哲学性。
作为学科的心理学成就大业，是在20世纪，所以它是一门迟发的学科。在欧洲，心理学之所以迟发，直接的原因是：灵魂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不归人管，而归神管。但是，请记住1900年这个世纪之交的伟大年份。在这一年里，自称为心理学家的伟大哲学家尼采在发疯11年之后终于离开了人世；在这一年里，伟大的现象学哲学家出版了现象学哲学的奠基之作《逻辑研究》，开启了反心理主义（相对主义）、重建欧洲知识/哲学理想的事业；也正是在这一年里，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奠基性著作《梦的解析》，开启了现代精神分析学科。
为什么心理学横空出世，在20世纪初成就大业？原因似乎很简单：疯子尼采在1883年宣告的“上帝死了”成了现实，一个价值虚无、精神动荡、道德沦丧、心理不安的时代到了。这时候，人就有一个自救的想法。怎么自救法呢？许多人想到了哲学。宗教与哲学统治人类文化约2500年，一直是诸民族文化中两个支配性的要素，而现在，宗教衰落了，人类的宗教感越来越虚弱了，过去主要由宗教来组织的道德和信仰生活有崩溃的危险了，这时候，人们自然会想到另一个要素，即哲学，期待哲学来充当宗教的替代品，给我们的生活一个非宗教的解释和慰藉。哲学在精神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其超出宗教神学的高妙之处，如果说宗教是命令式的、独断的，许多时候信就信、不信拉倒，是不太讲道理的，那么，哲学就不一样了，哲学是需要论证的，虽然有时候也不免独断，但总的来说是讲道理的。所以，我在上次的讲话中提到，现代人特别喜欢哲学，为什么呢？因为人分为两种，一类心智比较弱的，喜欢服从，就去信教；另一类人心智比较强，对自己精神方面的生活要求比较高，希望自己去承担对自己对生活和行为的论证，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会越来越热闹。我们同济大学哲学博士点已经成为全校最难考的博士点，去年是10个里面录取1个，今年是8个里面录取一个。有的学院是1.2录取一个，基本上就是直接录取。虽然我们本科招生不行，但是我认为哲学是我们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学科。就像我说的，人分两种，一种心灵虚弱的人，他不需要哲学，需要信仰，我交给你，让你管我就是；另外一种人，需要自己去承担的人，想要自己去论证自己的生活，自己去把握自己的生活，这些人便要哲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大概是在1900-1930年，欧洲出现一个哲学高潮，以现象学为代表，出现了胡塞尔、萨特、海德格尔、舍勒等等很多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尤其对通过对当时价值哲学、本体论哲学的关注，欧洲人认为宗教不行了，我们需要把哲学重振起来，可以通过哲学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种梦想，摧毁了通过哲学重建欧洲知识理想的梦想。但我认为今天哲学依然有自己的意义。
现在心理学已经成为一门重要学科。我这里说的心理学是处于人文科学中的心理学，是哲学心理学而不是作为实验科学的心理学。实验科学的心理学有它的可怕之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相关的博士论文答辩，主题是选择一些样本，对一批农民工子弟与城里孩子做定量的统计研究。整篇博士论文都是数据，让我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而得出的结论无非是：农民工子弟动手能力比较强，城市小孩动手能力比较弱，但城里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强，比农民工小孩好3个百分点。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没有多大意思，这些情况我不用研究都知道。这样的实验和统计的心理学研究，虽然在当今的研究中属于主流，但它正在摧毁我们的心理学。心理学不能这样弄的。心理学需要关注每一个个体，要去面对每一个心理状态不一样的个体，这才叫哲学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从19世纪中期以后就发展起来了，当时的背景是：既然物之理可以用科学和实验来处理和解决，那么，心之理虽然比较复杂，但终究也一样，也是可以通过科学和实验来处理的。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普遍数理”的知识理想在人文科学（精神科学）领域里的表现。然而，哲学心理学或者说作为人文科学的心理学从一开始就含着反对把心理和精神问题自然科学化和实验化的倾向和动机，因此它是与20世纪初由狄尔泰发起的人文科学方法自主性的讨论相联系的——如若人文科学没有独立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则哲学人文科学迟早要被纳入理学院，成为数学系或物理系的一部分；如若心之理与物之理毫无分别，则艺术、哲学、历史人文科学还有存在的必要么？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说愈演愈烈了。我们不久前举办的人文学院院庆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300年了，人们一直在争论，人类的精神生活能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如果说，人文科学没有自己的方法，没有自己的研究手段，那么最后它实际上变成了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把人文学院放到数学系去，成为数学系的一个研究所，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心理学开展于一个假定：心的道理完全可以被数量化。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普遍的知识理想在精神科学或者人文科学中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现象学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等，它们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这种近代传统假定的一个反抗，具有这样一个反抗的动机。这与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发起的人文科学方法自主性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如果心的道理与物的道理都要用逻辑、物理、科学的方法来讲，都要用物的道理来讲，那么，艺术、哲学、历史、人文科学等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问题，现在是日趋激烈了。
20世纪是心理学越来越强大的世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现象学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是二十世纪哲学心理学的三大流派。我愿意认为，这三者都与尼采相关，都是对尼采的柏拉图主义批判任务的回应，无论是精神分析还是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是如此。尼采对形而上学的心理学谬误的揭示，特别是对道德心理学的探讨，以及对身体－感性世界的强调，直接启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产生。而胡塞尔的心理学现象学展开的心理意识分析，通过把本质观念世界的直观化，完成了对尼采所谓的形而上学“另一个世界”的消解。观念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感性世界的，而存在于我们的感性世界里面。我们的生活世界本来就是有意义的，有趣味的。我认为，现象学最直接、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以前认为观念世界是与我们生活世界无关的，是独立于我们的，现在则发现，观念世界就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什么是观念？什么是本质？我们随时可以发动一场对一个观念和一个本质的讨论，而不需要任何中介——这就是现象学告诉我们的。这一点完全是由尼采对所谓的“另一个世界”的消解带来的。它把我们的生活世界给激活了，没有什么独立于生活世界的观念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划分，是柏拉图主义的里面最要命的地方，而现象学直接把二者合为一体了。这对我们的生活理解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想法。而存在主义心理学，现在更多地与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和精神病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实存分析相关，同样也接受了、延续了尼采的立场。我认为，这三大派是可以贯通起来的，这三者的沟通和整合也是今天和未来哲学心理学的任务和发展方向。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就有了对这三者的整合的努力，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1881－1966年），被认为是存在精神分析或实存分析学的代表，发展了对话治疗、工作治疗、综合治疗等具有现象学和实存主义倾向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心理治疗方法。
最后我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一个贯穿我这篇报告始终的问题：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心理学？我强烈建议要把心理学与哲学放在一起。因此之故，我邀请赵旭东教授到我们哲学系当导师，开设了“哲学心理学”博士研究生方向，下面设了“实存哲学与精神分析”和“文化心理与心身修养”两个研究方向。我当时是如何说服赵旭东教授的？我跟他说：哲学要通过心理学而服务民众精神，让民众的脑子变得清楚些、变得坚强一些；而心理学得通过哲学而维持自身的高贵品质，而不是沦落为目前占主导的英美式的实验和统计心理学。我认为，哲学心理学的建设，是我们哲学学科的当务之急。我们要重新把心理学这个地盘抢回来。心理和精神，当然是心理学的课题，但更是哲学的课题。哲学与心理学是一条战壕上的战友。在今天这个宗教感日益趋弱而自杀者越来越多、心理压力日增而精神病患者趋多、个体自由空间增加而越来越需要主张和表态的时代里，哲学和心理学将成为两门最有用的科学——而它们必然会结合在一起，叫“哲学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