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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我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入学后不久，一天下午校园里很热闹，原来是各社团在招生。我走到京剧社的报名桌前，想起了我小时候唱戏的情景。
我出生在天津。家里人都爱听京戏，但上一辈人大都不会唱。大哥大我7岁，我还没上小学，他就带我去学唱“段”戏。那时我连字都不认识，大哥拉胡琴一点头，我就唱。我天生一副好嗓子，童年时唱过《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和《上天台》“姚皇兄休得要告职归林”等。9岁那年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由专业琴师杨培良操琴，我唱了马连良先生的《借东风》“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一折，博得满堂彩，次日还上了天津的报纸。因为齐啸云大姐和大哥熟识，常到我家吊嗓子，我就又跟她学了不少花脸戏，像裘派的《姚期》等。
大概由于我在报名桌前转来转去引起了当时正在招生的京剧社社长叶秀山的注意。他问我：“你是唱什么的？”我答：“老生、老旦都唱。”他又问：“老生唱什么派？”我答：“余派。”他马上说：“你不简单哪！报名吧。”我问：“你很懂余派？”他摇摇头说：“略知一二。”我看看他，原来北大的京剧社社长只是“略知一二”。我转身写下了我的名字张金珠，便离开了。
终于盼到第一次京剧社活动，我点唱了余叔岩先生的《搜孤救孤》中“娘子不必太烈性”一段二黄原板。唱毕，教室戏友鼓掌叫好，拉胡琴的叶秀山社长也不例外。那天，我特别高兴。对于掌声我并不意外，让我惊喜的是叶秀山社长拉的胡琴，严丝合缝，是我遇到的业余胡琴师中拉的最好的一位。首次合作就有珠联璧合的感觉。从那天起，我们京剧社的八个人经常一桌吃早中晚饭，很快就都熟了。大多数学生不愿意走远路去西校门大图书馆念书，都爱跑去文史楼的阅览室，全靠熟人帮忙占座位。我发现我总是能在众多人当中找到一个座位，基本上都是叶社长事先给我占好的位子。起初我们只有在离开小图书馆时才有机会说上几句话，大部分时间说的都是戏。他告诉我他看过孟小冬在上海演出的《搜孤救孤》。这让我羡慕不已。因为我特别想看，可是“冬皇”不曾在天津演出。叶社长还问我“唱过多少余派的戏”，“四大须生的什么戏最喜欢”。这时我已经感觉到他其实很懂京剧，起码不比我差。我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我唱过很多戏，回去数数，下次再告诉社长。”他告诉我，因为父母喜欢京剧，儿时被父亲送到余叔岩先生的最后一个弟子陈大沪那里学戏，学过全本的《二进宫》，并且随那里的名琴师学习胡琴。原来他的京剧功底这么深，让我刮目相看，但在心里又暗暗庆幸我的嗓子比他的好。
叶秀山当社长后给我们排演的第一出戏，是当时中国京剧院新排的《猎虎记》。我们当时都很佩服叶社长居然敢排这么大的一出新编历史剧。《猎虎记》说的是水浒里的孙立、孙新、解珍和解宝的故事。我虽然会的戏不少，但这出戏却没听过也没看过，一句都不会唱。叶社长大胆启用新人，让我演主角孙立。因孙立是扎靠的文武老生，叶社长特意请中国京剧院扮演孙立的叶盛长指导我排练。同时也请扮演顾大嫂的云燕铭，辅导历史系的曹其敏。北京长大的历史系的徐元邦扮演衙役鲍四小丑儿，而另一个衙役沈五小丑儿，叶社长留给了自己。叶秀山是镇江人，4岁到上海。不会念北京的“儿”音。他说“喝点水儿，歇歇腿儿”时惹得台下观众哄笑。这出戏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正式演出时，导演樊放和叶盛长、云燕铭等名演员都来捧场。正是因为这部戏，樊放和叶秀山结为好友。樊放对叶秀山当年敢于排演这部重头新戏很是赞赏。当然，叶秀山当京剧社社长期间也排演了许多传统剧目，如《三堂会审》、《拾玉镯》、《四郎探母》、《乌盆记》等。每场戏的演出排练，社长都是请专业演员来教唱排练走台，包括训练一组场面锣鼓等等，他亲历亲为，也跟着学和练。那真是一段开心的日子！
在叶秀山之前，北大京剧社的社长是欧阳中石。欧阳大我7岁，和我大哥曾是戏友，我从小叫他中石哥。他是奚派传人，唱做俱佳。他告诉我，在他任社长时上演了《将相和》，18岁的叶秀山演虞卿，唱念身段都不错。而我认识的叶社长从来就演只说几句话的配角，或是赶上排练演出当天生病、有事不能到位的同学，他马上扮好上台。另外，叶秀山还动员大家把自己喜欢的和会的剧种都拿出来表演。例如，我们京剧社演出过评剧《秦香莲》。曹其敏演秦香莲，日语专业的鲁嘉琳扮演陈世美。当时请来中国评剧院的小白玉霜和席宝坤等名家过来辅导。记得当时那戏单缺配角儿张伯伯，叶秀山又扮上了评戏里的那个张伯伯。
秀山知道我自幼喜欢单弦大鼓评书等曲艺，就鼓励我上台演唱。我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第一次演唱了京韵大鼓《博望坡》。博得掌声后，和徐元邦、马克郁等建立了曲艺小组。在宣传总路线时期，秀山鼓励我自编自导自演京剧《扫文盲》。此戏在大饭厅演出后，被当时的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秀山又鼓励我写讽刺考试的单弦牌子曲，自敲自唱。当时的《北京日报》发表了《考试》，为此我还拿到了40元稿酬。
唱戏使我认识了叶秀山，排戏演戏让我了解了叶秀山的为人。1956年秀山毕业离开北大。1957年，我们在中关村的哲学所礼堂结婚。主持人是哲学所领导姜丕之。叶家在上海，我家在天津，没有家长的婚礼反倒更热闹。那天，北大京剧社来了好多同学，哲学所也来了许多秀山的同事。我的两个哥哥都来参加我的婚礼。大家都喝了好多啤酒，我当晚唱的余派名段“金乌坠玉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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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秀山结婚后住在所里分的中关村社科院宿舍11号楼，每天早上醒来，他总是喜欢哼唱“我在南来你在番，千里姻缘一线牵”。然后起来抱着胡琴把纸卷塞在码上，怕吵醒了还没起床的邻居。接着催我起来，叫我小声接唱“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贤公主细听我表表家园……”，直到把一大段唱完，他才去哲学所上班。晚上回家后我们能够放开声音唱几段戏。因为在学校除了社团活动，没有能拉能唱的地方，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就可以尽情地唱了。老生、老旦、青衣、小生、花脸，他拉什么我唱什么，我唱什么他就马上拉什么，真是好高兴啊！
秀山叫我每天做记录，我总共会唱的戏里余叔岩有多少？其他的段戏有多少？还要说明是哪派的？老师是谁？哪些是自学的？他说要唱就得唱的像个样。整出的会多少？不要贪多不扎实。他的这些话对我后来的演出都很有用。
那时哲学所学习参观访问的任务不少。秀山21岁毕业就分到了哲学所，出差的次数很多。每次送他外出，我俩总是唱戏告别，我们老是笑呵呵的小声唱着。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看，李泽厚的爱人，小马在哭。每次她都哭，我早就注意到了，咱俩也别老笑了。”马上他又小声起了个哭头戏，我小声拉长了声音唱：“啊……我的夫啊！”他唱“我的妻呀！”可惜那时没有录音机，更没有录像机，要是记录下来，那一定是很有趣的情景。后来我们从中关村搬到城里的社科院宿舍。先是住在干面胡同15号，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娘家人住的大四合院。后又改名叫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当时分配给秀山的是一大间西房加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子。室内家具包括床都是社科院给的。进门时还要注意一个大台阶。那时，前后院都住满了人，还有早点可以买。后来又盖了教授楼，人就更多了。社科院的学者们很多人住过这个院儿，戈宝权、贺麟、杨一之、管士滨、金岳霖等老前辈都搬进了教授楼。
我们两个人住在前院西屋，觉得很美了。沈有鼎就住在我家隔壁。后来有了孩子，所里就请段师傅给我们的小黑屋开了个后窗，同时也把进门的地铺平了。62年又有了第二个女儿，所里又给了一间小房。段师傅又给把墙打通了，三间西屋连一体。当时全院子住平房的人共用水龙头和厕所。所以打水和上厕所有时要排队。好在院子大，可以在大院子里的小桌小椅子上吃饭。你家的他家的都端着饭碗过来，聚在一起。下班后聊天说话，都很熟悉，跟一家人似的。四层的教授楼也没有电梯，好在那时我们是年轻人，教授们也不老。
秀山和我的工资那时都比刚毕业时高。他每月挣69元，我挣62元。记得秀山出版《京剧流派欣赏》的时候。由于稿费较多（共900元），银行叫分期去领。第一次去时领到了300元，我们非常高兴，马上就去书店买了好多字典，英、德、法、拉丁……秀山还买了不少有关哲学的书。他还叫我买了全套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英文），以及一些他想学的英语等书籍和杂志。记得还给小孩子也买了书，带拼音的和画画的，成套的小孩子可以背诵的英语小人书等。
我的叔叔和婶婶从天津来北京照料我们的两个女儿。在这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的叔叔和我的父亲是同父异母。我的祖父有两位夫人。我的奶奶是正房。叔叔的妈妈大家都叫她二奶奶。我的祖父和叔叔的母亲都过早去世了。叔叔身体也不大好，婶婶有心脏病，他们也没有子女，愿意来北京跟我们住，并帮着照看小孩子。大院子里的老住户都很同情我们的境况：两位老人加两个小孩要养，二老又没有报销看病的条件，加上我们也不太会管理家务。
婚后我俩买了不少的新书、旧书和工具书。每周我们都去灯市口旧书店。我们写下想买的书单，老尚伯伯替我们找到后，就留下等我们去拿。我的婶婶也爱看书。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很重视，每天午睡、晚上睡觉前都讲故事，给她们念讲。孩子不但爱听，还能模仿着给我们讲。街坊四邻和楼上的教授等熟人几次想请我婶婶去帮着照看他们的小孩子，我们都没同意。我叔婶身体都不好，不可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了。折中办法是可以叫他们的小孩来和我家小孩一起玩。所以六口之家虽然不宽裕，但那个时候过得还是满开心的。
后来银行又发给了两次稿费，还是每次300元。我们又添了书柜和书架，买了小孩子的书桌、小椅子、小书架等。秀山那会儿有了钱就买书买字典。记得住在教授楼的戈宝权对我家的稀有文字字典很感兴趣。他时常进来跟秀山说说话，跟我家所有的人都能聊上几句。戈先生对我家很好，当年他借给我们听西方古典音乐唱片。秀山很高兴有机会接触和欣赏到西方古典音乐。也许从那时起秀山开始对西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并酷爱终生。而当年我买回老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时是78转速的五张，秀山不能哼出调来的。可后来他在音乐上下的功夫是尽人皆知的。（以后专门再写）
就在秀山的《京剧流派欣赏》一书发表后，有一天他告诉我，康生看了这本书后问周扬，这书是不是个老头子写的？知道了是个小伙子写的后，康说，调到中宣部来吧。秀山当时说给我听，我没在意。后来有一天他回家对我说，我今天去见周扬了，又提到调中宣部的事，我告诉他我更喜欢在哲学所搞哲学。我当时并不明白秀山的这个决定是为自己做了一个终身的选择。
我印象中秀山写了不少有关京剧的文章。在报纸上和京剧书刊上发表评论四大须生、四大名旦等的文章。记得有一天我大哥的辅仁同学张胤德来我家找“秋文”（叶秀山的笔名），约他写稿，是关于裘盛戎等演员要去香港演出的。当时要的挺急，秀山写的很认真。他也没顾上给我说说看看就忙着给张大哥送去了。后来看到报上说那次赴港演出很受好评。所以我们也得到了几张演出的票。胤德兄常常来我家找秋文谈戏。秀山对我说，张大哥喜欢创新，有时编导些新颖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们都忙，秀山就更忙，所以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戏了。但是每周他都坚持应贺麟先生的夫人黄人道的邀请，去向黄先生请来的吹笛子的李老师学习昆曲，秀山学的很认真。有几次回来他高兴的告诉我，那个吹笛子的李老师夸他唱的准。他也曾劝我一起去学，我没有同去是因为秀山早就学过昆曲，向徐书城学过，也向楼宇烈学过，他们都是昆曲剧团的负责人。黄先生也不是初学，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上，所以没去。现在想起来很是遗憾！
别人送来两张票，于是那天秀山和我早早回家准备去看。到了剧场也不知道要演的是什么，抬头朝楼上一看发现老同学马克郁正站在楼上整理录像等器材。我喊了他一嗓子，他就下来了。老同学难得见面，经他一说才知道有好多值得看的节目。后来，秀山说马克与章诒和结婚以后胖了，也不唱了，也不串门子了。当年我们在京剧社里有个专门小组是专门唱曲艺的，马克是头儿，徐元邦和我是组员。我们曾计划去看望单弦大师荣剑尘，问了地址电话但就是没去成。秀山说我们都不负责任，叫我们补去。他早就不是社长了，但还是催我们把曲艺搞好。我们都笑他对曲艺是外行，好像他很喜欢似的。有一次我夸北大退休京剧社有一位唱《红梅阁》的男生唱的非常好，这男生说他就会唱这一段。我回来告诉秀山，他记在心里。这次他就说，骆派的“两琴两阁”得唱出味道来，又说我不像唱京戏那么认真。我还以为他不懂也不会喜欢大鼓单弦，他说可惜年纪大了，事情多了，不然他一定要学弹拉曲艺大鼓的乐器，他谈我唱，自编自唱。我们就说等将来老了退了休，我们就到地铁通道去唱。我说秀山不爱开口，可以戴个墨镜装盲人，我可以大声唱，可以一天唱京戏，一天唱大鼓。马克说他可以替我们收过路人扔下的钱。我们可以去旅游卖唱，越说越高兴，夜里都做噩梦了。
有人问我两琴是什么？两阁又是什么？子期听琴、俞伯牙摔琴，简称两琴。剑阁闻铃、红梅阁，简称两阁。这是骆玉笙大师拿手的名段。
由于我在家里总哼哼大鼓单弦，秀山给我敲打板，慢慢地他也能唱上几口。我真是很佩服他。联想起他在北大京剧社任社长时，周六带着好多同学进城看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先生的戏，散戏后大家都到后台见奚先生，奚先生很高兴，和大家问长问短，谈了很多，还对我说了句“你很潇洒，像个角儿”。我们很喜欢奚派唱腔，想学，又怕打扰奚先生太多，我们就去欧阳中石家去问去学。因为中石哥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是我大哥的同学，又是戏友，他到北大读书时又和叶秀山同学，又是戏友，当时又住的很近，就很熟了。实际上，我会唱的奚派戏，大部分是中石哥教的。秀山拉奚派也很熟练，有一次奚先生夸他说：“秀山到底是跟陈大沪学过唱和拉，功底是满好的。”
由于奚先生常带我和秀山去看戏，见到不少名演员并和他们一起吃饭，有时也会叫我们俩人一唱一拉来上一段。我俩从小就学余派、杨派等，奚先生就总是说：“你的嗓子好，不要老学我，中石要是有你的嗓子就阔了。”我的奚派唱不好，学不像。我从小是跟我的大哥张金印学的。余杨段落，整出的他也教我背唱。他的不少朋友原来是同事，后来便下海了，如进出口公司的齐啸云（小五），我叫她花脸大姐。我哥辅仁同学杜平（也是我哥教的女老生）唱的比我好，她的哥哥杜冲在天津后来下海拉胡琴了。
总之在奚府见到的客人很多，如赵荣琛先生、梁小栾女士、张伯驹老先生、吴小如（少若）、高玉倩、马长礼，拉胡琴的名人见的也不少，我不记得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在奚家见到了我的表叔刘增复。我家的亲戚很多，表爷表叔也很多。我当时小不记事，我的哥哥们都认识他们。秀山早就对我说过，要是想把余叔岩研究透了不容易，要是我们想学好十八张半等，就得请教刘老先生。我听了没在意。在奚府，表叔对我说：“你的爷爷张耕珊有好几个儿子，可还是收我做他的干儿子。所以和你家亲上加亲。”我在那里喊出来了：“可能因为您懂余派吧！”奚先生也笑着说：“她爷爷有几个儿子还收你为义子。肯定是他老人家心里有数。我有两个女儿，还想再收一个干女儿。”当时对我表叔说：“你附耳上来。”正说着好像有客人来访就没说下去。后来表叔请奚先生见了我的家里人，还和我的父亲及叔叔一起吃了饭。就这样我成了奚啸伯先生的义女。
我对义父说过我想学《击鼓骂曹》不止一次了。他老人家从没有过教我的意思。我说您不必教我唱了，我都会唱了，也能区分是哪派唱的。您就教我“打鼓”算是给我的见面礼吧。他无奈答应了，叫秀山和我一起去他家学。周末下午，我们都很认真，学了起码有2个小时以上，连说带作。我在中学里是鼓号队敲小鼓的，是通过考试的合格队员，大鼓也行，包括为跳交谊舞伴奏打鼓我敲的也不错。所以原本我以为我能很容易的学会，可万没想到义父说：“你学的很快，但不太像是祢衡在击鼓。秀山倒是比你学得有点意思。”义父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但是他的认真态度我是能理解的。回家后我请秀山教我并指出我的问题。后来这整出戏没有演成，是因为秀山和我都想再提高提高。
义父对秀山和我特别爱护和关心，他常对我说：“不要总叫秀山给你拉胡琴，唱戏。”他还说：“你们两位谁也不要下海唱戏。千万不要占太多的时间拉琴唱戏。在业余爱好者当中你们俩算是很不错的啦。”我接受了意见，改进了不少，对自己的工作也更认真了。
记得有一天义父挽着我和秀山俩人的手说：“快请坐，我今天有一事相求你们二位。”我马上就说: “您就说吧，还求什么呀。”他说：“你延龄妹自幼没了母亲，我这当爹的每天忙，对她照顾不到，我想她已经长大了。我意欲（这是戏里常说的词）……”我笑着抢话说：“您‘意欲’给她找婆家吧？”义父答：“然也！好个聪明，快嘴的姐姐。你真是快人快语。其实我更希望的是请秀山哥哥给你妹找个文人做我的女婿。”秀山笑了，义父问他：“你能帮上我这个忙吗？”要是问我，我马上就会说“可以”。但是我家秀山瞪着两只大眼，看了半天，对着我说：“咱们俩回去好好地，认真地想想吧。”义父说“那就拜托了”我说：“容他想想，我也会帮他想。”
回家以后，他就拿出一张纸，想了好多的名字。有我认识的，知道的，还有好多我不熟悉的。于是他说一个，我否一个，说一个，否一个，思来想去，最后有一天，共同觉得还就是楼宇烈最合适。北大哲学系学中哲史的，上海人，和叶秀山是能说得来的熟人，就是年龄比我们大一岁比延龄大八岁。我俩决定先去问义父是否同意我们的选择，然后秀山又去问宇烈。就这样来来去去有些日子，介绍见面等等。亲事就定下来了。对延龄的婚事，秀山和我所做的，只是把我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楼宇烈推荐给了义父，至于如何再进一步了解考察，义父应该都是找中石哥嫂操办的。这么多年楼宇烈虽然比我们俩都大一岁，但是他都是乖乖地随着延龄叫“秀山哥”、“金珠姐”，我好开心。
1957年5月19日下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我们京剧社演戏，好多外校的票友也来看。 秀山已经在哲学所工作一年多了，那天他也来看戏了。我演的是《奇冤报》中的“刘世昌”。我的大哥给我操琴，观众赞赏我们是珠联璧合。演赵大的是中文系研究生李思敬，演赵妻的是历史系的曹其敏，张别古由中文系的杨桐年扮演，演包公的是经济系的范元乾，场面上的人也很齐全。我的固定琴师是中文系的沈玉成，我们配合的一直很好。那次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是散戏后吃晚饭，大喇叭通知晚饭后学生带凳子到大饭厅集合，有重要事情。我们都很累但还是拿了凳子去听。就是那天，开始了北大的反右派斗争。很快校园变了样。我们这一整出戏的演员，中文系的李思敬、沈育成、杨桐年都被打成了右派。我大哥虽然不在北大，但也被划为右派。我一向不大关心政治，所以我仍是骑车进城到义父家唱戏串门。万没想到义父由于替李万春先生写了什么文章也被划成右派。奚啸伯先生是票友下海，本身文化水平很高，又加上爱结交文人，他叫我和秀山不要再去他家了，都好自为之吧。我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也不上什么课，也不看大字报，发现走廊里也有写给我的大字报。没什么内容就是批判我追求三名、三高等资产阶级思想。据说对我查来查去，没有一句反党言论，就是校团委一个姓刘的把我找去批评了一顿，我哭了，也就不再进城了。也不记得秀山干什么了。我对谭天荣、聂元梓、林希翎等的大字报扫了几眼。我承认我是最落后的学生了。不多久还发生了顾文选活活给枪毙了。我也不敢打听是为什么，觉得北大的人太过分了。我的班主任黄继忠是右派，我还签了名说他不应该是右派。后来签名的人大部分都成了右派。没人找我，所以我又幸免了。我和叶秀山也不唱了，也没心思说笑。他那里也出了不少的右派。我们俩的原则就是少说为佳。够心烦的啦。抽空晚饭后在外面散步没人时我们还是哼哼几句唱腔。反右过去后，义父已迁到石家庄去唱戏了。我们最后去看他老人家时，正有客人，也没说几句话，就是叫我们好自为之，要好好学习和工作，将来还会回北京见面的。我不敢抬头看我的义父，就这样，我们离别了。
我来美国以后，有一年纪念义父诞辰100周年，秀山知道消息后鼓励我做些什么，在BBOA的刘伟珊社长支持下，我办了三场奚派专场，后来还作成了碟。感谢中石哥、欧阳启明、张建国、曲学贤、张萍、李国华、李杨等亲朋好友在北京给我们的帮助，三场演出全是我教唱的奚派唱段（以后我还要再谈我如何在美国教唱）。秀山也来过BBOA，他在百忙中还帮我写条幅。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大院子的人全动起来了。最早是和秀山很好的同事，同院住北房，经常会互相串串门聊聊天。那时都算是年轻人。住在北房夫妻俩，男的是哲学所的，女的好像是文学所的。那位男士最爱来找，“小叶小叶”没完没了的说呀说呀。他们说的都是上海话，我也没认真听过。有一天早上我路过北房，那位先生突然煞有介事的对我说，你以后别来我家了，告诉小叶他更不要来了，出了事就麻烦了。我不解其意回家告诉了秀山。他也觉得那位好友出言不逊，有点不高兴，但他没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以后不要再串门子了，其实是他来找我的时候多，不过你也不要对别人去讲这人的话。”
大院里共用的几个水龙头，每天打头碰面的不知要见多少次。我发现大部分人还是没变，还有的说了所里的人和事等等。我就不搭腔了。因为秀山嘱咐我：“不是一个单位的少打听为好。”
不过很快院子里就分成了两派，所里有红卫兵联队和红卫兵总队等等。就听小孩回来学说。这个说他爸是总队的，那个说他爸是联队的。“你爸什么都不是。”说这话时我感到孩子很不高兴有受排挤的样子。形势迅速发展，外边斗走资派、名教授。有的还被剃了头，挂上牌子。院子里的红卫兵喊口号，我们站在屋门口就能看得见。
当时大院里号召“破四旧”，把自己家里的封资修的东西都送到后院锅炉房去。我家的两幅骨头麻将牌交出去了。还有我在北大唱戏时的戏袍两件，一件是我的义父奚啸伯送的，一件是家里给买的，都交上去了，说是烧掉了。这叫“自觉革命”，之后没有再来家查抄。我们不是目标，那时大院的目标是住高楼的名教授们。例如戈宝权教授和他的夫人都被剃了头，还有的也挂上了牌子。院里的红卫兵喊口号打倒某某某。
沈有鼎教授没住高楼，就在我家旁边住，照样斗的很厉害，叫他跪在搓板上。还有楼里的教授也下来站了一排，但是没有剃头等待遇。那时大家都不上班，秀山也不常去所里。好像都没人管似的，社科院就更没有上班之说了。
正好秀山的母亲我的婆婆胃病很严重（后来得知是胃癌），他去了一趟上海看望重病的妈妈。没去太久，回来以后有一天他偷偷地告诉我，他去上海五原路看望了正在接受审查的姜丕之。当时，看门的不许他进去，追问他是什么关系。秀山说是非亲非故，就是领导，而且我俩结婚时他做过我们的主婚人等等。结果是叫他站在门外，由看守把姜丕之的房门打开。就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四目相对，不准招手，更不准讲话。秀山含着眼泪讲述给我。那是我俩这辈子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抱头痛哭。
“文化大革命”叶秀山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他后来写文章说起过，他那段时间念了不少书。当然由于我受到审查，他也很操心。现在我是在说他，我的事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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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叶秀山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有好多值得我学习的好习惯。比如早上起来一定要把家里的好多地方擦一遍，同时烧一壶开水沏茶、洗漱等，然后再吃早点。他去所里小格子间的时间多，中午回家吃饭，有时还会在外面集体吃饭。他回家马上就午睡，雷打不动。如果不去所里，就在家开始工作。上午不打电话也不接电话，最多从房间走出来倒一杯茶，直到11点半吃简单的午饭，然后是雷打不动的午睡。下午的时间就自由支配了。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作息情况。
他的工作是安静的，我的工作和他不一样。所以我们只有到周末可以和孩子们去王府井逛书店，看工艺美术，吃冰淇凌、核桃酪， 有时还会到大华看电影。他从美国回来后有了电视，我们就在家里玩了。难得有一天我们俩都有空去看一个展览会。等了很长时间，挤得满头大汗，都快关门了，我们才挤出来。忽然我听见秀山大吼一声，“哎呀！我被偷了”。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一定是钱包！大家七嘴八舌地为我们着急。秀山当时脸色苍白牙齿打颤，可把我吓坏了。他的一只手捂着他的后裤袋，半天叹气说：“完了，完了！我半年的心血全完了！！！”管闲事的人还真很多，有人说：“你为什么把半年的工资都带出来呀。”他这一叹我马上就明白了，对秀山说：“你安定一下，别急成那样，一会儿就会有人给送回来的。人家要你那些小条条是没有用的。”我这一说，周围的人就更好奇了，追问我什么条条？我说是他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文单词条子，很厚的一沓。大家一听，都说秀山是神经病，笑着散开了。而秀山把我的话信以为真。他说，要是真能还给我，我们马上就回家拿点钱给他。等了一会儿，展览会关门，我们手挽着手无精打采的回家了。那天晚上家里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说话，两个孩子知道爸爸丢了他最宝贵的东西“外语单词”。
不到半个月，秀山的单词片片、小条条等又进了他的后裤袋。这次加强防范，坐车时就放在小书包里。后来我掂了掂，小书包越来越重，还加了一些不常用的稀有单词。我问他什么地方用得上？他说：“学哲学的人有用，你不懂就别问了，浪费时间。”后来我忘记了是谁告诉我：“你家小叶被称为‘八国联军’”。
记得有一天，我由于在单位评优秀落了选，回家后泣不成声，气得头昏脑胀，觉得太不公平了！当时他劝我：“你不要如此认真，生这么大气，你要记住，凡是你自己能作主的，你就做，凡是你不能作主的，你根本就不要多想，就顺其自然吧，否则生气、伤神也没有用。举例来说，今天你不想吃捞面，就想吃饺子，那你就改吃饺子好了，因为你能作主。好些事我们是做不了主的，所以就连想也不要想。”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成了我的座右铭。
后来评工资，评职称，评这评那，我就是心平气和地等待，从不去多想多谈多问，因此省了好多时间精力放在工作、唱戏、听音乐上。有人评论过我，甚至好奇地问过我为何如此“大度从容”，问我对一些事是怎么想的，我就把我牢记的这句话说了，他们也学去了。但我发现自己学的不够彻底，我想是我不懂哲学的缘故吧。
去年9月7日以后，我静下心来，回想我俩相伴的大事小事。我觉得叶秀山除了念书，在其他好多方面，他对自己也是有要求的。他不但能干、肯干而且会干。例如，刚结婚成家后，买布裁剪量窗户，蹬缝纫机，做窗帘。那时被罩要缝上去。棉被要先缝好，就需要手缝。总是我缝一床被，他缝两床被。我们的同学和亲友都说：“跟小叶比，你除了嘴快，哪儿都不快。”说得很对。在干面胡同住时，我们门前有一根绳子可以晾晒衣服。秀山每天一早就用手洗我脱下来的衣袜等，用夹子夹好，然后就步行去所里上班了。南屋的裴瑞敏（陈中立夫人）说，这是小叶每天必做的事，令人佩服。由于我们住在西屋，是来往的必经之路。快到发工资时，楼上的几位教授就过来请小叶代领他们的工资。我记得最常来的是杨一之先生、贺麟先生和管士滨先生。秀山领了他们的工资回来，有时还叫我帮他数一遍。我俩还笑着说，什么时候咱们自己的能数这么多张啊。算好后，他饭也不吃马上就上楼去送。杨先生去世后，夫人冯静女士有事也是托他去办，有时连我也被叫上帮忙。我印象中，叶秀山对自己的事分秒必争，从不浪费时间，但对老先生们托他的事，他是有求必应的，从没有过唉声叹气。对他自己每个月都要唉声叹气一下的是去理发。在干面胡同西口要排队等啊等啊。他要带上一本书。下雨也要去排座等叫，烦极了。有一次因为走神只记着拿书回来，把伞给丢了，这是他第二次丢伞。他多次求我练习给他理发。我很同情他每次的唉声叹气。终于买了理发用的工具，我就上阵了。从不会到会，也是他一步一步地教我。教会了我就叫我“快-快-快”！总之到后来只要他说你给我“来-来-来”，我就会马上拿出理发工具，不到20分钟理完，他就去洗头了。他总夸好！好！我的技术也不断提高。他去加拿大、德国时也都是叫我“快-快-快”！后来他自己也能对着镜子剪，没有大场面时他已能自理了。我在单位也会给大家剪头，带学生野营拉练，我也能给男孩子理发。
我嫁秀山时，他还不会游泳，也不会骑车。在中关村住的时候，每次进城特地陪他从北大西门上汽车（捷克大车）。汽车只有一个门，上去下来都要挤，很不方便。可当时没办法，我骑二八男车，他坐汽车，每到一站就等他有座时在窗口招一下手。当时京剧社里有人说我是十三妹，他是安公子。秀山就拿我的车去练，我陪着他，很快，他能自己外出骑了。有一天他和诸葛殷同骑车去香山，回来的路上，下坡时由于他不太会捏闸，摔了下来。后来他就不再骑车了，正好我们也搬到城里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西郊时没赶上汽车，便只好从西直门一直走回到中关村（北大西校门），我们也不觉得累。还有一次看完戏已很晚了，是个大夏天，走到天安门实在太累了，就在一蹬蹬的台阶上，我睡着了，他护着我一夜没睡。这辈子就这么一回，永远忘不了。
记得所里组织去什么地方活动，他和汝信在一起，就学会了游泳，回来以后就像是会游泳多年的老手。我真佩服他的好学精神！
在学北京话方面，他也是能手，他很快就能掌握要点。有时他说的过了头，就像个相声演员。在上海人学北京话上，我还没听到过比他更强的呢！
学唱北方的单弦、大鼓，他会的不多，但唱的顶呱呱，可惜懂行的马克郁师兄已不在，徐元邦老哥比我们大的多，他就是听也听不见了，我在异乡遥祝他福寿绵长。
叶秀山看上去很文雅，但他并不是一个随和的人，有时甚至很任性很固执。比如他就是不去医院看病。在中关村住时，有一天他发高烧。我死说活说陪他去海淀第七医院，也就等于是我们出了大门的对面。我扶着他去看急诊。回来以后他就大睡。我到清华我表姐家去借大一点的锅给他做面汤。幸好，表姐的母亲也就是我母亲的堂姐来帮我，秀山总算是慢慢好起来了。但再去复查他就不去了。搬进城后，他常买点药吃，不再去医院看病，说太耽误时间，不然就在院里医务室拿点药。我还记得他评上正研究员后，发给他一个蓝色的医疗卡，就在崇文门那边的同仁医院，几十年来他没去用过一次。我是牛街医院，有时看病拿回来的药，我也不大吃，好像他说过，你的药我能吃。总之几十年过去了，他没少买药，什么闻的喷的吸的。后来女儿给他寄过治喘的药。他喜欢喷的，不爱看病，好多年也不体检。我问过他：“你不去体检，不去看病，万一有一天你突然离世，别人要问我你得的是什么病？我何言以对？”他笑着说：“你就回答说我是无疾而终。”
叶秀山的爱好很多，都满有情趣的。但对看病体检这件事没说过好话，任性之极。至今想来，我只有四个字“悔之晚矣”，太迁就他了。
日常生活方面，他的能力也很强。来北京以后他就学吃北方饭。在北大，我们是八个人一个桌，都是站着吃。我们京剧社的人一桌，有说有笑。秀山不爱吃煮鸡蛋，我来之前他都给李思敬，我来了，他就给我吃了，李就和我抢。有好多东西他都不爱吃，就爱吃面条。有时他能排大长队去抢面条。我爱到小卖部买点心面包等零食。他也一口不吃。结婚后没多久，他就会和面擀饺子皮了，调馅儿包饺子、包馄饨，全会了。
我的婆婆会做好多吃的，可惜54岁就离世了。秀山记忆力好，凭儿时的印象他能试着做四喜丸子，先炸了半熟再上锅蒸。逢年过节这是他的拿手好菜之一。日常炒菜只要他想做，就能做的很好吃、很爽口。他还常给我们做蛋饺、做江米酒。他常常讽刺我，还对孩子们讲“你妈妈在厨房一站就是一天！”言外之意是也做不出几个菜来。我总是有一个想法，我的时间比他多，我舍得起，可他有许多的书要看。这个想法，我一直到老都这么想。我有不只一次对他说，有人说我就爱唱啊唱啊有点儿傻样，秀山说这么多年来我就一直喜欢你的傻样。你唱的是老生男角，你的为人气派都是老生气派。你不啰嗦，爽快！还举例挖苦我，“你喝茶就像喝汤一样，咣咣咣几口就喝下去，就像戏中那样。可是日常生活的品茶，你就不会。”
秀山走了，最近我才学会品茶。身在美国，我经常会边喝茶边唱边哭，“泪汪汪哭出了雁门关”！
秀山把时间抓得很紧，但他不是只念书的书生。家务事他干的很多。我在化工厂车间劳动时，正式确定被分配在化工部搞化学工作，心里不高兴。那位李处长对我们分去的大学生要求的很严，大家都很不满。她每天颐指气使命令我们干好多与业务无关的事。如叫我：小张，把这几把椅子搬到XXX地方，把XXX资料册给我拿来，去给XXX教授打电话，然后还要向她详细汇报。我忍不下去，就问她为什么把她自己的事叫我们去做。因为我反抗最多，不到一个月就把我下放到化工厂车间劳动了。人事部门分配我去四车间做苯甲酸等产品，当时正是向秀丽烧死事件前后。班长说这个小翻译不好，得好好教育她。我当时正在给小女儿喂奶。做三氧化二砷（As2O3），就是砒霜，每天下班回家不能马上喂孩子吃奶，因为工作服要脱在车间换自己的衣服回家。回家进门要先洗手，用单独的一个盆，秀山把洗澡的大木盆拿进屋子里，慢慢地放好凉水和一壶壶的热开水，然后给我擦洗。一切完毕才能进孩子的屋子去喂奶。秀山很累的，屋子小，搬来搬去的。一个产品一个月干完后，又换硫酸硝酸。
后来蒋班长觉得我干活认真，为人也不错，给我换了做醋酸的产品，我高兴极了。后来我都能带夜班当副班长了，又被化工厂的工会约去唱戏，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在朝阳戏院，还请家里人去看。秀山笑我参加了工人阶级队伍。我很受欢迎。他说唱戏把你变成真的工人阶级了。因为我表现好还涨了工资。后来还派我去外语学院旁听捷克语。因为要来专家，开始我还不太想去，但秀山一直鼓励我不要错过学外语的机会。我早出晚归，家里一切都是他管。
有时我还会有任务去怀仁堂跳舞，回到家有时已是夜里一两点了。秀山会一直等我，我回到家时，他总是还在写东西。他从不躺着看书，总是边写东西边等我回家，还给我准备吃的喝的，问长问短。
一转眼就干了六年的化学工作，翻译过书，也会了不少语言。秀山总是鼓励我，多学点没坏处，比说闲话好多了。
秀山对我的关怀体贴无微不至。夏天晚上睡觉不开窗户，因为窗外是小胡同，过路的人和车很吵。秀山总是一手举着书，一手摇着大蒲扇。我每每感受着非常舒服的阵阵微风入睡，然后他才会关了床头灯睡觉。数十年如一日。只要是他在家过夏天，我们就是这样。来美国住的日子，秀山就用折扇摇着睡，嘴里还说比大蒲扇差远了。
秀山曾对我说过他小时候，他的爸妈觉得他身体不够健壮，送他去学武术。他的太极拳打的很棒。在我们结婚以后，他曾给我们表演过武术打拳，跳京剧里的铁门坎翻跟头等，很出乎我的意料。
想起他去延安受教育一年回来后也没讲过太多的东西。十年后我刚好出了劳改队就被派去延安劳动改造。临行前，他给我讲了好多注意事项。如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遇到一只狼应该如何，遇到狼群又当如何？排水应该如何，烧火需要注意事项。总而言之，秀山把他十年前在延安的生活经验全给我讲了。十年后我去延安时，正是北京开“九大”跳忠字舞的时候。我去时是工宣队军宣队及校领导送去的，和学生在一起吃住。这一年的日子很难，要不是秀山的叮嘱和指点，我遇到的困难会更多。
往事并不如烟。斯人已逝，但对于我，秀山只是出了个远门而已，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戏要唱，他不会离开我。
